摘要：近年来， 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 一些人用现有的理论去套析中国的实践经验都不成功， 要破解中国经验无法被科学诠释的难题， 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中国政治理论体系， 需要正确理解当前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民主与权威、多元化社会与以人民为中心间存在的张力。
关键词：中国经验； 理论张力； 中国政治理论；
Construct Social Sciences Theories Interpreting Chinese Experience
近年来， 人们在研究中国经验时经常碰到难题：一方面， 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世界公认；另一方面， 一些人用西方理论来解读并试图预测中国未来， 却总是失败；也有人用东亚威权模式来解释中国， 似乎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都是用现有的理论去套析中国的实践经验， 结果不成功。实际上， 要破解这个难题， 需要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 正确理解当前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民主与权威、多元社会与人民中心存在的张力。
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一） 不能用西方现有理论来解释中国道路和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拿来主义，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 而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建设基本上是空白的。但是， 社会科学虽然也有科学性， 实际上主要是观念学， 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来自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的特定经验的总结， 说到底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过程中， 这种地方性知识， 因为西方的兴起， 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知识， 或者说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观察问题观察新经验的角度和出发点， 通常是用来自其他国家的理论。如果这个新的经验与既有的理论完全不相符， 在既有理论坚持者看来， 这个新经验大概就没有生命力。
但是， 芝加哥大学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世界经济史时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他说， 近三百年的经济史， 也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 很少有国家是按照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起来的。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几个概念、几个模型， 是意识形态化的。其实所有理论背后都有大量的历史条件、特殊情况， 但是在建构理论的时候都被刻意地抹掉了， 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几个教条的理论。因此， 所有按照普世的或者主流理论去发展的国家或地区， 很少有成功的。比如说二战以后， 南美和非洲一些国家按照当时主流理论去发展， 用所谓的进口替代理论去发展， 结果都没发展起来， 现在南美国家大多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 当时东亚国家和地区， 包括日本、韩国、台湾， 其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虽然这个模式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证明， 东亚不符合主流理论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 反而符合主流理论的南美模式却失败了。更有意思的现象是，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完全按照当时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去做， 结果出现了“逆发展”.
现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与经验张力的问题。新的理论就是三十多年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 其核心是强调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 也就是政府尽量少发挥作用， 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教条。按照这个基本教条， 国有企业毫无疑问是不应该存在的， 因为在他们的经验、在他们理论要素当中没有国有企业这一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市场化滚滚向前， 但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我们一直实行的是混合所有制， 其中包括了国有企业。政府的作用很强大， 国有企业很强大， 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强发展型国家。如果说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是发展型的政府， 则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叫强发展型国家、强发展型政府， 这一模式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是没有的， 于是他们就认为“中国错了”.但是中国就是靠这个被认为是“错了”的东西走到今天， 成为世界第二， 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全面超过美国。那么， 是西方的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的实践错了？恐怕是理论错了， 理论本身有问题， 这是我们对理论与实践张力的理解。中国亟需基于中国经验的新经济学原理。
（二） 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以党校和工业园区为例
中国这样的发展有没有普遍意义？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世界上大概65%左右的人口， 实行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 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治等一套东西。其中做得好的， 只有那些最早的发达国家， 大约有15%, 另外的50%都不尽如人意。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大约20%, 实行的是中国道路， 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 经济上是发展型国家。如果拿我们20%的人口和实行自由民主国家中50%的发展中国家比较， 有几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它们在治理的意义上没有可比性。所以说， 中国模式适合20%的人口， 自由主义民主适合15%的人口。虽然它们国家数量多， 但人口总量没有我们多。两方面比较哪个更具有普遍性呢？很多国家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走自由民主的道路， 人口都在一亿以上， 和中国有可比性， 但是从治理来看， 有的是无效治理， 有的治理很差， 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从人口意义上说， 适用于20%世界人口的模式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吗？它是不是有普遍性？***总书记在世界政党大会上说， 我们不接受、不输入别人的模式， 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但问题是别人非要学我们的模式怎么办？中国模式的要素当然很多， 比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个深度报道， 谈到政府的第四次革命。政府的第四次革命讲的是什么？就是中国以党校为核心的干部培训系统， 可以提高党政干部的政策认识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现在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在和我们的政党交流后， 开始创办它们的党校。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说到底就是政府的作用， 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建设而成。在一个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建一个工业园区， 使得企业上中下游互相配套， 大大节省了企业各种物流、采购成本。事实证明， 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以深圳的创新中心为例， 背后最大的作用就政府这只手， 它创建了人才工程、各种国家级实验室、企业孵化器等， 才有了深圳今天的创新成就和地位。
***总书记说， 在中国， 经济具有政治意义， 政治也有经济意义， 它们两个浑然一体。这里中国模式对既有理论有一个重大挑战， 那就是如何计算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注重生产要素、全要素， 强调这些要素可以计算出经济发展中土地、劳动力、科技的贡献率等等；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计算， 把政治作用的要素考虑进去， 来衡量政治在经济发展当中起什么作用。所以说， 中国经验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养料， 可以创建新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一个最重要的挑战， 即如何计算出或者解释出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它的贡献率是多少--如果能把这个计算出来， 估计比一个两个经济学诺贝尔奖都厉害。
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对发达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曾说过， 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 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搞集体经济， 没有国有经济， 根本没法和西方竞争。就以最近产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有的学者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说中国错了， 因为你是国有企业去竞争， 人家是私人企业去竞争。但是， 西方国家早期的时候是用枪炮去打开市场的， 现在中国用国有企业去竞争， 有人就受不了了， 这是完全被理论蒙住了眼睛， 枉顾世界经济史、世界文明史。对后发国家而言， 因落后被殖民， 政治组织不起来， 经济组织不起来， 如何去参与全球竞争？在全球经济背景下要竞争， 政治的组织力、国家的组织力量必不可少， 这是绕不开的， 否则的话分散的经济状态怎么可能和欧美成熟的资本主义去竞争？结果是只能被吞噬掉。
二、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张力
（一） 东亚模式
有人认为， 中国这一套东西是东亚模式， 核心其实是国家导航的经济发展。但中国体制与韩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最大的不同是， 中国是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在历史、规模和多样性等方面， 这几个国家或地区都没法比。如何把历史甚至语言都不同的多民族国家组织起来， 这对中国是一个挑战。这些条件不同决定了这些国家组织方式的不同， 最大不同是中国有民主集中制。按西方理论， 民主集中制也可以解释为威权体制。正如亨廷顿所说， 当美国人对外输出模式的时候，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治、分权、多党、选举、宪政这些东西， 因为美国人从来不会为怎么建立一个政府、一个好的国家而操心， 它与生俱来就是现代性社会。但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后发展国家来说， 却存在一个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 可能都离不开人类几千年以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关键--权威。对很多国家来说， 权威是维持秩序的第一个要素。
（二） 竞争性选举与否决性政府
进入现代社会后， 民主逐步发展起来了。人民的权利要得到尊重、保护、鼓励， 就需要民主。西方对外输出大多只有民主， 以此去政府化、去国家化、去权威化， 结果不单是发展中国家不适用， 最后它们自己也乱了。只有民主没有权威， 结果政府就可能变成一个否决型政府， 无法决策。其实人类走到今天， 民主化一直滚滚向前， 现在恐怕我们还需要重新评价人类的秩序， 思考什么是好秩序。人类政治秩序当中一些基本要素， 尤其是权威问题， 不能因为民主化而否定权威， 当然也不能因为秩序而否定民主。但是， 民主多了以后， 它可能会导致民粹主义， 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主张是， 权威、民主和法治的一个动态平衡。法治约束权威， 法治也约束民主， 对它们都有约束力， 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即我们常说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者统一。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 虽然看起来中国与东亚文化也有相似性， 发展经验也有相似性， 但是既有东亚模式又很难解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为此， 我们需要探索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新理论。
（三） 福山的问题在哪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中认为， 好政治需要三个制度支柱：一是强国家， 二是法治， 三是民主问责。福山谈到政治衰败时，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否决型政治。福山的问题意识其实来自亨廷顿。亨廷顿在分析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时， 发现那些国家特别乱。福山十分大胆， 他认为现在美国出现政治衰败，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否决型政治， 即由两党竞争和利益集团导致的否决型政治。但是， 福山没有很好领会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福山强调法治， 而亨廷顿在那本书当中恰恰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于法治太多而政府难以有所作为。
法律在中国也有， 它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东西， 强调不变。现代化社会要求政府有为， 政府去推动， 如果法治过强就限制了政府的行为。所以在美国一个案件、一个诉讼， 比如说关于林业、水利等， 一诉讼就几十年， 在有诉讼结果之前， 政府是没法作为的， 议会也没办法拨款改进这些东西。强国家没问题， 否则没法组织起来。但是， 法治是约束政府、约束强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走上“法治主义”的道路， 这样的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否决型国家， 政府很难行动、很难推动。
另外， 关于民主问责。政府是选举产生的， 选举是民主， 选举授权产生合法性， 被授权的政府是向人民负责的， 这就是民主问责。它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意识。但是， 结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情况，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是由选举产生的， 结果它不能发展、不能治理， 它对谁负责呢？应该说福山能对《历史的终结》进行反思是一个进步， 尤其对六十多岁的学者来说， 敢于否定自己很不简单， 但是他骨子里还是自由主义民主那一套。三个制度支柱， 看起来都照顾到了， 但是如果按照它去做， 在很多国家行不通， 法治太多、政府无为， 选举民主可能并不能负责任。
（四） 权威、民主、法治三者的动态平衡
什么样的秩序好？这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在关心的问题。我提出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权威有利于维持人类的基本秩序， 民主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权威可能导致独裁， 民主也可能导致民粹主义， 所以这两个力量都需要法治的约束， 但是法治千万不能搞成法治主义。美国创造了成文宪法， 成文宪法之前有没有宪法？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大家共同遵守的习惯法， 叫不成文宪法。中国古代创造的礼治、礼仪， 比如三纲五常， 已经内化到中国人血液当中的行为准则， 难道不是法吗？法分两种：一种正式的， 一种非正式的。民主、权威是管分配权力， 法治是约束权力的。但是法治到什么程度？法治要有度， 要与权威、民主达成一个动态平衡。
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 叫“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国家起码要有政府能力、国家能力。政府需要有能力， 但是政府能力不能是无边的， 所以是一个有限政府。这里的有限政府和西方的有限政府不一样， 主要就政治与市场关系而言， 权力要有边界， 政府的手不能到处伸， 要有严格的边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民生方面， 我们的政府又是无限的， 因为它是民本主义政府。党的十九大提出， 2020年中国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对此， 人们好像觉得也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震撼，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在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 你过得好不好是你个人的事， 跟政府无关， 它们强调自发秩序、自生自灭。中国自古以来是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怀是无限的， 于是我在讲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时， 提出了“有能力的有限政府”这个概念。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 从民本主义角度来讲， 它又是一个有能力的无限责任政府。这里很难评价好不好，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福山用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的三要素来分析中美两国， 认为美国有法治、有民主问责， 没有强国家；而中国有强国家， 但是法治和民主问责没跟上。这涉及怎么理解法治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礼治， 就相当于西方的习惯法。韦伯认为， 西方的封建制靠军事和官僚制两种力量来维持。但是中国的军事从来不对内， 就戍边， 对内主要是官僚制来治理。官僚制治理靠什么？就是靠礼治、礼仪来维护社会秩序。这个礼治可能包括各种非正式的法律、文化。福山按照美国的法律 （成文法） 来理解中国， 他对中国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同样， 福山套用选举授权带来合法性的自由民主问责制分析中国政治实践。中国有没有问责？中国政治当中比如说党政同责， 出了问题， 党政一把手都要负责；比如， 地方政府作出的决定却因为老百姓的抗争抗议又被否掉了， 例如PX项目， 从厦门、大连、江苏启东、广东湛江就是这样。所以说， 不能用西方的法治和民主问责的概念简单套到中国的实践分析中。
其实， 中共十五大就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这三要素， 至少比福山的理论早十几年。党的领导就是强调权威、中心、看齐；人民当家作主就是民主， 对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治国对应政府。党、人大、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 用党的表述而言是三者统一。当然，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语言肯定和学术语言不一样， 但是以这样的政治智慧提出来的治国理念是适合中国政治秩序原理的。如果转换一下， 这就是我所说的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
三、多元化社会与以人民为中心之间的张力
（一） 重新认识合法性
应该用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理论来看中国？按照新自由主义来看中国模式， 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很多人在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时候， 提出合法性危机，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自由民主理论认为， 选举授权的政府才有合法性， 才是人民拥护的， 否则就会有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这个概念最早是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他认为， 合法性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合法律程序， 就是说政府组成是合理法律程序；另一个是有效性。这个概念沉寂了半个世纪以后， 大约在1958年或1959年， 被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予以改造。李普塞特把合法性置换为选举， 保留有效性， 认为选举民主加有效性才是有合法性政府。从此以后， 自由主义民主合法性理论流行， 其中用选举衡量一个合法性政府占主流地位。
20世纪60年代， 选举授权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问题。如美国出现了社会运动、内乱， 1968年欧洲出现了五月风暴， 意大利也乱了。60年代西方出现的危机， 其实就是选举政府出现的危机。更严重的是， 学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结果也陷入了混乱之中。正是在那个时候， 亨廷顿提出， 西方这种传统的合法性理论需要重新解释、重新建构， 认为能维持秩序的自主性政府本身就具有合法性。
按照选举授权产生合法性政府的理论认为中国不是选举授权，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1世纪， 西方人一次又一次预判共产党什么时候出大问题， 结果是他们的预测都失败了。2003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叫黎安友， 他提出来一个“韧性威权主义”的概念， 并用威权主义来分析中国。西方人特别爱贴标签， 认为毛泽东是威权主义， 邓小平是威权主义， 现在还是威权主义。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 无论政治、经济、社会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在他们眼里都是威权主义。现在， 加了个韧性或者叫弹性威权主义， 意思就是中国这个政权的生命力还很强。也可以说， 这是对合法性理论的一个退让， 但是再用这个理论看中国， 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合法性危机， 反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按照选举授权， 结果是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美国选出特朗普总统， 总不能说这样的政治是好政治吧， 没有任何人敢说特朗普是好政治的产物。
回到事情的原点， 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说， 资本主义政治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到80年代以后， 西方人包括中国很多学者开始套用自由主义民主来分析中国， 认为中国有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国家发展中都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是中国走到今天的成就有目共睹， 不能以西方的合法性理论来看中国。其实， 无论是马克斯·韦伯的合法律性还是李普塞特的选举民主， 都强调程序政治的合法性， 这是从程序政治方面来讲的。中国自古以来也讲正当性、正统性， 但中国强调的是民心政治、民心向背。有时可能一个决策在程序上是正确的， 但它可能不符合民心。民心是实质性的， 程序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所以说， 中国人更多讲的是实质政治、实质正义， 如民本主义。
中国政治走到今天， 有必要重新讨论合法性问题， 包括合法性的知识基础， 或者说怎么重新认识合法性。其实西方已经有这样的理论， 比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认为西方合法性主要来自宪政民主。但是罗尔斯深刻地认识到， 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条件和西方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 他提出一个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理论：良序合宜政府。良序就是well-ordered, 即组织秩序良好。所谓良序合宜政府， 罗尔斯认为这样的政府只要满足几个条件就是合法性的：第一， 爱好和平；第二， 遵守法律；第三， 决策过程有协商。满足这三个要素的政府就是合法性的。罗尔斯是一个自由主义哲学家， 在他晚年的时候提出来这个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理论，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突破了用单一标准来看待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不同种族的单一理论。这是罗尔斯最后一本书《万民法》给我们的贡献。研究罗尔斯的人说罗尔斯一直在退守， 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他在从抽象走向具体， 从理论回到现实。
所以， 我们认为要重新讨论合法性的知识基础。回到前文说的， 如果按照既有流行的知识理论概念体系， 现行中国很多的做法都不对。那到底是理论错了， 还是实践错了？由前可见， 肯定是理论出问题了， 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原点。
（二）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秩序
近十几年来， 中国的理论界已经有自觉了， 开始构建基于中国传统、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二战以后， 美国最强大， 掌握了学术话语权。改革开放后， 我们主要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习。美国社会科学最大特征就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化， 自由主义通过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普及开来。当然，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很不错， 在社会科学化方面， 马克思主义有三大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此外， 我们还不能丢了传统， 我们有自己的文明基因， 要强调中国文化重要性， 要有文化自信。儒家思想如何来体现？不能总是引经据典， 老子怎么说， 孔子怎么说， 那永远是循环论证不能解决问题。因此，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需要吸收多方资源：一是能够解释西方经验的西方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如何把三者结合， 尤其是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中，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虽然我们有理论自觉， 但是这个工程还不完善， 还没有体系化、系统化。
例如， 国家之间的比较， 不只是比谁好， 还要比谁困难多， 比谁解决困难的能力强。国家建设理论、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静态概念， 而是动态的。二战以后， 西方国家认为它们的制度是完美的， 历史终结了。但是没想到它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也是一个循环过程， 危机、平静、再危机， 问题不断。西方国家从美国到欧洲， 不单单是国家本身的问题， 而主要是文明的问题， 西方基督教文明能否存续都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当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政治秩序问题。
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有两类：一类是西方的自发秩序， 其逻辑是：第一步， 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第二步， 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第三步， 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会带来多党制，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政治代表， 穷人党、富人党， 左派党、右派党， 民族主义的党、宗教派别的党等；第四步， 代议制民主。这个逻辑的结果肯定是不平等、寡头政治， 自发秩序最后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我们的发展秩序是这样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市场经济；第二步， 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多样化。这两步跟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但第三步不一样了， 社会结构多元化以后不一定要搞多党制、多党竞争， 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相对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 中国是民主集中制， 这是中国政治秩序发展的结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到民主集中制， 最大的指向是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人民主体性。也就是说， 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在坚持市场经济并接受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同时， 如何保证人民主体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这是一个最大的张力。人民不会自动实现自己的利益， 人民需要被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学者， 我自己没有研究过村民自治。但我在想， 让中西部农村自治， 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 它们离开政府就不会脱贫；政府帮老百姓发展起来以后， 老百姓说只要给我钱帮助我发展， 不要管我， 这大概说不通。人民主权不会自动实现， 而是需要代表、需要组织， 这个代表者、组织者就是共产党。就是说，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在社会结构多元化过程中， 要保持人民主体性， 就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这其实就是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问题， 这是过去十几年以及当前中国发展中的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结构坚持不下来就会变成一个自发秩序， 结果将如大家所看到的发展中国家自发秩序那样， 就是没法组织起来， 发展不起来， 社会结构很分散， 政府力量很弱。在理论上来说， 人类一直在困境当中， 没有完美的制度， 我们是在比较意义上选择一条更合适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