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论文
摘 要： 实验方法能否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 历来备受争议。文章通过对社会科学中实验方法兴起的历史考察, 以及“实验”概念的可接受性、实验的受控特征、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等方面的论述, 探讨了社会科学中实验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实验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建基于相同的方法论基础之上, 这就为消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方法论分歧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关键词： 实验方法; 适用性; 自然主义; 社会科学哲学;
Abstract： Whether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s controversial. Through an overall examination of experimental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nd a discussion about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experiment”, controlled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ment,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 method in econom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It is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hat makes the social science based on the same methodology basis as the natural science, which might provide a solution to resolve the long-standing method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eyword： experimental method; applicability; naturalism;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引言
毋庸置疑, 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引入, 使得对于自然世界的解释在自然科学的框架下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 作为一种自然科学方法, 实验方法不仅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 而且也改变了包括社会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在这种自然主义观念的深刻影响下,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逐渐延伸至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当中。因此, 实验已成为科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瑞斯乔德 (Mark Risjord) 所强调的那样:“实验是一种人们寻求事物原因的有效方式, 特别是, 近年来, 实验在社会科学中已成为一种更为突出的研究方法。”[1]267
但事实上,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实验方法的运用, 都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并且在实际研究中也回避了对实验方法的基本考察。由此所引发的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究竟具有何种功能的问题, 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 阐述了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的内在历程, 进而从实验概念的可接受性、实验的受控特征、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等方面, 探讨了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运用中的适用性问题, 而该问题的求解又构成实验方法跨学科应用的逻辑前提。最后, 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 阐述了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所呈现出的深刻的哲学意义。
一、社会科学中实验方法的兴起
自17世纪70年代末, 冯特 (Wilhelm Wundt) 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之后, 心理学便成为一门有关实验的科学。但心理学理论的实验检验却是19世纪晚期才逐渐凸显出来。事实上, 实验方法是否能够有效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中, 历来备受争议。为此, 摩根 (Mary Morgan) 就曾指出, 实验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种方法论程序, 有时竟然被公开质疑甚至被明确否定。[2]劳森 (Tony Lawson) 也曾质疑社会科学中实验的适用性, 在其《不存在实验的经济学》 (Economic Science without Experimentation) 一文中, 劳森探讨了“在实验控制 (experimental control) 的现实可能性并不存在的情况下, 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3]199不过, 针对这一问题劳森 (Tony Lawson) 指出:“尽管在社会科学中缺乏受控实验的机会, 但是我仍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前景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3]199实质上, 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实验方法的种种质疑, 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 长期以来,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所使用的方法上具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实际上就体现在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一系列争论之中;二是, 社会现象领域中“实验”本身的可能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在下述内容中将进一步展开。
不过, 上述研究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 伴随着“自然主义转向”的发生, 社会科学中对实验方法的质疑态度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科学研究层面。在实验方法重新引入人类事务的相关探索方面,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有效尝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 科学心理学已成为一门关于认知和行为的学科, 它能够对不可直接观察的心理结构与心理过程, 以实验的方式进行检验。[4]ix进一步来看, 在“认知转向”的深刻影响下, 神经科学在实验和理论方面的新成果, 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相关问题求解的理论来源, 特别是, 脑扫描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为探索神经系统如何运行的过程, 在实验观察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其二, 哲学研究层面。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主义观念的深刻影响下, 一种有关认识论的自然主义进路, 逐渐显现于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当中, 其所倡导的核心观念是, 在人类心灵和社会的语境中, 来探求人类知识的结构与增长, 其部分研究可采用心理学和其他认知科学的经验方法。[4]x-xi需要指出的是, 即便科学未能直接求解一般的认识论问题, 比如我们能否拥有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获得知识, 但是当代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发现, 所提供的大量理论与实验依据, 能够使得我们借助于对事物探求过程中的心理结构, 以及获取知识的心理过程包括知觉到推理, 来求解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
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在内, 其不但是一种基于实验证据、批判以及理性探讨的理性事业, 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自然与社会世界的知识。特别是, 在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哲学中, 明确将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 视为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这已成为社会科学哲学问题求解的主流观念。事实上, 人们对实验方法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 究其原因, 主要是通过下述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 一些新的哲学方法论分析已抛弃了传统哲学所倡导的先验论证的分析模式, 而是建立在科学活动的思想基础之上;二是, 在有关人的科学的相关领域中, 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比如以实验方法为研究模式来从事经济现象的解释与预测。[5]276
基于上述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实验方法整体态度的相关考察, 可以发现, 实验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具有一个很长的过去和短暂的历史, 只不过, 在当代“自然主义转向”研究趋势下,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内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出现, 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不得不重新将实验方法引入自身理论框架的构建之中, 这就为实验方法的再次兴起提供了新的契机。具体来看:
一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 自然主义对于科学理论的相关研究逐渐转向了科学实践, 分析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立足于对科学实践考察的基础上, 开启了对于实验以及实验方法的极度关注, 从而引发了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作为科学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 皮克林 (Andrew Pickering) 、劳斯 (Joseph Rouse) 、哈金 (Ian Hacking) 等人, 对科学理论如何转向科学实践给出了系统阐述。特别是, 哈金从思想、事物、符号三个方面, 对实验室活动的组成元素进行了系统分类, 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我所关注的是成熟的实验科学, 这一科学已经发展成为在理论形态、仪器形态与分析形态三者之间, 能够彼此进行有效调整的统一整体。”[6]实质上, 这种整体研究状况所反映的正是, 传统科学理论的研究维度, 比如语义维度、逻辑维度、方法论维度等等, 开始呈现为逐渐向实践维度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分析哲学所关注的基本论题, 也更为凸显在人类活动的实践当中, 也就是说, 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下来考察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是如何实现的, 比如实验室就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实践活动中所构造出的干涉体系。
另一方面, 伴随着“自然主义转向”思维观念的影响, 人们将社会事件的科学研究更为广泛地扩展到社会科学的一些具体学科之中, 特别是在心理学与经济学当中。比如实验经济学 (experimental economics) 目前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 特别是, 2002年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诺贝尔奖的形式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在此, 需要指出的是, 实验经济学实际上最初是由罗斯 (Alvin Roth) 与伯努利 (Daniel Bernoulli) 首次以非正式的形式所提出, 但是, 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获得真正的发展, 纳什 (John Nash) 和泽尔腾 (Reinhard Selten) 等人, 这些在博弈论方面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者, 对经济学中的实验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 可以说从科学理论到科学实践的转变, 事实上就反映在对于实验室中实验实践的相关理论当中。也正是这种科学实践的哲学观念, 使得科学在实际应用中, 对其所进行的方法论方面的分析, 能够扩大到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之中。比如, 科学的应用关涉科学知识如何使用的问题, 这就对科学家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提出新的要求。
综上所述, 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有效方法———实验方法, 在自然主义观念的整体影响下, 已经普遍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学科当中。事实上, 这种以实验方法为主导观念的研究趋势, 本质上就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纳入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框架之下, 从而实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统一。
二、实验方法跨界应用的可能性
立足于实验方法兴起的历史考察, 可以看出, 实验方法已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观念, 受到社会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研究现状下,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实验方法运用的基本问题。比如, “实验”概念的可接受性问题、实验的可控性问题、实验的多样性问题、模拟 (也称为虚拟实验) 、实验在经济学中的发展等等。本文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来揭示实验方法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层次及范围。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基本问题彼此交叉, 不过所探讨的核心观念是同根的, 那就是对于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具体运用过程中适用性的质疑与考察。因此, 从哲学角度来明晰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特征与应用, 就蕴含着对这一问题求解的一个可能方案。
(一)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性基础
上述回顾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的历史过程, 本质上都为回答一个问题, 即实验方法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 那么, 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合理性如何体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隐含在“实验”概念的可接受性与实验的受控特征两个方面。[5]278-287具体来看:
其一, “实验”概念的可接受性。自然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方法, 能否有效介入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当中,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实质上求解的是, 实验概念本身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可接受性问题, 为此, 劳森指出:“由于为了更加清晰地识别社会结构和机制而不切实际地操作它们, 而对经济学中受控实验的种种质疑永远是特别有意义的, 这当然是合理的。”[3]203-204实际上, 劳森所秉持的自然主义观念在于, 他接受社会规律 (或“部分规律”) 的存在, 因为在开放的、动态的、变化的社会世界中, 存在特定的运行机制, 并且这些机制具有可重复性。可以说, 实验概念的可接受问题, 始终贯穿于实验方法的使用过程中, 许多学者对于实验方法的根本质疑事实上就在于, 在传统实验概念的意义下, 如何理解实验实现的可能性问题。
不过, 针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下实验方法的一系列运用, 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引入实验概念的, 也就是说, 人们所讨论的实验概念, 事实上是“扩大了的实验概念”。这种讨论通常是从三个不同层面上来展开:[5]280 (1) 关于变量的控制范围的认识论问题, 至少有三种可能性:直接控制;间接控制 (也称为统计的控制) ;模型中的假设。 (2) 关于研究涉及的过程中物质性的等级的方法论问题, 其包括四个方面:实验室实验的经验主义的领域;经济学案例中的“被动实验”;模拟, 尤其是计算机模拟;思想实验 (其中非物质的领域取决于模型中的假设) 。 (3) 变量控制的范围和研究涉及的过程中物质性的等级都与真实的、理想的、混合的分析范围等本体论问题有关。
其二, 实验的受控特征。针对实验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反自然主义者们认为, 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的实验都不是在一个隔离的、可控制的以及可操作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由此引发了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具体运用中的可控性问题, 也正是这一问题使得社会科学中的实验表现出比自然科学更为明显的实验受控特征 (the controlled character) 。该特征与因果关系的干涉主义观念 (the interventionist conception) 相类似, 从这一点上来看, 实验的目标就在于, 分离并处理可能为真的原因。比如, 在生物学研究中为了确定某种物质是否对一株细菌有毒, 细菌种群会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这种实验设计旨在使实验者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两组, 从而使细菌生长和死亡的任何其他可能的原因保持不变。
然而, 与自然科学不同, 社会科学由于包含与人类主观性在内的各种要素, 在复杂程度上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此, 为了使得社会科学达到像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 某些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认为, 在社会科学中, 实验方法是无用的, 至少在使用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局限性。穆勒在其着作《逻辑体系》中就曾指出, 社会现象完全由个体的行动决定, 他认为存在个体行为的定律。不过, 穆勒所质疑的是, 人类是否具有寻求社会现象原因的能力, 因为社会现象中的因果要素彼此结合, 相互影响, 由此所导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使得人们很难借助于实验方法来发现引发社会现象的可能的因果要素。
因此,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思实验过程中各种操作因素对于实验的干扰作用。由此, 实验本身就要求科学家们建立一种所有其他的因素都固定不变的实验环境。不过, 对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而言, 不可能找到和实验同样准确的控制。特别是, 文化的、职业的、教育的以及其他不同因素, 使得任何两个真实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区别不止一种, 此外道德上也不允许对人进行隔离和控制, 这就不可能保证受试者不受干扰。
(二) 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实验经济学
经济学中的实验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分支之一, 实验经济学本质上它所关注的是, 来自于传统实验概念的实验室实验。除此之外, 实验室中的经济学实验, 追求达到其他科学中建立的实验室实验标准。根据实验中的问题, 经济学家可以将他们的设计目的, 集中在对实验发生的环境的控制上, 他们可以控制主体间的交流、设定允许的输入行为以及输出响应的变化范围的限制等等。[7]
实验经济学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分支学科,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 实验经济学历经大约1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 目前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正如罗斯所指出的那样, 实验经济学在10年间的发展过程中, 经历了从很少引起好奇心到完善的经济文献的发展转变。[8]特别是,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一本以《经济文学》 (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 为名的专业学术期刊, 首次创建了一个单独以“实验经济学方法”为研究类别的条目, 从而在学科的制度化方面, 促进了实验经济学从提出到成熟的转变过程。从目前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上来看, 其包括公共产品的供给、谈判行为、竞争均衡语境下的市场组织、拍卖市场、个体的选择行为等等。这些研究有的是为经济学理论寻找基础的实验证据, 有的则是为了寻求实验方法的政策应用。
从上述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运用的状况上来看, 无论是在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中, 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当前发展下, 实验方法为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 均提供了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新的方法论框架。这一方法论框架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建基于相同的方法论基础之上, 从而有效消解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所用方法上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根本对立。进一步来讲,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一系列运用, 本质上体现了当代自然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 即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目的、过程、结果上有所不同, 但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 实验作为一种公共的方法论基础, 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当中。不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实验方法之所以能够在方法论层面, 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提供一种整体研究框架, 事实上, 是由当代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 对于实验本身所持有的态度所决定的。正如冈萨雷斯 (Wenceslao Gonzalez) 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社会科学的新的哲学和方法论的分析是在扩大了的实验的视野下进行的, 并且在科学自身中对实验使用一种新的观点。这样, ‘实验’的概念就不再被预先设计的、人类干预的物质特性所限制。”[5]277
三、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特别是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 实验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已受到科学哲学家、社会科学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从根本上来说, 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通常将关注点置于实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两个层面上。具体看来,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意义, 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 从认识论层面来看, 实验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论功能, 实质上蕴含了实验在科学 (包括社会科学) 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1]254具体来讲, 这主要表现在实验与理论究竟何种关系的问题上, 也就是实验如何进行理论检验 (theory testing) 的问题。事实上, 理论检验的观念恰恰与经验主义框架内对于理论概念、确证与因果关系所体现出的相关观念契合在了一起。在经验主义那里, 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构建, 只能通过规律的发现来确认, 也就是说, 因果关系是通过某一理论的概括或规律来给予表述的。而实验则以观察的形式为理论预测构建了一个与之对应的确证规则。
此外, 在实验方法所包含的认识论功能方面, 实验经济学家泽尔腾遵循的就是上述经验主义研究策略。[5]288泽尔腾强调, 经验知识在理解实验现象的重要性方面超越了理论知识。事实上, 泽尔腾所秉持的哲学立场与经验主义所倡导的基本观念相一致, 而并非是那种极力倡导先验知识的理性主义。他反对为完全理性 (full rationality) 赋予优先权的地位。为此, 泽尔腾指出:“企图通过微小的修正, 挽救经济人的理性主义的观点, 是没有成功的机会的。”[9]因此, 泽尔腾对经验所显现出的负面作用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他强调应从积极的方面对经验给予理解。实际上, 泽尔腾在其实验经济学框架中所持有的哲学立场, 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 因而不同于批判理性主义。不过, 在实验证据能够对理论检验所起的确证作用方面, 泽尔腾曾强调:“贝叶斯决策理论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真实描述。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证据,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否定知识———这个关于人类行为的失败是什么的知识。我们需要关于人类行为结构的更积极的知识。我们需要以实验证据所支持的有限理性的理论, 它可以在经济建模中被用作夸大理性假设的替代。”[10]21
可以看出, 在泽尔腾实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 本质上所强调的是, 经验知识对于有效理解实验现象的主导作用。为此, 泽尔腾反对那些企图通过心理学或者是生物学中的少量普遍原则, 来推导出人类行为的理论。他强调:“我们必须要获得经验知识, 我们并不能从生物学原理中推导出有关人类的经济行为。”[10]9因此, 泽尔腾指出, 对于人类行为的相关解释, 应当从经验知识中来获取。此外, 泽尔腾对经济行为解释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原则, 总体上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他认为:“制定很多以经验为主的特定的假设, 比依靠那些令人满意的概括性的和简洁的不切实际的原则要更好。”[10]19由此, 实验现象的成功解释应该建立在以经验知识为主的基础上。为此, 泽尔腾指出了经验知识所蕴含的多样性特征:“实验表明人类的行为是临时性的。不同的原则适用于不同的决策任务。正是因为不同案例的相关研究, 确定了每个原则所使用的范围。”[10]19
第二,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 实验已成为确定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中因果机制的典范, 特别是, 当社会科学家在发现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机制时, 就将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与人类学的相关探讨中, 这种研究策略, 为社会科学中因果机制的阐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不过, 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与实验有关的哲学问题。针对那些无法以实验来进行研究的社会现象而言, 是否能从方法论的意义上, 认为社会科学无法获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地位, 或者说, 实验是否是衡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具有同等学科地位的标准。因此, 针对这一哲学问题, 就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中哪些方面使得实验成为其运用的实践困境, 也就是说, 社会科学中究竟是哪些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内在因素, 引发了实验方法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适用性问题的考察。
进一步来看, 实验经济学家泽尔腾在实验的方法论方面, 为上述问题的求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泽尔腾而言, 在其实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 他更为强调对归纳法的普遍认可。[11]实际上, 泽尔腾在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 其所运用的研究进路并非开始于实验室里用于检验的形式化理论 (a formal theory) , 而是倾向于一种经验主义的研究策略:以经验数据为基础, 从而确定出某些经验规律, 然后构建出能够解释这些经验规律的形式化理论。
可以看出, 泽尔腾实验经济学中所体现出的方法论原则, 本质上不同于以理论导向为出发点的实验研究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观念还体现在泽尔腾的均分支付边界理论 (theory of equal division payoff bounds) 之中。该理论反映了, 泽尔腾对于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一系列基础研究, 实质上已经抛弃了主流经济学所持有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正如泽尔腾指出的那样:“均分支付边界理论的成功证实了一个方法论, 即人类决策有限理性的方法论的观念必须认真对待。坚持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解释是徒劳的。优化的方法不能做到使人类决策过程的结构公正化。”[12]不过, 在当前实验经济学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中, 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冈萨雷斯曾指出, 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局限性上:即在经济学实验室中获得的相关结论, 有多少可以直接应用到现实世界复杂的经济活动之中?[5]290为此, 泽尔腾强调:“现场数据 (field data) 同样也很重要, 但是它们难以获取, 更难以解释。”[13]针对此方面的方法论问题, 目前实验经济学家通过下述两种方式来做出回应:一方面, 是通过一些经济活动的特征, 也就是说, 在一般的情况下而不是在人工的环境下, 来给出人类决策的真实特征;另一方面, 在多变的历史背景中, 把经济活动分解为与其他人类活动相关联的一种人类活动, 事实上, 经济活动与其他的人类活动是相关联的, 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下, 经济活动也是具有历史性的。[5]290
综上所述, 通过对实验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两个层面的考察, 可以看出, 这两个层面共同关注的核心点在于, 如何对实验方法在其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给予有效理解。而实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实质上所强调的是, 可靠性知识 (reliable knowledge) 与可重复性 (repeatability) 这两个基本论题。因而, 实验的基本作用就可理解为, 如何为人类提供研究世界的新信息, 或者说如何为人类提供关于未知世界的工具性知识。
结语
尽管实验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历来备受质疑, 甚至被那些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区别的人们所忽视。但是, 从社会科学的新近发展来看, 特别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实验方法备受关注。事实上,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本质上体现了当代自然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 即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目的、过程、结果上有所不同, 但实验方法作为一种公共的方法论基础, 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建基于相同的方法论基础之上, 这就为消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方法论分歧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RISJORD M.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M].New York:Routledge, 2014.
[2]MORGAN M, MORRISON M.Models as mediato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246.
[3]LAWSON T.Economics and reality[M].New York:Routledge, 1997.
[4]THAGARD P.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M].Amsterdam:Elsevier, 2007.
[5]KUIPERS T.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ocal issues[M].Amsterdam:Elsevier, 2007.
[6]HACKING I.The self-vind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cienc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30.
[7]BOUMANS M, MORGAN M.Ceteris paribus conditions:materiali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theo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01, 8 (1) :17.
[8]RESCHER N.Scientific inquiry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147.
[9]ARNOLD H.Makers of modern economics[M].London:Harverstern Wheatsheaf, 1993:135.
[10]SELTEN R.Evolution, learning, and economic behavior[J].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91, 3 (1) .
[11]SELTEN R.Bounded rationality[J].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0, 146 (4) :656.
[12]ROTH A.Laboratory experimentation in economics:six points of vie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95.
[13]SELTEN R.Features of experimentally observed bounded rationalit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 :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