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来源于英文“ThinkTank”一词，首次出现在1967年6月《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组介绍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文章中。就其定义，“智库”(ThinkTank)是指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政策、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或是指由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专家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研究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政府机构或企业的委托，进行现状分析、未来预测和技术研发等，并提供与政府决策和经营战略有关的政策和信息。在一些国家，“智库”也包括许多从事以技术咨询为业的专门机构，以及早年从事技术研究而后转为咨询的“旋转门”专业人才。但在很大程度上，智库通常是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从事研究咨询的群体。他们把人及社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的手段和方法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提出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为政府在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决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支持。
众所周知，日本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然而，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之一，除了把握历史发展机遇之外，智库的作用功不可没，其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主要类型及特点
(一)日本智库的成长历程
日本智库的发展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日本拥有103家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智库，活跃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
显示，日本目前拥有大型智库108家，在世界智库100强中拥有2家，即排名第14位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apan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JIIA)和排名第24位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DevelopmentBankInstitute，ADB)，另外，亚洲论坛、日本防卫研究所、日本政策研究学会等也颇具实力，其整体实力不言而喻。
就其分布来看，日本智库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其中54%的智库、79%的智库人员和86%的智库收入都集中在东京。就发展的阶段而言，综合研判学者以往成果和分析，本文将日本智库发展分为萌芽起步、智库升温、稳中求精三个阶段。
日本智库的萌芽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急需重建战略和方案。为顺应国家发展需要，九州经济调查协会、政治经济研究所、PHP(PeaceandHappinessthroughProsperity)研究所等智库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恢复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重构上。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持续增长，日本一跃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期间，智库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迅猛发展，日本进入智库热的升温阶段。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伴随世界经济和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日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乃至企业，急需探求新的发展战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已经有了良好发展的智库业悄然兴起了“智库热”，短短10年里就陆续诞生了100多家智库。这些智库在着力研究日本国内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同时，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大大促进了日本经济“向外看”的战略。期间最著名的智库是1965年和1970年成立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7年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日本经济的低迷，支撑日本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陷入“制度疲劳”，一向社会资本雄厚、发展迅速的日本智库业也遭遇很大冲击。更有甚者，许多智库因资金链条断裂而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20%，呈现出稳中求精的发展特点，一些有背景的新智库机构纷纷问世，其中，1997年成立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最引人瞩目，前者由日本财团鼎力相助，它汇聚了一批国内顶级的学者，经济和智力实力雄厚，在日本内政、外交方面有较高的发声力和话语权;后者隶属于经团联，经费充裕，其在国际国内事务中的影响力很高。从此，日本智库进入稳中求精阶段。
(二)日本智库的主要类型
在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多新思想、新观念、新表述、新思路等都源自于智库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政策的制定也凝聚着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智慧。同时，政党、利益集团、专家学者，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特殊群体代言人或组织的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智库建言献策的价值取向。由此，“学—官—产”不同类型的智库及其功能定位成为日本智库的一大特点。
1.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支持型的智库
这类智库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管理和开发的准政府机构，公益性比较强，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公共事业的开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服务，一般不具独立性。它们主要依法承担由各级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重点着眼于基础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事业的协调，其活动范围、业务领域和服务网络覆盖日本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例如由负责日本经济运行的通产省所管辖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要以探讨经济发展趋势、制定经济政策为主;负责社会福利的劳动厚生省所管辖的“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主要研究社会保障及人口政策问题。又如“经济产业研究所(简称ＲIETI)”，其前身为日本中央“部委”直属的官办研究机构，2001年4月，由政府统管改为独立运作，即“非公务员型独立行政法人”。尽管在形式上有较大改变，但其为政府服务的宗旨没有改变，主要基于日本中长期发展战略，开展国际经济调查分析、政策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等。这类智库还有创建于1960年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是目前日本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最大的研究所和资料情报中心。其主要职责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基于地方经验和实证经验的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工作;作为发展中国家研究交流基地，积极开展与日本国内外的合作研究;收集和整理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关的出版物、期刊、地图、法律和统计数据，并基于这些资料提供大量基础信息;对外推广研究工作的成果;开办“亚洲经济研究所发展学院(IDEAS)”，培养从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开发工作的人才。
2.企业财团附设型的智库
企业财团附设的智库在日本智库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以大型的企业财团为后盾，规模庞大，实力雄厚，多为智库业的巨头。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大企业创办智库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所以数量较其他类型智库多;另一方面，这类智库在满足企业自身业务需要的同时，也通过向社会提供咨询以扩大影响，作用于提高企业形象，拓展市场范围和业务领域。此类智库运营机制与企业相似，多为营利性，一般有特定服务群体，从客户利益出发提供针对性很强的咨询服务。在此类智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ＲesearchInstitute，NＲI)，是日本实力最强的企业集团附设智库研究机构之一。该机构自成立以来，除立足日本国内业务外，还在世界主要经济中心或全球城市设有若干家分支机构，专门研究海外市场，向国内提供国际化服务，以扩大企业的全球份额，提升核心竞争力。
3.独立民间法人社团型智库
日本独立的民间法人智库数量多，实力强、影响力高。这类智库包括由个人独立开设的咨询公司和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类社会团体，以及企业创办的或从中分离出来的咨询公司等。他们的研究经费大多来源于承担政府项目研究经费、大企业赞助、对外咨询业务收入等。这类智库操作灵活，通常以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推出成果快，在国际学术交往方面也很活跃。其业务研究范围主要涉及行业内或相关专业领域，向服务对象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咨询服务。例如，1946年由松下幸之助创立的民间综合性智库综合研究所(PeaceandHappinessthroughProsperity，PHP)，出版有《PHP》与《Voice》两本杂志和《PHP文库》，主要业务领域不仅从事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研究等，还关注其研究成果最终得到应用等;又如大阪的木村经营研究所，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经营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外资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还有前文所提到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ＲA)，在《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废止后，已转为完全独立的“民营”研究机构。
4.著名高校自设型的智库
日本高等教育十分发达，拥有国立大学87所，公立大学89所，私立大学580所，总计有756所。庞大的大学群体为日本智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是日本开展学术研究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主力军。客观上讲，尽管日本大学林立，但世界著名的大学并不多，而著名大学也成为了智库的集中地。如东京大学政治和经济学科就很强，京都大学强项主要在理工领域。这些大学开办的智库除人才培养外，主要借助从事政府委托项目研究、兴办专业性期刊，出版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资深专家参与政府咨询决策等途径，向社会提供服务。另外，日本高等院校附属研究所、研究机构以及不属于特定大学的独立的综合研究部门，如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防伪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一般与利益群体的关系不太密切，目的旨在更加公正地为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建议。大学智库由于有着深厚的学科基础，其政策研究的理论性和学术价值比较高，对国家政策制定所产生的理论影响力有别于其他智库，更加受到国家重视。同时，日本中央政府和政府部门组成的各类决策咨询委员会，都会邀请这些著名大学的教授或所属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担任专家委员，为政府提供点对点、面对面的社会服务。
(三)日本智库的特点
尽管日本智库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这是与日本政府积极扶植和引导分不开的。政府为加强对智库建设，一是建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出台倾斜政策，大力扶植智库型咨询业;二是加强相应的法规建设，保证智库建设健康有序发展;三是智库类型多元，多以市场化手段运作，方式灵活;四是从业人员队伍庞大，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加重视以问题为导向的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再从发展规模和成果来看，日本智库的特点也十分突出。
1.综合性强，国际化程度高
智库的综合化、国际化特点主要反映在日本一些大财团设立的综合研究机构上。一是机构设置庞大，涉及领域广泛。如野村综合研究所有3个部，21个研究部和调查部，分设40多个研究室;三菱综合研究所设有经济、社会、科技、情报4个研究部门。二是人员结构上注重文理结合，多学科交叉，形成综合优势。如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人员大体上各占一半;三菱综合研究所则在科学技术方面拥有很强的研究实力，其自然科学人员占有较大的比重。三是研究人员流动快，人才成长迅速，智库机构多以三四十岁的研究人员为主。四是涉及空间广，智库尽管有其重点，但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全球与日本国家战略有关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野村、三费、大和等综合研究所不仅都设有国际部，而且还在美、欧、亚洲的一些大城市设有事务所，情报信息网遍布全世界。比如大和综合研究所就在世界5大洲拥有34个情报站，其中在我国北京、上海、香港都设有站点，信息来源快，应急对策及时。
2.立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日本智库研究既立足于现实，更加注重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未来、预测未来、设计未来”是智库的主要调研任务及其主要特点之一。①如“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等智库主要着眼日本未来经济、产业前景的预测，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曾聘用500多名专家学者分多个专题对21世纪进行综合性分析和研究，推出许多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多为对日本未来所处的国际环境、日本产业会遇到的问题、21世纪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指向，以及总体战略制定等，深受政府的重视，许多已经转化成政策文本和国家法律。
尽管日本智库研究涉及的领域广泛，但研究重点仍以经济、政治为主。如日本权威性智库之一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EＲC)”，20世纪60年代成立初就清晰定位要为日本政府提供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政策建议，帮助政府大力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争取在经济、财政、金融、产业领域中的大国地位。又如1994年，在被政府采纳的4103件智库产品中，国土开发利用1009件，占24.6%，居第1位;经济635件，占15.5%，居第2位;产业493件，占12.0%，居第3位。①由此不难看出，整个智库关注国家重大战略、经济发展问题的成果占绝大多数。
3.队伍庞大，专业化程度高
无论是哪一类智库机构，今天的日本智库从业人员日渐庞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例如由野村证券出资创办的野村综合研究所，诞生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地位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野村综合研究所已成为智库业中的佼佼者，截止2012年，该机构拥有职工5739人，销售额高达3355亿日元。30年来，野村综合研究所向社会提供专业化研究成果12000多件，如1994年所提《关于高龄者雇佣实际调查》，1995年的《首都机能转移和资源再配置调查》等调研成果，为政府出台政策解决日本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结构加速改革，为了能向更多客户提供准确而有价值的信息，野村综合研究所充分利用拥有的全球网络和各种可利用经营资源，快速捕捉世界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发展趋势及尖端技术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向政府和社会提供高效服务，不仅在日本国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还提升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日本智库在服务国家经济决策中的主要做法
日本智库的诞生和发展旨在为政府实施经济改革，制定任务规划，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从服务的形式来看，日本的智库并不直接参与经济决策，政府主导型智库、企业主导型智库、高校主导型智库一般都是通过学术研究、项目方案制定、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等形式服务于政府机构和企业财团等。
(一)紧盯经济发展前沿，及时调整研究重心
如前所述，经济发展问题是日本智库关注的重要领域。为了关注现实，瞄准前沿，日本智库十分重视根据市场所需、行业需求调整研究方向。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经发展中的产业重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日本智库及时调整研究重心，把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培育与转型等作为重大研究领域，组织力量，集中开展系统专题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对策，确保国家经济发展健康有序。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以及经济的低迷，日本智库则把研究重点调整到产业升级带来的金融问题、资源环境问题、能源安全问题，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咨政报告，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如20世纪90年代后，野村综合研究所根据国内外金融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调整研究和经营重点，从一般的调查研究到创造知识，从使用传统研究手法到引进现代化研究手段与技术，对研究内容和范围、企业组织与管理都做了诸多调整。又如经济产业研究所(ＲIETI)一直关注日本及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东亚作为“世界制造基地”不断发展壮大，该所提出，日本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速实现从“世界制造基地”蜕变为“世界创造基地”的转变。为帮助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经济产业研究所还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许多被政府采纳，转化为政策法规。目前，该所正在开展有关日美欧发明者的调查研究、日本外包业的研究、提高日美欧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等，这些都与日本未来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该智库机构还经常举办各种国际性的专题研讨会，积极拓展与其他国家智库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吸收新观点，拓宽合作领域，学习更具适用性的研究方法。
(二)积极借助国外平台，对外传播日本管理文化
日本智库在做好国内咨政服务的同时，借助国外智力和平台，积极向外传播日本管理文化，以提升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重和竞争力。
例如，隶属于日本经济产业省技术协力课的非营利性经济援助机构“日本海外贸易开发协会(JODC)”，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业务是面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工业(机械、电子、化工、金属制品、造纸、环保)及服务业领域的专家，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这种看似援助的项目，就是源自于智库机构的建议，旨在提升日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又如成立于1964年的日本海外咨询企业协会，由49家从事海外咨询工作的单位组成，另有51家金融、钢铁、机械、电机等企业作为协会赞助会员。该协会咨询业务领域涉及广泛，并与联合国工业开发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有密切的联系，随时为委托咨询项目的有关国家的建设单位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如此，日本海外咨询企业协会其实就扮演了向海外传播先进管理文化的智库机构。
日本智库不仅注重在具体的技术和项目等“硬产业”的海外传播，而且还瞄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关注文化产业的输出。例如日本文化领域的惟一智库———文化开发研究所(CDI)，1977年所做的“对日本21世纪文化状况的展望”研究，首次提出了“文化立国”即“输出文化”的对策建议，对日本政府实施海外文化战略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如今，日本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意产品享誉世界，其中动漫产业和先进的游戏产业更是独霸天下。美国政治分析学者道格拉斯·麦克格雷(DouglasMcGray)将日本漫画产业、游戏产业在海外广泛的传播称作“日本国民总魅力”(Japan’sGrossNationalCool，GNC)。仅此一项政策建议就大大提升了日本文化软实力的海外影响力。
(三)重视智库服务主体，贡献具体方案
日本的各类咨询智库机构，在接受政府或财团委托项目的同时，还积极开拓市场，招揽承接企业所需的各种咨询研究课题，帮助企业社团提升技术水平，增强产品开发能力，扩大市场份额，提升产品竞争力。即使政府主导型智库和企业主导型智库本身也把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谋划具体方案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为了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获得及时可靠的信息，政府主导型智库特别重视帮助企业实施信息化建设，政府也对企业的信息化给予多种政策扶植，使得智库和企业有着广泛的政策和经费保障。例如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既是管理机构，又是政府咨询机构，从其履行的职能来看，始终关注企业发展，及时为外国企业对日投资提供信息援助，帮助日本企业扩大出口，收集分析海外经济贸易投资信息并定期向企业发布，提供贸易洽谈咨询服务，为日本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提供支持。亚洲经济研究所(IDE)则围绕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开展基础和综合研究。该研究所成立以来，已对包括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东欧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为日本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支撑。
长期以来，政府主导型智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一是做好政府服务，寻求多方支持。如半官方的日本中小企业公司(JASMEC/SMＲY)、日本商工会(JCCI)、日本贸易振兴会(JETＲO)、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AOTS)、日本交流协会(IＲJ)、日本海外贸易开发协会(JODC)等咨询机构，充分利用其海内外的网络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和贸易提供信息、培训及市场中介等方面的支持，在服务中也赢得了自身发展。二是注重智力的整合。如2009年7月由政府和16家企业出资成立智库机构“产业革新机构”基金，旨在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协会组织合力经营资源的作用，强化国际竞争力，创造出可以主导未来国家富强重任的支柱产业。三是帮助制定拓展海外市场战略，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如日本政府制定的“拓展基础设施相关产业海外市场综合战略”，确定了包括水处理、发电、交通以及新能源汽车和宇航产业等分领域战略路线图，都得到了政府智库强有力的支撑和智力援助。
另外，日本各类智库还十分重视向企业提供发展的具体实施方案。尽管日本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很高，但“信息孤岛”现象存在。为了实施信息共享，缩短产品开发时间，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一些智库帮助企业制定出信息化解决方案，把不同见解、不同管理方式的公司整合起来实施驱动发展，大大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大大提升了日本企业和产品的海外竞争力。而一些企业智库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分析市场需求状况，全面收集社情民意，制定应对竞争对手的策略、网罗各种人才、定位产品研发走向等方面。不同智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四)发挥高校智库优势，服务政府重大决策
高等学校是智库中的重要力量，其学科集中，人才济济，研究实力雄厚，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们以各种形式积极服务日本政府重大决策。如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是专门研究亚太地区问题的全球最大规模的独立研究机构。该机构由专职教师领衔的研究小组有14个，分别主持不同研究课题，如国际开发合作研究小组主持的“国际开发合作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日本与亚洲关系研究小组主持的“亚太地区的国际环境”、“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比较教育研究小组主持的“亚太地区的学习:变迁与同一性的形成”;东亚地区研究小组主持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国际利益与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日本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直接攸关日本的国家利益。他们的研究通过报告、简报、建议、提案等直接送到政府高层和国会，作为决策和立法的重要参考。
同时，政府和国会还经常邀请课题组成员直接前去咨询、作报告，回答议员们的提问，直接参与政策文本和法律条款的制定。
为了更好地服务政府重大决策，智库机构研究十分重视成果的前瞻性。为此，在研究理念上，东京大学就强调要紧随世界前沿，紧扣政府需要，开展多样性研究，注意把研究的体系化与学术的继承性相结合，积极开展各种萌芽阶段的深入研究和开拓性研究。尤其是作为综合性大学，东京大学一是充分利用自身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优势，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二是特别强调要加强与校外等社会力量的协同，积极实施跨越国界的合作，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应用对策构建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智力支持。
三、日本智库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一)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智库建设
战后的日本政府从战略的高度特别重视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财团，通过立法和财力支持，实现智库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一是注重整体布局，支持智库健康有序发展。经费支持上，日本智库一般都能从政府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政府每年用于智库的经费约占日本科研经费的1%。二是为智库发展夯实法律法规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先后制定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诊断实施纲要》和《中小企业指导法》，为智库有序、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三是搭建智库服务平台。为使智库服务经济发展，政府尤为重视“咨询意识超前发展”，让企业本身与智库建立紧密联系，并把企业智库业列入政府管理范围。政府还创造条件，发挥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他们凭借学科智力资源优势在贡献更多的政策建议中获得发展资金，以确保研究的可持续性。
相比于日本，我国的智库从业人员总量不少，从中央到地方机构也很多，但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缺乏整体性布局，综合性不够，经费、智力比较分散，很难形成合力，尤其是在认识层面和支持力度上还很有差距。有报告显示，尽管我国用于政策研究的项目经费逐年增加，但相比于日本，投入总量严重不足，很多美其名曰的智库咨询机构只能勉强维持，很难有所作为。二是在政策咨询、监督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制度化，缺乏法律法规的制度保障，渠道不畅通，很多研究成果不能便捷地进入决策层。三是问题意识不强。调查表明，政府主导型的智库主要忙于草拟领导讲话、报告等日常工作，少有瞄准前沿开展对策性研究;中央、省市区一级智库型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院和一些政府部门所属的研究院所，机构健全，但绝大部分时间或是很大一批研究人员在从事上级交办的临时性任务，深度的、前瞻性的研究不足，许多成果停留在解释性、诠释性研究。因此，只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强化法规建设，不断完善智库的治理机构，理顺关系，整合实力，规范制度，健全评价标准和机制，实行相对独立的专业化运作，我国的智库发展才能步入一个新的起点。
(二)着重建设高端智库人才队伍
人既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知识的主体，智库的核心是研究，所以，人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日本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有着很好的经验:一是人才选拔机制。日本在发展智库业中，紧紧把握住人才观，通过资格考试选拔高素质的智库人才，对人员的考察主要侧重分析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造能力和专业转变能力等。此外，还十分注意智库人员的知识、年龄、层次结构的合理调配。二是注重智库跨学科、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既看重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高等学校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又重视吸纳实践性和动手能力强的企业精英和“旋转门”式的卸任政府官员等充实到智库队伍中来，以打造起高端智库团队。
三是优化科学的智库人才培养机制。日本智库人才培养不拘一格，无论年龄大小，只要能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建议，都要大胆启用，如日本野村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2岁左右，正是凭着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四是注重智库人才培养方式。
智库是一项挑战性很强的工作，知识更新尤为重要。为此，除重视夯实研究人员的理论功底外，日本智库也特别重视实践经验，鼓励年轻的智库研究人员定期深入到政府机关、基层社区、工矿企业考察，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更好地从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另外，日本智库还通过高薪聘请国外专家、定期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国外学科精英参观、讲学、作短期学术交流;建立海外研究机构，网罗人才，引进技术，充实智库力量，提升国际化程度，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就有常态化的人员交流和合作研究。
我国拥有40多万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才，客观上讲，这支队伍都可以被视为智库工作者，但从现实来看，专门从事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研究的人员少之又少。除智力资源分散外，整体素质还很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要建设好我国高端新型人才队伍，一是从制度上安排一些有培养潜质的中青年学者到基层单位、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将管理工作与研究工作有机结合，不断强化问题意识，提高研判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鼓励和支持更多名家名流到世界著名大学、科研院所、智库机构开展合作研究，传播中国理念，展现学术观点，稳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引领力。三是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灵活的海外学术访问、学术交流、学术休假资助计划，增强中国学术主流价值渗透力。
四是积极参与和主办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的沟通能力和交流水平。
(三)加快智库产品转化速度
智库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成果转化直接服务政府的重大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软硬实力。日本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较高，这是因为:其一，其研究的课题大多来自于政府和企业的指向性课题，是政府和企业急需解决的难题，研究的针对性很强，很容易接“地气”，转化起来比较容易;其二，即使智库机构自身选定的课题，由于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前瞻性，商业价值高，成果常常作为特殊“商品”出售给政府或是企业;其三，转化机制健全，平台网络齐备，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完善，如日本学术审议会②从学术研究的特点出发，于2000年9月提出了《关于学术研究中的评价问题》建议书，就“评价的角度”、“评价者”、“整备评价支援体制”和“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进行了明确规定，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其四，重视成果的宣传和推广。日本智库通常通过出版发行期刊、举办报告会、参加交流、上电视进广播、以及网络等，向社会广泛推广，实现智库与社会的有效对接。
尽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但真正转化为政策文本和资政建议的成果还不多。这种状况的产生既有制度上的安排问题，也有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自身的原因。要使我国好的智库产品及时转化为国家急需的对策建议，除借鉴日本的一些经验外，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积极支持智库研究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组建咨询研究院所，协同致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鼓励专家学者通过社会调查、决策咨询、立法调研、舆情研究、未来预测、提交人大提案和政协议案等形式，直接参与政府科学决策。二是着力办好一两份有影响的连续性资政内部刊物与政策简报，及时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交点对点的对策建议、社会动态分析，充分发挥“智囊团”、“人才库”和“思想库”的作用，实现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专业与社会融合发展、合作攻关，把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和地方制定新措施，拿出新办法的政策文本和问题解决方案。三是鼓励知名学者充分运用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有效载体和生动鲜活的语言，深入诠释和宣传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城乡和谐、阶层和谐、人际和谐的价值和内涵，主动回应大众关切、百姓问题，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凝聚促进改革建设力量，展现智库产品的理论魅力，引领时代风尚。四是以学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为载体，联手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研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积极探索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的有效途径，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四)开拓智库服务市场
智库服务作用能否高效率的发挥，必须依赖于市场需求。综上，日本智库的市场意识强，市场化程度高，一是日本智库始终把政府作为其重要的服务对象，常为政府所想，对拟定的研究项目和课题注意保持与政府工作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二是日本政府也充分利用“外脑”，注意把那些社会性、群众性、服务性的工作转给相关的智库机构去做，政府决策咨询真正做到社会化、产业化。三是智库机构始终盯住市场需要，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凝练新方向，增强自我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咨询水平和科学性，积极拓宽业务范围，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四是通过提供高效优质的社会服务，不断提高智库机构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善于把主体走出去求市场转化为客户上门求服务。
当前我国正处经济社会转型之中，市场经济领域的一些治理还在摸索之中。由于智库服务领域和对象的特殊性，以及体制创新上的缺陷，我国的智库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多为被动、指令性和委托性服务，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不多。要扭转这个局面，其一，要依法制定智库产品的评价体系，建立市场交易运行规则，真正实现智库产品的商品化。其二，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帮助从业人员树立问题意识、质量意识和品质意识，从思想和理论高度充分认识做项目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质量是智库机构的生命线。其三，改革社会服务水平作用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项目经费投入等评价方法，既要重视成果的学术价值，也要注重成果的转化、采用和普及的市场价值。其四，建立由成果出让方、服务对象、中介机构、专家团体组成的社会服务水平联合评价机制，完善社会服务水平评价结果公示制度。
(五)推进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和合作
日本特别重视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为此，一些比较大的智库一般都设有负责国际事务的“国际交流部”，如NIＲA，专门为日本学者与外国学者交流合作提供途径和场所。二是日本智库机构经常利用举办国际性讨论会等形式加强对外交流，帮助提升研究人员的国际视野，吸纳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三是日本从政府到智库尤其重视对年轻智库人员的培养，鼓励年轻学者大胆地“走出去”，主动开展国家合作，提升日本的国际话语权。日本学术审议会还认为，将年轻的研究人员派到国外从事研究和聘请国外年轻研究人员到本国从事研究，是提高本国研究人员水平的重要手段。
客观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人不少，但由于问题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大多仅限于专业充电和资料文献收集，很少把学习研究与拓展结合起来。近几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走出去”方面已经有了战略考量，但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就必须抓好:第一，不断完善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工作体系，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鼓励和支持更多名家名流到世界著名大学、科研院所、智库机构开展合作研究，传播中国理念，展现学术观点，稳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引领力。第二，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灵活的海外学术访问、学术交流、学术休假等短期资助计划，增强中国学术主流价值渗透力。
第三，积极参与和主办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办好权威智库外文网站，每年组织翻译推出一批能够反映中国基本国情和内外政策的精品图书，多输出有影响力的电子产品和网络数据库等，加大学术研究论文在海外权威期刊上的刊发比例，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了解，全面提高解疑释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