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现行退休制度促进我国人文社科研究

　　2004年初,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6颁行。2011年6月初,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6公布。各级党委、政府依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纷纷制定了繁荣和发展辖区人文社会科学的实施细则。客观地说,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障碍很多。单从制度看,现行的人事、科研管理、科研成果评价和奖励等制度,就有不少妨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现行退休制度不健全的弊病越来越突出,正成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大体制障碍。

　　一

　　退休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人事制度,我国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统一执行法定退休制度。长期以来,我国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是,男职工6”岁退休;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因其身份、职务不同而不同,大致说来,女工5”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担任副处级以上党政职务、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非省管女干部6”岁退休。我国事业单位新的退休制度规定,担任副处级以上党政职务、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非省管女干部55岁退休。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万马奔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展开和推进,各行各业急需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但是,因高学历人才断档、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长期停顿,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奇缺。为切实缓解这一矛盾,为充分发挥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国家在部分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退休一事上适时实行弹性退休制。他们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如工作需要,加之本人愿意、本人的身体条件好,各单位可适当往后推延他们办理退休手续的时间。这些人包括国家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攻关项目及其子课题主持人,国家攀登计划、“863”计划、“973”计划及其子课题主持人,主持多项国家基金课题的专家,省级以上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在艺术创作或表演方面造诣很高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院士,博导,等等。各单位实施弹性退休制的具体办法各不相同,但各单位通行的做法是对院士实施终身聘任制,适当往后推延其他职工办理退休手续的时间。这意味着文科一流学者或早或晚得退休。结果,理工科的院士即便年迈力衰、丧失正常工作能力,即便缠绵病榻、失语失明失聪,也不必退休,可照样申请和主持各类课题、照样指导博士生、照样领取在岗人员的工资、照样享受在岗人员的各种福利待遇;文科一流学者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或延聘期满,即便健步如飞、神采奕奕、心思灵巧、精力旺盛,也须离开工作岗位,失去申请有一定限制的课题和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只能领取退休人员的生活费,只能享受退休人员的各种福利待遇。

　　文科一流学者在某一时期常常引领着社会思潮,肩负着为人们提供思想和智慧的神圣使命。文科学术史充分表明,他们百年一遇,甚至百年不遇;他们成长的时间较长,他们积淀深厚学术功底、夯实牢固学术基础的时间较长,他们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年纪可能很轻,但他们大多要到4”岁甚至5”岁后,才出学术上的精品力作。因此,他们在学术的鼎盛时期、黄金时代退休,过早结束学术生命,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是正全力以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和人民的巨大损失。

　　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突出。各单位的职工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及时离开工作岗位,有利于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政府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但是,现行退休制度和各单位的做法的弊病不容忽视。各单位处理职工退休问题时一刀切,减少了无谓的纠葛和不必要的麻烦,有规范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的优点,不过,它凸显出现行退休制度和各单位的做法的弊病。因为,它表面上严重损害了我国文科一流学者的利益,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目前,它是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大体制障碍。

　　二

　　理工科和文科差异很大,这是客观事实,不容抹杀;社会上盛行“重理工、轻人文”的风气,并非空穴来风,其原因十分复杂,值得人们深究和反省,但是,理工科的院士重要,难道文科一流学者就不重要?理工科的院士是国家的宝贵资源,难道文科一流学者就不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各单位在退休一事上区别对待院士和文科一流学者,显然不公平。

　　中国历史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工科专家和文科学者机会均等,他们中的凤毛麟角享受同等待遇。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81位院士,其中28位院士来自文科,包括冯友兰、陈寅烙等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着手建构新的中央科研体制,学部委员选聘制是此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4个学部,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吕叔湘、季羡林、胡绳等61位文科学者当选学部委员,当时,季羡林不满44岁,胡绳最年轻,不满38岁。1957年,中国科学院增聘学部委员时,陆志韦、吕澄等3名文科学者进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行列。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来,单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此后,中国科学院分别于1980年、1991年两次增选学部委员,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断了此项工作。

　　1992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走上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199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年,中国工程院成立,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诞生。从1997年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同步开展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工作。截至2013年5月21日,我国有147”位健在的两院院士。2003年,张亚平、卢柯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最年轻,不满39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增选制度,是卓越的理工科专家脱颖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保证。杰出的文科学者没有卓越的理工科专家幸运。中国社会科学院自成立之日起没有开展过全国性的学部委员或院士增选工作,结果,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日起,文科学者中的佼佼者失去了当选学部委员或院士、进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就此而言,卓越的理工科专家和杰出的文科学者的待遇不平等是由他们机会不均等造成的,而他们机会不均等又是由制度不均衡造成的。

　　制度创新是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动力和坚强保证。目前,我国与此相关的制度创新工作包括改革和完善现行人事制度,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规划引导立项机制、优秀成果评价机制、科研激励机制等,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文科学部委员或院士评选制度。在此之前,权宜之计是改革和完善现行人事制度、特别是退休制度。各单位改革和完善现行人事制度、特别是退休制度的原则是,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视具体情况适当延长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在退休一事上公平对待院士和文科一流学者,即对文科一流学者也实行终身聘任制。

　　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须凝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更须充分发挥文科一流学者的聪明才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6”岁或稍大一点年纪退休,过早结束学术生命,不利于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不利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因而,跟各单位对院士实行终身聘任制相比,各单位对文科一流学者实行终身聘任制更加迫切和重要。

　　三

　　众多文科一流学者视科研工作为生命。他们有崇高的学术理想、澎湃的学术激情,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很强。他们退休后,一如既往地从事心爱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如既往地著书立说,一如既往地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而奋斗。不过,不难察觉,他们对其退休一事耿耿于怀。他们不介怀自己退休后不能招收博士生、不能申请有一定限制的基金项目,也不在意自己退休后不能正常参加学术活动、不能享受在岗人员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们介意自己短促的学术生命。众多文科一流学者的履历表明,极“左”政治路线让他们虚度很多光阴,改革开放国策把他们推上正常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的舞台,但给予他们的时间不多。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他们想做的事太多,他们该做的事也太多。即便他们分秒必争、不计寒暑,也做不完。难怪他们笔耕不辍、奋进不已,难怪他们退而不休、退而还思,难怪他们对其退休一事耿耿于怀。为此,众多有识之士为广大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一流学者鸣冤叫屈。

　　各单位在退休一事上区别对待院士和文科一流学者,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关乎各单位是否真正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是否真正落实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否真正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各单位在退休一事上公平对待院士和文科一流学者,是一个函待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它破坏了学术界友好、团结的局面,它妨碍着文科学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助长了社会上盛行的“重理工、轻人文”的不良风气。各单位须就此达成共识:在退休一事上公平对待院士和文科一流学者刻不容缓。

　　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已定,国家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政方针已定,贵在落实。落实它们的具体措施有制度创新、扶持或创办优秀学术刊物、合理配置资金等。当然,制度创新包括人事制度创新。各单位建立切合文科属性的人事制度,有利于国家从根本上改变“重理工、轻人文”的不良社会风气,有利于国家从根本上缩小理工科从业人员和文科从业人员在待遇、科研条件上的巨大差别,有利于国家从根本上消除学术界的不和谐因素,有利于高校、科研单位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人才。各单位建立切合文科属性的人事制度,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扫清一大体制障碍。真能这样,文科一流学者不必再为退休一事忧心,更不会为退休一事寒心。

　　可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在创新人事制度的道路上迈出了稳健的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率先开展一级教授聘任试点工作,2009年5月2”日,该校首聘方立天、刘大椿、纪宝成、吴易风、宋涛、张立文、李文海、陈先达、周新城、郑杭生、胡乃武、黄达、曾宪义、戴逸等14位文科知名学者为一级教授,改变了我国开展新的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以来院士自动进人教授一级岗、文科杰出学者只能受聘进人教授二级岗的局面。2010年以来,山东大学面向海内外诚聘文科一级教授,截至2013年5月,武树臣、杨海坤、郭明瑞、张海鹏、狄德满(德国)、温儒敏、盛宁、安体富、池田知久(日本)、刘铁梁、张祥龙、金光亿(韩国)、吕政等13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国内外文科知名学者相继加盟山东大学,在文科一级教授岗位上延续自己宝贵的学术生命。2011年以来,浙江大学面向全球诚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创造性学术成就、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文科“资深教授”。该校在招聘启事中既然许诺,人选的文科“学术大师”的薪酬待遇参照院士。截至2013年5月,浙江大学的招聘结果尚未揭晓。

　　此前,众多高校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聘任过一些文科“终身教授”或“资深教授”,但这些高校未把聘任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结果,受聘者的待遇和科研条件不明确,聘任工作的操作规程也不明确。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的举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聘任的文科一级教授是不是一流学者叫人怀疑,浙江大学将要聘任的文科“资深教授”是不是一流学者叫人猜测,但三所大学尽量缩小卓越的理工科专家和杰出的文科学者在待遇和科研条件上的巨大差别、尝试建立切合文科属性的人事制度的初衷不容置疑。如果全社会能借此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各单位建立切合文科属性的人事制度的日子不远了。那时,文科一流学者可以无牵无挂地著书立说、无忧无虑地培养博士生、舒畅快乐地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而奋斗。果能如此,文科一流学者将额手称庆,文科普通从业者也将额手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