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效应”统治的批判及其转向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是连接社会、科学与哲学的桥梁，其研究方法在不断地探索和更新，以寻求该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上看，逻辑经验分析、历史分析、实践分析逐渐淡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在经历语言转向和解释学转向后，社会科学哲学也逐步实现向修辞学转向。

　　社会科学哲学的修辞学转向也被称为 20 世纪继语言转向和解释学转向后的人类第三次理智运动。

　　修辞学的大量运用，实质上开启了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进路。因为，人类在描述社会历史的“故事”时，都是以语言作为基本符号，语言受个体的差异、语境的差异、研究者的情绪等影响很大，即使是叙事性的研究进入，都会造成事实与解释的巨大差异，因而，此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带有语境的。

　　这种语境观念在思维领域渗透的同时，一种语境论世界观逐渐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中显现出来。无论是以语境实在为特征的本体论立场，以语境范式为核心的认识论路径，还是以语境分析为手段的方法论视角，语境所具有的元理论特征，使人们已经不能把语境论仅仅局限于使社会科学哲学融合起来[1].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需要摆脱“科学效应”的影响，让社会科学哲学使用修辞学，以消除“科学效应”带来的差异，走出辩护主义者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科学哲学之间的二难选择的困境。

　　一、“科学效应”对传统社会科学陈腐、刻板的统治
　　
　　19 世纪以来，“科学效应”风靡西方的科学界。

　　为了让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尝试了在研究中引入科学的方法。当时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流思想的基本主张是： 把有关人类事物的规范知识（ 社会科学） 与文学和修辞学（ 文学批评）区分开来。1929 年，哲学领域的重要学派---维也纳学派，在成立时发布的宣言中，再次强调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取向： “他们阐述的科学世界观的主要理论要素是经验、实证和对语言的逻辑分析； 同时，把这些分析分别应用于算术、物理学、几何、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2]

　　于是，在科学方法的奠基下，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具备了初步的规模。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有以下特征。

　　（ 一） 注重力求还原的叙事“科学效应”是一种研究方法，意在引导读者形成适 当 的 态 度，以 确 立 社 会 科 学 家 的 精 神 气质[3]（ P269）.这种效应来自于表现形式，而不是被表现的事物。在“科学效应”的影响下，研究者的叙事都是用语言和不断变化世界创造那种“事实”,这种“事实”要成为人们公认的“观点”,而又不能是一种观点。大量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客观的因素撰写其中，而修辞等主观性较强的因素均被传统社会科学排除于体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还原主义原则，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始终，社会科学的“事实”力求的客观，将所有主观因素拒斥于研究之外。

　　（ 二） 强调可逆性的论证传统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者同样注重论证的可逆性，这使得很多社会科学向着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如《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的颁布，就让心理学这门从哲学脱离出来的学科，逐渐从论辩性的探究变成了实验性的报告，叙述者、被叙述者以及运用的结构逐步从研究中僵化起来。《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逐步成为行业的标准，无论是研究者或是从业者都必须遵守《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制定的规范。《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的规则实际上会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丧失在许多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资格，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其科学效应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美国心理协会出版指南》制定的规范下，研究结果的突出特征是： 材料是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 冲突和没有答案的问题很少出现； 所有的参考文献都具有同样的形式和地位……这标志着从论证向没有经过论证的实验主义的退却。

　　（ 三） 重视对事件的逻辑分析亚里士多德是逻辑之父，自他开始，后人便习惯性地把逻辑作为“思维的工具”.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注重运用狭义的逻辑方法，这种逻辑在严格性、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方面几近苛刻，研究者在苛刻的方法下寻求历史、社会、文化等内在的逻辑性。但是这种研究却往往没有达到研究者的预期效果，逻辑学的三段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感性”的社会科学案例，逻辑学的充足理由律中的两大律令：（ 1） 理由必须真实； （ 2） 从理由能够推出结论。这两条看似简单，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容易做到。

　　二、对“科学效应”统治的批判和反思
　　
　　当“科学效应”在世界浪潮中逐渐消弭之际，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者也发出了批判的声音，人们发现了虽然受到这条效应制约多年后，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进入“科学”的行列，反而让自身的发展失去了生机。

　　（ 一） 绝对的还原只是“虚幻”

　　研究者担心，如果把社会科学理论化，那么就会造成人们的注意力从实在方面移开，失去“实在论”,而过度强调方法则社会科学将虚而不实。例如： 社会学家把握“大屠杀”无疑不同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的理解。社会学家侧重该事件对社会结构、社会进步等的影响； 政治学家侧重该事件对政治格局、阶级斗争等的影响； 历史学家侧重对事件的屠杀过程（ 起因、经过） 等客观事实的记录。

　　人类学家侧重该事件对人类思想进化和涌现出的一些领导人等的记录； 他们都力图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制造出某种具有强制性的论点，但是因为所持立场的不同，表述出来的研究结果也大相径庭。

　　除了立场的不同，研究工具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研究结果。社会科学一般使用的研究模型是将观察理由（ 观察者） 与现存世界通过具有重要作用而又与理由和世界均无关系的中介系统（ 观察工具） 结合起来。

　　例，观察者： 我； 观察工具： 思（ 故我） ; 观察对象： 在。

　　虽然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观察者使用的观察工具（ 核心） 的不同（ 宏观、微观） 等（ 例如伽利略的望远镜） ,他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世界有很多节点，它可以被切割成许多小碎片） ,也导致了观察者心灵的分离性和个性心理结构的产生。

　　（ 二） 深陷无法调和的“两难”

　　实证主义还主张用“明显的”数字语言来记录经验性的现代事实。例如，19 世纪 30 年代，有关编号方式或者毋宁说从有关数字化事物中做出归纳的辩论，都成功地运用了统计学。统计学的大量运用，催生了许多“数字化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无不成为“对愚蠢的数字所表现出来的乏味而无聊的炫耀”[4]（ P25）.以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希望达到一种纯科学的境界---一种能够精确地加工计算的模型世界，其中不管是论证还是讲故事都不妨碍对原理的证明。人们作为精于计算的经济主义，运用更多的计算，结果导致对模拟和模型的过分依赖，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华而不实。

　　实证主义视域下的社会科学面临着两难的发展困境。研究社会科学并坚持科学实证的方法，这样可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获得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此时它已经不再是社会科学，而成为“内在一致”的学科。否则，研究社会科学并使用非实证主义的方法，社会科学会形成自身的特色，但是会成为诸多个人主观因素达成的暂时一致，缺少客观性和科学方法，被自然科学排挤。

　　三、温和的转向
　　
　　在经历了艰难的摸索之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多种新的转向。一种重生意义的新的美学科学已经出现，它对人类的知识和真理进行考察，把它们视为我们在世界上的有限位置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它所使用的工具是我们自身所形成的。理查德·哈维·布朗（ Richard Harbey Brown） 花费了 20年时间发展了一种具有诗歌文体形式，介于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社会学。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也致力于将社会科学带回美学和道德科学领域，他坚持认为历史及社会科学的复兴只能来自该领域之外。维柯（ Vico） 的观点认为人类创造历史，人类选择历史。

　　（ 一） 语言转向美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汉斯·凯尔纳（ Hans Kell-ner） 认为，社会科学家的职责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述说这一故事，相反，“曲解故事”成了一种解读社会和构造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说，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社会科学亦是如此。

　　（ 二） 解释学转向在解释学的观点看来，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解释都不可能是对理论文本的纯客观解读，其中必然存在着科学家共同体的先存观念、先存知识和先存方法的引入问题。因此，任何一种科学理论解释都只是附着在特定语境基底上的产物，不同的语境基底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科学解释体系。解释学会侧重分析社会学描述中的隐蔽的“内在一致性”.社会科学得以保存，正是因为对不确定的客体（ 过去发生的事件、社会构成、经济交易、政治势力等） 按照隐蔽的一致性（ 默认的社会共识） 进行“命名”（ 概括社会事件） ,使这些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保存下来。可以预言，若没有这种一致，在其现有形式上所谓社会科学事业将会崩溃。解释学正是找寻和解读这种“内在一致性”的途径。

　　（ 三） 修辞学转向用比喻修辞来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素材的四种方式是： “隐喻本质上是表现的（ representational） ,转喻是还原的（ reductionist） ,提喻是合成的（ intergrative） ,而讽喻则是否定的（ negational） .”[5]

　　我们可以这样大致地来理解隐喻的四种类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中的实际体现。隐喻，它所建立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类比关系。我们在历史着作中常常看到，以植物的生长、繁茂和衰败来类比一个民族或文化的兴衰起落，或者以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意象来表述个体或民族经历危机而重新焕发活力的历程。转喻，其特征是把整体还原为部分，如将对殖民主义的个别抵抗行为视作给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赋予了意义，视作某种普遍现象的代表。又如以伏尔泰一生言行作为启蒙运动的人格化身。提喻，与转喻相反，其运作方向不是从部分到整体，而是从整体到部分。由“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 或“一切历史都是贵族的灵床”（ 帕雷托） 这样对全部历史的意义做出判断的命题出发，一切个别事件或事件组合都由此得到理解并获得其意义。讽喻，对于某种关于历史的判断采取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否定态度，以展示出与之相反的意涵[6].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修辞学转向，我们就会在我们一向拥有的同一基础上做出道德决定，因为我们不可能是我们已经所是的那个样子了。而接下来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如何使人相信？

　　（ 四） 心理学转向心理学转向是继语言转向之后，科学哲学在其理论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又一重要趋向性特征，是人类哲学理性的又一次进步。对于当代意义理论进行了认知分析，展示出在语言外衣下融合语义和意向已成为当代意义理论的必然走向，心理认知与语境分析方法的结合成为科学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证明了对心理认知的语境说明已经在整个科学哲学的解释中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启示性意义，鲜明地映射出科学哲学研究对心理认知因素分析的依赖性。

　　四、结语
　　
　　运用语境论的隐喻思考与模型化方法，不仅能够使科学进步过程中的微观的逻辑结构与宏观的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使基本的内在逻辑的东西在历史的发展中内化到新的语境当中，从而使语境在自然更替的同时，不仅完成了理论知识的积累与继承的任务，同时也揭示出更深层次的世界机理。因此，语境生成论的科学进步模式既不会走向相对主义，也不会走向多元真理论，相反，它既能够包容相对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又能够坚持实在论的立场。

　　参考文献：

　　[1]郭贵春。 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 一种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视角[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2]成素梅。 科学哲学的语境论进路及其问题域[J]. 学术月刊，2011（ 8） .
　　[3]斯蒂芬·P·特纳，保罗·A·罗思。 社会科学哲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汉斯·凯尔纳。 社会科学哲学： “另见文学批评”---介于事实与比喻之间的社会科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