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研究方式三大转型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运动方式的变化决定着国家政治文化等上层结构的变化。当前，全球生产方式正处于结构性转型，其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关系研究方式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解释力和预见性可能再次得到印证。在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从中央政府到全国各地，从互联网巨鳄到制造业巨头都在探讨，如何发挥“互联网+”的威力，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互联网，我们非常熟悉，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对于“互联网+”,很多学者有点困惑，它与互联网有什么不一样么？实际上，正如智慧城市一样，“互联网+”是一个中国式的概念。

　　简言之，它是指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40多年前，美国发明了互联网，主要解决战争爆发后美国国防部指挥系统的生存和运作问题。后来，学术和专业的应用拓宽了互联网的范围，增加了发展的活力，一批互联网产品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包括Email、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BBS和FTP等，它们又很快被商业化。互联网与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办公系统的结合，以搜索引擎为核心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构成了信息社会的主要景观，也造就了微软、IBM、雅虎和谷歌等一批信息产业巨子。中国早期互联网的资本多数来自海内外的天使基金，形成了新浪、搜狐、网易和百度为代表的一批互联网主力军。它们的制高点在于成为互联网的门户网站，分享了以前属于政府的一些信息特权。

　　下面两个现象与“互联网+”的产生直接相关：一是互联网升级，包括带宽和速度的提高、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二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互联网与国民经济的融合。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13多万亿元。一批超级规模的电商横空出世，如阿里巴巴和淘宝、腾讯、京东和支付宝等。马云和马化腾等成为“互联网+”的主要推手。中国政府也高度关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趋势，于2015年提出了“互联网+”的行动计划。***在贵州专程考察大数据产业，观看“互联网+”的演示。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互联网+”覆盖面很广，不仅面向产业和消费者，也面向政务、社会管理乃至国家管理。

　　“互联网+”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肯定会带来学术研究方式的转型。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方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互联网世界，也难以理解“互联网+”所蕴含的颠覆性变革，因而不能满足走在互联网时代前面的中央政府的决策需求。

　　“互联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迅速普及，引起社会及其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如果国际关系研究不及时调整与之相适应，就会滞后，不接地气，无法向决策层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概括起来，“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研究方式有三大转型。

　　研究数据占有方式的转型

　　“互联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供应商和电商借助互联网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决策，使其对消费者的营销更为精准化和即时化，从而快速、高效地占有市场份额。相比之下，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互联网意识和数据意识较为落伍。具体表现在：

　　（1）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都缺乏数据支持，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口碑不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原因。

　　（2）缺乏大数据思维。虽然有些学者重视数据研究，但就思维而言仍停留在小数据时代，数据收集局限于样本采集，数据处理注重精确性，数据分析强调因果关系。数据系统也是按照结构性原理设计。因受经费和地理空间的限制，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数据源来自第二手，所谓第一手数据，很多也是来自官媒记者的现场采访，故而可以理解凤凰网在学界很受青睐的原因了。（3）数据处理的重点在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国际关系研究的刊物上确实看到运用数据进行分析的论文，但发现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事实，预测未来，而是为了与某种理论特别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进行争论。这就是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近来一些重大国际事件预测屡屡失手的关键原因。

　　尽管现在也有高校和智库采用大数据技术，对互联网的数据进行24小时监控，机器人抓取，但其目的仍然是意识形态层面，即进行网络舆情监视和分析。网络舆情确实值得重视，但多家单位重复劳动似乎有点资源浪费，对于决策者最为关注的国际关系的预测几乎是无人问津。

　　真正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通过采集分析大量数据后才能获得的。

　　在模拟时代，无论是国内机构还是驻外机构，数据来源主要是通过阅读西方主流媒体、专业杂志的文献、专业书籍、政府档案、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政府统计资料和官方文件等方式而获得。朱镕基在做研究的时候就熟读西方专业杂志。王歧山也曾做过学术研究，重视数据调研，熟悉国外社会发展状况。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大部分数据已经数字化，并迁移到互联网上，并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巨量数据。

　　此外，外交事务也因其边界扩大而导致数据总量的增加。在工业社会早期，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外交事务属于少数精英涉猎的领域，但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外事务完全混杂在一起，边界非常模糊。以中国为例，以前国内事务在国际社会无人问津。但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剧增，目前国内很多问题如廉政和高考、房市和股市、交通事故和食品安全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议论的热点。

　　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国际关系研究只有通过互联网平台，通过提高对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才会对时局变化了然于胸，才能给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可以预料，随着“互联网+”的渗透，以前国际关系研究那种单打独斗的作坊研究方式肯定要被淘汰，代之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型组织方式。

　　研究组织方式的转型

　　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一大冲击是，迄今为止，同其他领域一样，“单位”是国际关系研究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任何有能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总是依附于某个“单位”,总是通过单位的组织架构发挥国关方面的资政和研究的作用。目前已经形成一个潜规则：衡量一个国关学者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看他（她）是否拿到国家和省市的纵向课题，而要拿到这些课题必须通过单位的渠道去申报。此外，学者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也是通过单位的流程传递到决策机构。“单位”成为国关专家学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决定专家学者社会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同等水平的学者，如果所处的单位不同，其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也全然不一样。

　　然而，“单位”既能够给专家学者提供助力，也会成为一种限制，因为“单位”是滋长官僚主义的天然土壤。单位的领导不会关注学者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而是更看重能否给单位带来近期利益。因此，有些具有挑战性的前沿课题往往被冷落。“单位”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非常排斥协同合作，因为每个单位都想独占研究成果。从整个社会看，除了少量国家级的智库外，大部分高校和地方的智库基本上受制于国家社科基金和其他类型社科基金的左右。而这些基金课题的设置、申报、审批和完成很大程度上是各个单位之间的博弈，夹杂了很多人为的因素。

　　显然，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组织形态必须打破。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协同合作研究模式，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组织方式的新常态。新模式将打破“单位”的界限，降低“单位”在研究过程中的支配性作用。就像人们对于互联网上的服务器、超文本网页和巨量数据的地理位置信息不会关注一样，在“互联网+”时代，学者专家的“单位”印记被淡化，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判断和他们的预测。“单位”一旦退出，研究者合作的主要壁垒就被打破。学者和专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供的便利相互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们会变得很单纯，目的就是一个，探索真理。而当前各种名目繁多的带有浓烈“单位”印记的头衔和称号，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研究主体角色的转型

　　“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因为拥抱互联网而产生新的价值和新的营运方式。例如，最近风靡世界的优步打车软件，在中国也刮起了一阵旋风。优步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和打车软件，为私家车司机和乘客提供第三方平台。优步不抽成，司机可以业余兼职。优步开辟了人民优步的业务，允许不认识的乘客拼车，降低车资。优步的车辆有档次，从宝马、奔驰到丰田或帕萨特。优步服务体贴，不会拒载，车内还有矿泉水，并且司机彬彬有礼。这些特点国内出租车行业很少具备。优步打车提供了一流的服务，但价格很便宜。一是因为拼车；二是优步补贴。司机和乘客都有补贴，特别是司机，优步公司提供很多优惠。因此短短一年，优步已在中国很多大城市全面铺开。优步之所以屡屡告捷，除去商业招数外，正是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

　　优步不需要自己养车养人，主要依赖闲置的社会资源，把资金用于提高服务质量。

　　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为许多专业领域提供了简便易用的公共平台。公共平台上拥有丰富的免费研究资源，这些资源即使再强大的智库也难以与之竞争。

　　例如，谷歌地图将全球的卫星图像进行汇总，将数以万亿计的观察数据放在网上供研究者和爱好者使用。

　　谷歌地球的引擎本身也开发工具，美国研究人员用它来制作了超高清的全球森林变化图。联合国提出全球脉动的项目，对每日生成的全球数据进行观测和筛查，以此发现经济机遇或者是危机预警。由于项目涉及很多领域，因此联合国采取众包的形式完成该项目。于是更多的参与者通过身边的电脑或智能手机参与联合国的项目，分享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这些案例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参与主体角色的转型。一层意思是参与人员没变，但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必须改变。另一层意思就是其他人员的跨界参与。国关研究本来门槛很低，它越来越需要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信息的加入。

　　而“互联网+”提供的技术手段，使得以前只有政府智库才能从事的专业研究，业务好手竟然也能完成。实际上，高手在民间。国内散落着很多没有单位但研究水平非常高的“业余高手”.他们中有些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些是从体制内脱离出来的。这些人的研究水平不亚于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因此我们常常能从网上看到一些研究质量相当高的佚名文章。

　　如果政府看清这个格局就会明白，在“互联网+”时代，可以花费很低的成本却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研究产品，而且挑选范围非常广，价格机制透明，买卖很公平。以前花费巨资包养智库和学者的方式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在“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智库将会以这样一种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有一个类似优步的超级智库机构，为政府和研究者提供第三方网络平台。“超级智库”可以设置基本条件，让符合条件的人员注册为研究者。在另一端，政府的各种机构甚至大型国企也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注册。供求双方在此平台上合作。政府一方需要咨询和资政时，只需要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请求，而研究一方则抢单、接单。当然，具体过程肯定比优步打车复杂，这要根据具体情境而定。

　　“优步”类智库的好处是快速灵活，政府不养人，没有“单位”的损耗，信息高度透明，政府的选择余地非常宽泛。例如，目前大家一个感觉是缺乏地区问题专家，而培养一个合格的地区专家需要十年。政府肯定等不及。但“优步”类智库很快会通过网络平台找到所需的地区专家。这些专家本身来自专业领域，但由于各种原因退出江湖。他们平时闲云野鹤，不在政府的视野里。但他们也需要赚钱养家糊口，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和价格，他们肯定乐于参与。再如，地区国别的研究，首先需要外语人才，但培养少数语种的专家时间很长，机会成本很高。然而如果使用“优步”类智库，发现不缺语言人才，因为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熟悉当地语言又会说汉语的华人。更为重要的是，“超级智库”已经建立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大数据系统，很多问题先经过大数据系统的筛选，已经简化为事实判断题。

　　如果大数据系统也不能解决，就把这类的问题通过网络平台众包，总会找到合适人才。当然，这里没有否认国际关系研究中语言人才的重要性，但我们应该学会追求成本效益，消除人才浪费现象。

　　“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研究主体角色的这种转型，是一种双赢的格局。对于研究方来说，由于不存在“单位”的依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于政府方来说，由于不需要养人，可以节约大笔财政开支。重要的是，绕开了“单位”后，财政不会浪费在很多“闲杂人员”上。这些钱完全用于具有真才实学的研究人员上。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足以提供所需要的智力支持。从整个社会来看，由于实行“优步”类智库，可以让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获得高度的优化配置，极大地节省了社会资源，而决策层又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