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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脂球与月牙儿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6-03-04 共4235字

  原标题:来自底层的抗争:“羊脂球”与“月牙儿”形象比较。
  
  摘 要:羊脂球和月牙儿是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妓女形象,她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个性特征。 但是作为妓女,她们都来自社会底层,因其特殊的身份而饱受鄙视;她们善良、自尊,都希望通过努力来改善自身的处境--抗争命运构成了两者共同的主题。
  
  关键词:抗争 比较 《羊脂球》 月牙儿

  一、引言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对象。 许多文学作品都以妓女为题材,从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 》;从中国唐朝的 《李娃传 》到明代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再到近现代老舍的《月牙儿》,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一直是作家青睐的写作对象。

  19 世纪法国着名作家小仲马在《茶花女》中说:“每个时代的思想家和诗人都向红尘粉黛奉献过他们的怜悯慈悲。有时还有伟人不惜用他的爱情和他的姓氏去恢复她们的名誉。 ”
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一般都为妓女塑造了一种圣洁的形象,饱受命运凌辱的同时却拥有高洁的气质。

  莫泊桑的名作《羊脂球》是一个妓女的爱国赞歌。老舍先生的名作《月牙儿》是一曲被凌辱妇女的悲歌。

  两位女主人公展现出了不同的精神境界。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羊脂球与月牙儿两位女主人公在社会环境、个性特征以及命运改变等方面的相似与不同之处,来揭示社会环境因素对妓女命运的影响,以希冀逐步缓和社会对妓女的歧视, 给予她们更多的理解与同情。

  二、羊脂球与月牙儿的相似性

  (一)相同的身份,相近的时代

  羊脂球与月牙儿都是典型的妓女身份,她们生活在相近的时代里::19 世纪末的法国与 20 世纪初的中国。 两个都处于金钱至上的社会,两个人权平等尚未真正实现,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社会,两个受金钱、名誉、权位支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从事妓女职业的月牙儿和羊脂球都生活在社会底层。

  在 19 世纪末的欧洲,一方面,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法国社会充斥着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人欲、物欲;另一方面,启蒙运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人权平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人权平等尚未实现,真善美在社会上层人士身上几乎荡然无存。莫泊桑在写作上注重“以小视角、小人物的‘小建制’反映人间万象世界的取材与叙述特点”.[2]他通过以妓女羊脂球为主人公,刻画描写马车上的人物,这辆马车上的人物几乎包括了法国社会所有的阶层:资产者,贵族,商人,民主主义者,修女,妓女。 这正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缩影,可谓一辆马车见世界。

  月牙儿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方面在当时的北平旧社会,体面和道德是有钱人说给别人听的。 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说,填饱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没有钱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满足。 并且,社会公平的丧失,社会保障的缺乏,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一出生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出生在穷人家的女孩子更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月牙儿》写的是母女两代被生活所迫沦落为娼的血泪史,它是女人的命运‘还不如一只狗’的年代的真实写照。 ”[3]

  (二)两个单纯善良、自尊心强的女人
  
  性格方面,羊脂球和月牙儿都属于单纯善良、自尊心强的女人。在出行的马车上,当同车的“上等人”由于仓促出逃忘记准备食物而饿得饥肠辘辘时, 羊脂球竟然谦逊温和地邀请他们吃自己丰美的食物, 俨然不顾他们上车时对自己的侮辱。 善良的天性使羊脂球不忍心看到别人的悲惨境遇,反而以德报怨,不计前嫌。

  对德国人提出的无理要求,起初羊脂球坚定地拒绝了,妓女的身份或许不会让她觉得很耻辱,但是强烈的爱国热情让她觉得,跟德国军官发生关系有伤自尊。 善良的她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在马车上正人君子们的怂恿下, 选择以自己的牺牲来成全大家的放行,单纯的她幻想着这样的举动会被那些“上等人”所认可。

  马车再次踏上旅途,“上等人”的举动告诉她这只是空想。 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在民族危难之时都能够舍己为人,然而一群自视高贵的上层人士为了自己的个人安危和金钱上的得失, 随时准备与敌人合作,做出让步。 两种对比,各种人物灵魂的善恶美丑昭然若揭。 莫泊桑在写作上“坚持真实论,‘艺术是有选择的和有表现力的真实’”,[4]可见他借助《羊脂球》向我们展示的是普法战争期间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与羊脂球一样,清新可人的月牙儿竭力坚守着自己那微薄的自尊。她憎恨母亲的职业,以此为耻,为了自尊,竭力要凭借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双手摆脱母亲那样的命运,她给学生织东西挣钱,努力找工作,拼命挣扎,不愿沦为母亲那样的人生。

  然而, 终究连洗袜子的工作都找不到的月牙儿,没办法养活自己, 单纯的月牙儿对爱情抱着期待,想依附于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男人。“小磁人”的出现打破了月牙儿的“春梦”,善良的她选择了离开,想用自己的离开成全别人的美满婚姻。天真的她期冀着自己的离开可以还给“小磁人”一个完整的家庭。

  (三)改变处境的强烈愿望

  身处不幸的境地,羊脂球与月牙儿都有改变处境的强烈愿望。月牙儿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生活在一个封建礼教制度的社会, 一个妇女丧失了独立性只能依附于男性来生存的社会,月牙儿不想沦为妓女,也不想依附于唯一一个男性, 于是她奋力抗争, 想要改变处境。在《月牙儿》中,“‘我’战胜了传统伦理的伪诈,超越了女性对黑暗社会所带来伤害的被动承受, 成为另类的女性,具有了别样的女性意识”.[5]

  这是底层人民生活的辛酸,尤其是底层女性生活的悲剧;同时也彰显出了女性的反叛精神,女性对自我生命的坚守。

  同样作为妓女的羊脂球,在困难时刻,慷慨地帮助同行的“上等人”,为了同伴的利益,忍辱答应德国军官的要求,她所追求的也只是被认同,被所谓的“上等人”所认同。 当时的法国社会,到处充满着腐败气息,上流社会的人利欲熏心,就连道貌岸然的修女为了自身利益也跟那些上层人士沆瀣一气,千方百计把羊脂球推入火坑。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羊脂球幻想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化上层人士,忍辱答应德国军官的要求,为他们做出牺牲,渴望不再因为妓女身份而被蔑视,可以活得有尊严。

  三、月牙儿与羊脂球的差异性

  (一)对命运的不同态度:反抗与顺从

  从事妓女职业,面对悲惨命运,羊脂球勇敢反抗。

  从最开始扑上去掐普鲁士士兵的脖子,到后面在马车上用“大胆而又富有挑战意味”的目光扫视侮辱她的“上等人”, 以及后面拒绝德国军官提出的无理要求,羊脂球一直在反抗,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而沉默。她在同车的“上等人”面前,表现得不卑不亢,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

  月牙儿则在对命运的抗争中顺从,又在对命运的顺从中做出反抗。 为了摆脱母亲那样的命运,月牙儿努力挣扎,她尝试了各种办法,月牙儿想靠劳动养活自己,当了女招待,却受尽男人的凌辱。 她屡屡受挫,由失望到绝望,终于明白了“女子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她最终决定“‘浪漫’地挣饭吃了”.她顺从了命运的安排,从事了妓女的行业。

  然而, 月牙儿又在沦为妓女之后对命运做出反抗。 她明确不依附于唯一的男性,情愿把自己租给多个不同的男性而拒绝两块钱的从良,她追求的是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 这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 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 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 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7]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 月牙儿在狱中还坚持着女性的独立性,这种坚持看似卑微的坚持却使她在精神层面完全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做女人的自尊。

  (二)对爱的不同态度

  月牙儿和羊脂球对爱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羊脂球是在给予爱,她给予同行的人朋友之间的爱,善良地同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为了同伴的顺利放行牺牲自己,这也是这一时期法国“博爱”口号的写照;羊脂球给予危难中的祖国诚挚的爱,无论是扑上去掐普鲁士士兵的喉咙,还是拒绝德国军官的要求,羊脂球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之爱。

  与羊脂球不同,月牙儿是在索取爱,她被动地承受来自别人的爱,她曾得到了母爱,妈妈为了养活她拼命工作,哼哧哼哧地为别人洗衣服到很晚,但是最终妈妈还是离开了她;她也曾得到了男女之爱,她依附于校长的侄子,靠他维持生计,也从他那里得到精神上的寄托,但是最终“小瓷人”的出现打破了她的美梦,她失去了爱情。

  羊脂球在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爱, 她在付出爱;月牙儿在消极被动地感受来自别人的爱,她在是在索取爱,这也是在两位作家笔下塑造出了不同的主人公形象的原因,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是美丽的妓女形象,老舍笔下的月牙儿是悲惨的妓女形象。

  四、羊脂球与月牙儿的现实意义

  作为妓女的羊脂球与月牙儿, 她们就像是一面镜子,将社会制度、社会道德以及人性在金钱下的扭曲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出来。 羊脂球与月牙儿都曾做出过抗争, 她们憧憬着美好生活。 但是现实的悲惨,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验证了她们的挣扎是徒劳的,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她们都演绎着被鄙视的命运, 承受着生命中的一切不公平和痛苦。

  “无论是哪一种社会文化 ,都通过社会伦理制度将妓女监禁在受世人歧视的围栏中, 同时用这种伦理规约为妓女们设计出难以逾越的鸿沟, 虚设出她们能够获得解脱的道路, 致使妓女们向着社会设定好的目标苦苦挣扎。 ”妓女们始终处于被文化道德所歧视所排斥的边缘。

  社会环境因素对妓女命运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剥夺了她们做人的尊严,社会没有给她们提供很大的生存空间,妓女们以悲惨的人生经历控诉着社会对她们身心的摧残与压榨。像妓女那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始终要解决温饱问题,面临遭受身份歧视等方面的困扰,她们的生活不乏艰辛、苦涩和痛苦。 因此,社会应当聆听来自底层人的声音,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重视她们的命运,以更加宽容、公平的态度对待她们,给予她们更多的理解与同情。

  参考文献:
  [1] (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M].全小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5.
  [2] 魏贤梅。莫泊桑与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比较[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16(4):47.
  [3] 王一彬。浅谈老舍 《月牙儿 》的悲剧情调[J].大 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8(2):35.
  [4] 郑 克鲁。法国文学史教程[M].北 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8:256.
  [5] 侯艳娜。高扬女性主体意识[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20(3):69.
  [6] 李 玲。 《 月 牙儿 》 的苦难意识 [J]. 辽 宁大学学报 ,2007(4):40.
  [7] (法)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29.
  [8] 王影君。中西文学妓女形象的文化分析比较[J].辽 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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