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塑中国现代行政文化(3)

　　第二，更新观念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以“统一”、“服从”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必将为一种新的即注重民主法制、公平效率、物质利益、平等竞争的价值观所代替。这种新的行政价值观亦是我国行政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1.公平效率观。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我们都能感受到的，就是公平是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改革所要实现的伟大目标。而且，公平是效率的重要源泉，公平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提高发展的效率。相反，在效率低下的地方，往往原因也跟公平不够有关。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界定公平的涵义，坚持把效率的提高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正确的做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2.民主法制观。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本质要求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不断丰富民主形式，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与实现科学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重要一环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
　　
　　3.物质利益观。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的实现是通过各市场经济主体以独立身份参与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因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便无可厚非。有鉴于此，我们在构建公共行政价值观时，一方面要注重人们的物质利益，让人们在实现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强调权力文明，排除在权力上的任何私有欲，树立起社会利益至上的服务宗旨，并通过社会控制规范个体行为，减少和消除庸俗与狭隘，倡导文明与奉献，使其符合社会整体发展要求，将公共行政行为纳入廉洁的轨道。
　　
　　4.平等竞争观。由于传统观念、旧体制弊端的存在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的影响，在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不平等思想、不平等竞争观念大有市场，严重损害了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在深化公共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公共行政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塑人们的平等竞争观。从而，在公共行政管理中，人才的选拔与使用、职位的晋升与下降都应本着能力高低、功绩大小为原则，坚持公务员人格上的平等权；反对任何特权行为。唯有如此，良好的行政环境才能形成，高效率的行政机构才能建立。
　　
　　第三，优化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事件所做出的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心理反应和心理特征[3],具有情感性、互动性和弥散性的特征。它既是行政管理活动所必须面对的公众要素，同时，由于行政人员本身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心理本身也影响、制约着行政文化。
　　
　　因此要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优化社会心理。大量运用现代管理心理学，端正行政动机，改善行政态度，增强行政情感，改革行政习惯，保持公平的行政心理，确立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建立真诚、乐观的行政情绪，加强行政心理的调适，着重运用组织管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行政人员进行心理辅导，使行政人员的不良心理适应得到调适，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修养得到提高，以现代化行政管理的要求树立稳定、健康、和谐的行政心理，使整个行政心理充满活力和内聚力。最终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的价值评价体系，这就为重塑行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二）制度上，要积极改革创新并要建立一整套行政行为规则，确保各种行政行为依法依规、有序透明、高效运行。
　　
　　一直以来，许多为我国政府推崇的民主、效率、法治等价值并没有很好的内化为实际指导行政人员行为的价值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配套的制度文化建设没有跟上。因此需要建立一整套行政行为规则，来确保各种行政行为依法依规、有序透明、高效运行。
　　
　　建立行政行为规则，要以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为基本依据，以公正透明、运转协调、务实高效为目标，力求体现创造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要着力在“四个规范”上多思考多作为，即：规范决策程序，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集民智，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并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把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规范办事流程，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杜绝相互推诿扯皮，推行限时办结和超时许可，着力提高行政行为效率；规范行政质量标准，按照部门职责和一岗一责的要求，确定质量标准，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评议评价和奖优罚劣机制，努力在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务员队伍中营造争先进创一流的良好氛围；规范政务公开，在保证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规范公务员用语，制定公务员文明用语规范，提倡讲普通话，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改善语言交流方式，展现公务员良好素质。
　　
　　（三）环境上，营造良好氛围，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我国目前属于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当务之急要实现从人治行政文化、全能行政文化、管理行政文化向法治行政文化、有限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
　　
　　首先，从人治行政文化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
　　
　　人治型行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的自由裁量偏大等，主张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者、贤人通过道德感化进行治理。这种行政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表现为官就代表法，法服务于官，法缺乏对权力的约束。而法治行政文化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治理国家，法治型行政文化是现代行政的基石，要求行政工作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以法律至上为最高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官员与百姓一样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各种行政权力的运行边界界定清晰，对权力依法监督，严格控制。从法治行政文化的过程看，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应同步进行。“市场化可以给中国的法治政府提供经济制度条件，而中国政府的法制化，也可以给市场化提供法治政府的保障，并为中国政府的民主化提供基础。”[4]因此，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在理念上向法治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变，以此指导公共行政，并最终在制度表述上和执法实践中真正体现法治精神。
　　
　　其次，从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
　　
　　全能行政文化认为，政府是全能的、积极的行为主体，社会是散漫无度的，是被动的对象客体；政府有责任包揽它有能力做的一切社会事务。在全能行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政府无所不管、政府权力无限的管理格局，最终因为“政府提取公共财力的调动资源能力的有限性与其所承担责任的无限性”[5]使政府处于“管不好”、“管不了”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实行由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有限行政的意识，完善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即宪政约束、民主约束、财政约束、分配约束。向有限行政文化转变，还要求政府培养市场经济的意识，改变“吃大锅饭”、“父爱主义”、只讲收益不讲投入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逐步树立科技意识、竞争意识、成本意识、效能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等观念，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接轨、旨在确立有限有效政府的制度。第三，从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管制型行政文化从传统的管制型行政体制演变而来，适合于集权型的管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具有无所不包的行政责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随着现代市场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传统的管制型行政失去了意义，企业和民众成为市场和社会的主体，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从而，提倡政府转变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行为，从管制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要实现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需要健全行政民主监督机制，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由“黑箱”行政模式转为公开性行政模式，使政府部门按照一定的制度、法规、程序行使公共权力，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通过公开的行政模式这一“玻璃屋”[6]实现法治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在广大行政人员中的内化。
　　
　　注释：
　　
　　[1]徐颂陶，《走向卓越的中国公共行政》，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2]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3]许文惠，张成福，孙柏瑛，《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4]毛寿龙李梅，《法治政府进程面临挑战》，《中国国情国力》，1999.2,第42页
　　[5]齐明山，《转变观念、界定关系--关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新视野》，1999.1,第37页
　　[6]庄素王，《新加坡透明的文官制度》，《中国公务员》，1996.6,第45页
　　
　　参考文献：
　　
　　[1]竺乾威，《公共行政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许文惠张成福孙柏瑛，《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
　　[4]黄达强，《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王学栋，《论我国公共行政文化的重塑》，《石油大学学报》，2001年版，第1期
　　[6]时和兴，《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其走向》，《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版，第4期
　　[7]罕岳，《行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政治学研究》，1998年版，第2期
　　[8]罗兴佐，《行政文化建设浅议》，《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