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语言学论文
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师承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发展已经十分成熟, 而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1808年雷顿 (John Leyden) 指出汉藏语若干语言有同源关系, 如果从这时算起, 汉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在这200多年中, 前140年的发展较为缓慢, 后60多年发展比较迅速, 后60年与前140年相比, 出现以下的特点:一是客观性的增加;二是研究条件的改善;三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四是研究成果的增加;五是研究队伍的壮大;六是学科地位的上升。汉藏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和汉语上古音研究关系密切。龚煌城曾说过, 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一条通往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大道:如果没有它, 真正的汉藏语音韵的历史比较将无法展开[1]。我们将梳理汉藏比较语言学和近年来上古音的研究概况, 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汉藏比较语言学对继续开拓上古音研究所体现的价值。
一、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概况
1916年, 德国汉学者劳佛已经开始了有规模且具系统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此后, 西门华德 (1929《藏汉语比较词汇集》) 等不少中外学者亦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其成就已蔚为大观。
海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包拟古 (1980)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龚煌城 (1980) 《汉、藏、缅语元音的比较研究》、白保罗 (1984) 《汉藏语概论》、柯蔚南 (1986) 《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全广镇 (1996) 《汉藏语同源词综探》、马蒂索夫 (2003) 《Handbook Proto-Tibeto-Burman----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薛思勒 (2006) 《上古汉语词源词典》等。
大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俞敏 (1989) 《汉藏同源字谱稿》、曾晓渝 (1994) 《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邢公畹 (1999, 2001) 《汉台语比较手册》和《汉藏语系上古音之支脂鱼四部同源字考——〈读柯蔚南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札记》、施向东 (2000) 《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杨光荣 (2000) 《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陈其光 (2001) 《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薛才德 (2001) 《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吴安其 (2002) 《汉藏语同源研究》、金理新 (2002) 《上古汉语音系》中运用的同源词、黄勇 (2002) 《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龚群虎 (2002) 《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黄树先 (2003) 《汉缅语比较研究》、蓝庆元 (2005)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汪大年 (2008) 缅甸语与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王锋 (2011) 《白语大理方言中汉语关系词的声母系统》、汪锋 (2012)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以白语为例》等[2]。
此外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自1998年以来与多个国内外机构合作, 开展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 已经有一批成果出版, 一个包括有汉语古音构拟和汉语方言、藏缅语族语言、侗台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南岛语族语言、孟高棉语族语言等近400种语言和方言的计算机词汇语音数据库检索系统和数十种重要语言的词典库正在建设, 数据库检索系统正在升级改造中, 可能增加更多汉藏语系的语言, 数据库的建成必将能够进一步推动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
二、上古音研究的概况
在国际汉语音韵学界有广泛影响的上古音构拟体系主要有六家, 以最后全面形成自己上古音体系的时间先后为序, 可以排列为: (1) [瑞典]高本汉 (1957) ; (2) [中国]王力 (1958) ; (3) [美籍华人]李方桂 (1971) ; (4) [俄罗斯]斯塔罗斯金 (1989) ; (5) [美国]包拟古 (1995) 、白一平 (1992) ; (6) [中国]郑张尚芳和潘悟云 (2003) 。
从构拟上古音的材料和方法上看, 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主要根据先秦韵文、说文谐声等汉语内部材料, 不采用汉藏比较法求证上古音, 我们称之为“以汉观汉”派;另一派除了汉语内部材料, 还使用汉藏同源词等汉语外部材料, 使用汉藏比较法求证上古音, 我们称之为“以番观汉”派[2]。
近十年来, 上古音研究的成果择要综述如下: (1) 从2001年起, 学术界以古音研究中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为主要内容, 展开了一场辩论。参加辩论的学者有郭锡良、梅祖麟等几十位学者。这次讨论的话题是上古音构拟的方法和原则问题、谐声问题、复辅音问题、同源字问题、如何看待古藏语与上古音的关系问题以及学风问题。辩论双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何九盈的《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的基本原则》 (2004) 是这场辩论最重要的收获之一。2009年出版了有关学者们的学术辩论论文集——《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 为查阅参考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潘悟云2005年11月主持召开上古音构拟会议。参加会议的学者共宣读论文30多篇, 涉及东亚语言的系属及其演变、上古汉语的音系格局、东亚人群南北差异结构的成因等方面的内容。 (3) 继续在上古音构拟的方法和原则问题、谐声问题、复辅音问题、同源字问题、古汉藏语和上古音的关系问题、汉藏语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如陈鸿 (2005) 《谐声与上古音断代研究》、赵彤 (2005) 《上古音研究中的“内部比较法”》、郑张尚芳《汉藏两语韵母的异常对应》 (2006) 及《上古汉语的音节与声母的构成》 (2007) 、孙宏开《汉藏语研究方法之我见》 (2007) 、张亚蓉 (2008) 《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研究、叶玉英 (2009) 《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施向东《从系统和结构的观点看汉语上古音研究》 (2009) 及《略论上古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12) 、冯蒸《上古音单声母构拟体系的方法论考察》 (2010) 及《论古汉语和藏语同源词比较的音韵框架模式》 (2011) 、孙玉文《谐声层级与上古音》 (2011) 等。 (4) 继续开展对声母、主要元音构拟问题和韵尾、声调起源问题的讨论。如曾晓渝 (2003) 《见母的上古音值》及《论次清声母在汉语上古音系里的音类地位》、黄易青 (2005) 《论上古侯宵幽的元音及侵冬谈的阴声——兼论冬部尾辅音的变化及其在上古音系中的地位演变》、潘悟云《上古汉语的韵尾*-l与*-r》 (2007) 、王为民, 张楚 (2009)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确定元音音位的方法商榷》、郑张尚芳《汉语藏语古元音三角韵字在苗瑶、侗台语言的对应》 (2008) 、傅定淼的《去声*-s尾的汉文献遗迹》 (2009) 、李开《〈广韵〉重纽在古音构拟中的解释》等。 (5) 建立了完整的上古音体系, 出版了两部上古音系的专著:金理新的《上古汉语音系》 (2002) 和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 (2003) 。 (6) 古音学史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如张民权的《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 (2002) 、李无未 (2004) 《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的研究》和刘青松《陈第古音学视野中的谐声材料》 (2009) 等。 (7) 尝试利用现代实验语音学手段研究古音, 如朱晓农《证早期上声带假声》 (2007) 等。
三、汉藏比较语言学与上古音综合研究概况
国内外运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研究汉藏语同源关系的著作和论文可谓不少, 但这些研究多是单一的词汇对应, 较少涉及对应中存在的语音、语义和语法形态等方面的问题, 也没有总结出系统的对应规律并将其有效地运用于上古音的研究。古音的争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古音研究的现状。
目前汉藏“同源词”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对应的偶然性问题。比如很多论著把汉语的“飞”和藏语的phur-ba作为同源词, 但上古微部跟藏语的-ur的对应情况并没有整体考察。二是择词的任意性问题。有人拿“壩” (*pǎg高本汉*peak王力*pragh李方桂*praks白一平*praags郑张--潘) 和藏语rags“堤坝”对应, 但声母p难以对应, 这是“音隔”。有人把藏语的“蜘蛛”sdom跟汉语的“蚕”对应;把藏语的“负载物、重负”sgal跟汉语的“鞍”对应。这属于“义隔”。张琨曾在找到一套和“铁”有对应关系的词, 但他后来也承认“可能是早期的文化借字”。铁的大量采用是在战国时代, 金文中没有见到“铁”字。《说文》古文铁写作“銕”。所以“铁”这个词不能作为汉藏语不同语族同源的证明, 它的出现甚至晚于一些语族的分化。这属于“类隔”。另外还有某些学者们很多所谓“同源词”说服力也不强, 比如:把上古汉语的冷僻词拿来作比对, 比如汉语“匹”对藏语“鸭”, 把中古以后的词拿来作比对, 比如“硬”和“娘”等[3]。三是择词的分歧性问题。如同一个“别”字, 龚煌城认为它与藏文N-brad“抓、刮”同源, 而施向东认为其同源词为phyed“分开”。
汉藏语同源词的的研究中, 各家都试图找到对自己论证有利的“同源词”, 有的同源词各家高度一致, 有的你有我无, 也有的互相矛盾, 问题出在综合比较各家的材料, 去伪存真, 看能否形成有规律的对应。汉藏比较研究中一个问题是构拟的语音难以区分是上古音还是原始音。把藏文作为根据来构拟古音, 需要考虑哪些音可能属于上古音, 哪些音属于原始音。但有些论著则不然, 一概委之于“上古音”。这会把许多应该属于原始音的现象强归属于上古音, 忽略语音之间演变的“语音链”[4]。
比如:汉语中的月部“肺” (*phiua王力*phjadh李方桂*phobs郑张*phjots白一平) , 我们可以从各家的藏缅语材料中找到以下的形式:景颇sin31wop55载瓦tsut55勒期tsot55珞巴义都a55po55缅文a1-shut4阿昌a31t?hot55珞巴噶博尔lo:车旁pop加罗kasop卡林swah-prap白语妥洛t?huo42。比较可推论, 原始藏缅语的形式可能是*plop或*prop。缅文等的韵尾-t是-p在圆唇元音的异化下产生的, 复辅音pl或pr在阿昌、载瓦中变为塞擦音, 景颇语sin31是表示内脏的前缀, 词根中w来自唇塞音[5]。如果由此得出“肺”的上古主元音也是*o, 就是没有有效区分原始音和上古音。再比如:藏缅语族的语言多有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浊清别义, 而藏缅语的比较表明, 这些语言的浊清别义是由使动化*s-前缀产生[6], 这是原始藏缅语的使动形式, 后来的送气不送气交替、松紧交替、不同声调交替等都是由清浊交替演变而来。但有人把*s-前缀看成是上古音的形式, 还有人提出了上古汉语有松紧元音的对立, 这都混淆了演变的层次, 忽略“语音链”演变的时代性。“语音链”的演变研究“是一项理论、方法很强的研究工作, 值得不断总结经验”, 以便更好地为上古音构拟服务[4]。
汉藏比较还有一个问题是, 跟藏缅语进行比较的汉语上古拟音还没有定论[7]。拿各家不同的拟音进行比较结果很不同。比如上述“壩”与藏语“堤坝”的比较, 高本汉和王力的体系没有r介音, 就不能和藏语的rags中的“r”对应;而其余三家有r介音, 则能和“r”相对应;还有就是比较的目的是构拟上古音, 但却先把上古拟音当作比较的基础, 这难免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因此, 在比较时不应先入为主地采取某家拟音, 而是首先找出藏缅语族内部有系统对应的同源词的对应规律, 形成“语音演变链”, 然后再从整个音韵系统的对应上来检测各家上古音构拟的科学程度。
王力和李方桂两位先生都曾提及汉藏比较缺乏重要的成果:“ (汉藏比较) 也还没有做出满意的成绩。[8]”;“ (汉藏比较) 到现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十分肯定的结论。我们现在可以应用的也不过少数比较可靠的例子拿来作上古音系的印证而已。还没有作到成系统的拟测藏汉语系的原始语音系统。[9]”但今天的汉藏语比较离两位先生说上面话的时间有几十年了, 在这几十年内, 汉藏语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找到大批的汉藏语系的同源词。据我们对“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概况”中提及的汉藏比较论著中“同源词”数量的初步统计, 各家总结出的汉藏语“同源词”已达7062组。现在的任务就是从中筛选出可靠的“同源词”并增补完善它, 以便更好地为上古音的研究服务。正确地判断与亲属语言对应的汉语词, 在语音对应规律方面, 就要找出变异成分的对应;在语义方面要求相通而非等同;最好还要判断是否是形态词缀的对应[10]。在比较的方法上, 除了使用传统的历史比较法以外, 还要用同族词比较法和语义学比较法来区分同源词和借词, 同时将词汇扩散理论、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和分析、词阶分析法、专题构拟等方法作为有利的补充, 力求把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用到实处。
我们认为, 同源词的判定和筛选的工作一定要立足于汉语的内部材料, 要用科学的方法指导, 利用可靠的材料建立汉藏语系同源词的对应规律, 构建它们的“语音演变链”, 这是汉藏比较与上古音研究相结合的基础。当然通过汉藏比较而“重建”上古汉语音系虽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肯定要走一段步履艰难的历程[7]。
四、汉藏比较语言学对上古音研究的价值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指出[11]:“汉藏语的研究成果用于上古音的研究, 亟待加强, 尤其是对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 缺乏突破性的成果。”“开展与汉藏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相结合的音韵学研究”。这说明有关“汉藏语历史比较与上古音”的研究是当前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藏语比较形成的“语音演变链”有利于探讨上古音的发展脉络。近几十年来, 运用汉藏比较语言学建立汉藏语的同源词, 进行上古音研究的人员、专著和论文越来越多, 但因诸家所持的研究方法及音韵原则各式各样, 而所得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所以还需要重新加以通盘检验和探讨使其完善和系统化。这就需要从诸家的同源词研究入手, 对它们对应规律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归纳, 综合比较, 仔细推敲, 以确定相对可靠的同源词和对应体系, 形成“语音演变链”, 作为深入地进行汉藏比较研究与上古音研究的基础。
把“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和“上古音研究”纳入同一个学术框架, 是学科综合发展的需要。汉藏语言比较是“以番观汉”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方法, 它弥补了“内部比较法”的不足[2]。我们既要分析汉藏比较能否进行上古音的研究, 又要探索如何进行上古音的研究, 把汉语的内部材料和外部材料结合起来, 力求综合运用科学的汉藏比较材料和方法, 弥补上古音本身研究的不足。
参考文献
[1]龚煌城《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统》, 载《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57页, 中研院语言所/美国华盛顿大学, 2005
[2]崔金明《试析汉藏比较对上古音研究的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3]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4]戴庆厦《论亲属语言演变链》,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
[5]潘悟云、冯蒸《汉语音韵研究概述》, 载《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一) 》220页,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6]孙宏开《论藏缅语动词的使动语法范畴》, 《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
[7]耿振生《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8]王力《先秦古韵拟测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5期
[9]李方桂 (1978) 《上古音研究》5页, 商务印书馆, 1980
[10]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上的择对问题》, 载《汉语的祖先》442-462页, 中华书局, 2005
[1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 (下卷) 1444-1448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