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财政支出长期有助于农业生产率提高，但有一定的时滞性。当期财政支出可能不会提高农业生产率甚至会降低，但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显现。财政支持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有推波助澜作用，应引导支农政策向绿色经济增长转变，减少现代绿色增长与传统粗放增长之间的差异。
（二）农业财政支出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分解
农业财政支出一方面能够增产增收，促进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可能会激励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性要素投入，加剧农业面源污染，污染水源，破坏生态环境，危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体健康。由于本文分析的是绿色经济增长，农业生产中粮食作物使用的化肥、农药是农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因此，在接下里的回归分析中，加入农业财政支出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交互项，深入分析农业财政支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5反映了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产出（GDP）和农业污染（POLL）的影响。
由于不同省份的农业生产总值差异较大，笔者对其作对数处理。从回归结果（5）可以看到，财政支持能够显着增加农业产出；教育程度越高，农业产出也越高；机械化和对外开放则不利于产出增加。回归结果（6）中加入了财政支出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交互项，财政支出和生产结构的交互项为0.651,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财政支出和生产结构的参数虽然仍为正，但系数值变小且不显着；这说明财政支出主要通过影响生产结构影响农业产出，财政支出相同时，粮食作物占比每提高1个单位，农业产出增加0.651%.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财政支持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增加，且主要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发挥作用的，粮食作物占比越大，财政支持的增产作用越显着。
从回归结果（7）来看，农业财政支出有助于减少农业污染物的排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污染物排放可能也越高；回归（8）中加入了财政支出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交互项，可以看到交互项负号为正，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同时财政支出的系数值增大且仍为负，但农业生产结构的系数值不显着。这说明财政支出总体上有助于减少农业生产污染，但会通过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污染物的排放，相同财政支出水平下，粮食作物占比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生产污染增加46.89个单位。
根据表5,本文认为财政支出存在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从总体上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污染，另一方面，却加剧了粮食作物的农业污染排放。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出对污染排放有正向和反向两条路径。正向效应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农业污染物的排放；产生收入效应，促进农机具替代。负向效应主要是指农资补贴等政策刺激农民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尤其是化肥农药等化学性投入品，导致农民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性要素，加剧农业面源污染。财政支出虽然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同时也对化学性投入品的使用起到了激励作用，导致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愈发严重。
综上所述，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为提高产出，减少污染；但对粮食作物的影响是减少产出，增加污染，且污染的加剧作用较大，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为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为严重，进而导致绿色生产与传统生产之间的差距增大。因此，应建立与农业污染物减排相关的财政支持体系，但当前我国尚未设定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专项资金，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国外已有国家做这方面的尝试，如日本从2007年开始实施“农用地、水、环境保全对策”,该政策对化肥施用减少的农户进行补贴，并明确规定了补贴的标准和要求，有效改善了农业环境质量。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笔者使用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使用DEA方法中的超效率BAM模型结合GML指数测算出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运用GMM方法检验中国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农业财政支持有助于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的支持政策有滞后效应。财政支出可能不会提高甚至会降低当期农业生产率，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效应逐渐显现。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支农政策应导向绿色经济增长。当前的农业财政支持政策有助于提高产出、降低污染，但却加剧了粮食作物的污染物排放程度。这可能导致粮食作物的生产愈加劣势，影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
基于笔者的分析，得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持续增加农业财政支持资金总量，加强农业生产建设支出，完善我国农业财政支持体系，促进形成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二，优化农业财政支持资金结构，完善农业财政支出资金导向，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策略；第三，建立与农业污染物减排挂钩的财政支持政策，加强对农户生态知识的教育宣传，采取一定的措施激励农民使用环境保护型技术，扩大测土配方政策的实施范围，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型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提高农业环境保护型先进技术的实施效率。
参考文献：
[1] 陈敏鹏、陈吉宁、赖斯芸（2006）。中国农业和农村污染的清单分析与空间特征识别。中国环境科学，6.
[2] 杜江（2014）。中国农业增长的环境绩效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1.
[3] 高玉强（2010）。农机购置补贴与财政支农支出的传导机制有效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财贸经济，4.
[4] 葛继红、周曙东（2012）。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激发了农业面源污染---以化肥为例。农业经济问题，3.
[5] 郭玉清（2006）。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有规模实证分析。财政问题研究，5.
[6] 韩海彬、赵丽芬（2013）。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3.
[7] 何振国、王强（2005）。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及其约束。财政研究，5.
[8] 金书秦、武岩（2014）。农业面源是水体污染的首要原因吗？---基于淮河流域数据的检验。中国农村经济，9.
[9] 赖斯芸、杜鹏飞、陈吉宁（2004）。基于单元分析的非点源污染调查评估方法。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9.
[10]李谷成（2014）。中国农业的绿色生产率革命：1978-2008年。经济学（季刊），2.
[11]李涛（2013）。资源约束下中国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双赢绩效研究---基于非径向DEA方法RAM模型的测度。经济学（季刊），2.
[12]李晓嘉（2012）。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1.
[13]梁流涛（2009）。农村生态环境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4]吕炜、张晓颖、王伟同（2015）。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经济，8.
[15]王兵、唐文狮、吴延瑞、张宁（2014）。城镇化提高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了吗？.经济评论，4.
[16]王奇、王会、陈海丹（2012）。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1992-2010年。经济评论，5.
[17]薛建良、李秉龙（2011）。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度量。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5.
[18]袁平、朱立志（2015）。中国农业污染防控：环境规制缺陷与利益相关者的逆向选择。农业经济问题，11.
[19]Cooper W W,Pastor J T & Borras F,et al.（2011）。BAM:a bounded adjusted measure of efficiencyfor use withbounded additive models.Journal ofProductivityAnalysis,35（2）。
[20]Ghosh S & Gregoriou A （2007）。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and growth:is current or capital spend-ingbetter?Oxford Economic Papers,60（3）。
[21]Rashidi K & Farzipoor Saen R （2015）。Measuringeco-efficiencybased on green indicators and potentials in energysavingand undesirable output abatement.EnergyEconomics,50.
[22]Oh D （2010）。A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index.Journal ofProductivityAnalysis,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