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Hello，树先生》的底层人物书写与思考

　　摘 要：《Hello,树先生》的主角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社会底层的大龄剩男、无业游民、精神病患者---“树”,影片通过这个底层人物的视角、经历和命运，展开了对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反思，如金钱对人情的破坏和挑战； “新圈地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 有钱人品行败坏，等等。当然，影片提醒我们，弱势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须重视。
　　
　　关键词： 电影评论； 《Hello,树先生》； 底层人物； 社会批判
　　
　　电影《Hello,树先生》的主角不是“高富帅”“高大上”,也不是“官二代”“富二代”,而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社会底层的大龄剩男、无业游民、精神病患者---“树”.这样的人物在现实农村社会中其实并不多见，在笔者看来，导演之所以选择叙述这样一位“边缘人”或“底层人”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对“非常性人物”（ 如： 个性极端、精神分裂、偏执狂、奇特造型、怪异行为） 的美学追求，[1]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底层人物的视角，特殊的生活轨迹，曲折而奇特的命运，带出不同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由此展开对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批判和反思。
　　
　　一、“货币哲学”的本土演绎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转型以来，“金钱”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最直接的生活目标，进而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判断、人生信仰、道德伦理等物质或精神层面带来了深层变革。早在19 世纪，在马克思研究作为商品的“货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运作机制之际，社会学家西美尔就研究起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研究货币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的重大影响。西美尔认为，当货币价值成为唯一有效的价值标准时，人们必将忽视那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及其意义，而且，“金钱处处都被当作目标，并因此迫使特别多的、真正带有目标本身特征的东西，降格为纯粹的手段。”[2]马克思·韦伯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脱节问题可以作为西美尔货币哲学的补充，他认为，工具理性与人的功利性活动相联系，价值理性与人的道德生活和终极关怀相关联，两者之间本应是互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3]当代中国显然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但西美尔和韦伯对金钱社会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今天的现实。
　　
　　“兄弟反目”是影片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线条，笔者认为，它集中演绎的就是金钱对人情的破坏和挑战。与在城里开出租车、精明能干、发家致富的弟弟“三儿”不同，“树”只是一个破旧小镇上笨拙的、贫困的修车工。弟弟打心眼儿里看不起这位能力低下的穷哥哥，在树被电焊刺伤眼睛住院治疗期间，老三鄙薄地责备他： “你说你还能干吗呀？ 每天就没事儿找事儿。”当失业的树到盲女小梅家相亲找他借钱时，老三已经厌恶到了极点。树结婚前夜，责骂弟弟没有借到“皇冠”婚车时，老三对他的鄙视、厌恶和憎恨之情转化成一腔无名怒火，凭着自己身强体壮，将树暴打一顿，成为其精神病发作的直接原因。从此以后，老三与之断绝关系，最后一次回村时还独自拿走了母亲 5 万元的搬迁费。在金钱面前，兄弟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不仅如此，树尚在医院养伤之际，就被修车铺老板“三叔”辞退； 在高朋的婚礼上，发小“忆贫”和他敷衍几句之后，竟然不辞而别； 小梅嫁过来不久，因为忍受不了树的窘迫生活，最终愤然离去。这个失业的破落户在村里沦为到处被人调侃、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完全失却了做人的尊严，原因只有一个： 没钱。在这个亲情、友情甚至爱情都被金钱侵蚀的世界上，树倍感人生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漠，他不断地在梦幻中见到他的哥哥，一个思想解放、热爱文艺、敢于自由恋爱，却又死于非命的农村青年。哥哥重义轻利，乐于助人，热情奔放，情真意切，与这个拜金主义盛行的现实社会构成了鲜明对比。正是在重义轻利的梦幻世界与重利轻义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中，影片将“金钱”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冲击和重构能力突显出来，引人深思。
　　
　　二、“新圈地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

        树的人生悲剧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中，即“望都村”的开发和征迁。“瑞阳矿业”盯上了蕴藏丰富煤炭资源的望都村，便与政府联手，开始是威逼之，以政府的名义展开政策攻势：“根据吉台市政府的指示精神，为保证‘瑞阳矿业’的正常生产，保障采煤区内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望都村搬迁工作已经开展了……”继而是引诱之，对新区“太阳新城”加以鼓吹： “独具匠心的版型设计，将给您带来别墅式的享受，对人的体贴关爱，对人格的塑造，对人居空间的拓展，幸福生活在不经意间流淌。太阳新城，我心中的太阳！ ”最终是催促并利诱之： 在原来每户人口 5万元补偿款的基础上，对还没搬迁的村民再追加奖励，奖品是价值 8000 元的冰箱和彩电。笔者认为，这个背景正是在中国大地上疯狂了一阵子的所谓的“新圈地运动”---“将农民‘赶’上楼，腾退出来的宅基地拿来做商业开发，这种违背农民意愿的强拆强建正在全国各地上演，被媒体称做‘新圈地运动’”.[4]
　　
　　显然，在望都村的这场圈地交易中，煤炭企业老板、村长及其小舅子“二猪”等人都是获利者，并迅速地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伙。当村民反映挖煤危及住房，担忧生命安全时，村长避而不答，反而嘲讽地说，他家装的不是防弹玻璃，住的也不是抗八级地震的房子。当树凭借酒劲，鼓足勇气，质问二猪占地为什么不打招呼时，招来的是被逼下跪，丢尽脸面。像树这样的底层人在农村黑恶势力和强权的压迫之下，是“不能说话”的。影片由此揭示和批判了当代中国部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残酷和黑暗的一面。
　　
　　在村民们陆续搬离之际，影片给树的娘一个特写镜头，她掩面而泣，表情痛苦，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对刻写着祖辈历史、生她养她的那方土地的眷恋之情依然动人心魄。影片后半部分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大量地运用红色的暖色调，如导演所说： “后来出现的红色场景映衬下农村的新楼房、人们的新景象，也恰恰是树先生对于全新的美好生活的向往。”[5]
　　
　　但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却是，树对作为望都村标志的村头大树的依恋和不舍。笔者认为，影片在这里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大树”意象，不仅是望都村，也是处在城镇化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的象征； “树”这个名字，不仅是望都村村民，也是被新圈地运动大潮连根拔起的中国农民的象征。最后，电影全景展示了孤魂野鬼般的、无所归依的“树先生”在可以鸟瞰望都村和太阳新城的山野之上游荡的景象，所想表达的正是对新圈地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之命运的深思远虑。
　　
　　三、“有钱人”离“文明人”究竟有多远？
　　
　　影片还塑造了几个“有钱人”形象： 景润奥数学校校长陈艺馨，小煤矿主二猪，瑞阳矿业的贾总，他们代表了在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然而，这些有钱人的品行又是如何呢？
　　
　　景润奥数学校校长陈艺馨原是树的儿时伙伴“忆贫”,这个穷人家的娃读书有了出息，摇身一变，成为“省城名师”“陈艺馨”,通过开设颇具规模的培训学校而步入有钱人的行列。树到省城在他那里只是求得一个打扫卫生的差事，还被他数落形象寒碜、丢面子。陈艺馨的妻子为了学校和家庭日夜操劳，婚前还长期照料他的瘫痪母亲，换来的却是陈艺馨的嫌弃和对婚姻的不忠。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陈艺馨有钱之后，不出意外地走上了忘恩负义、另觅新欢的道德败坏之路。小煤矿主二猪成为暴发户之后，其“恶霸”做派展现得淋漓尽致。得知自己的豪车被矿工小庄刮擦了一下，他便在狐朋狗友的簇拥之下，当众对小庄又打又骂，极尽羞辱之能事； 他霸占了树家的田地，对方稍有不满，便大发淫威，逼其下跪。可笑的是，当树精神病发作，凭着几个巧合（ 实则必然） 的预言成为“通灵大师”之后，二猪对他则又恐惧之极，最终被封建迷信收服。同样，瑞阳矿业的贾总及其秘书也慕名而来，占卜算卦，最后还邀请树参加开业剪彩仪式，演出了一场矿业老总与精神病人一道大谈如何研制原子弹和开发月球的滑稽戏。影片就这样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揭露出当代中国一部分有钱人冠冕堂皇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怎样一颗愚昧、浅薄而丑陋的灵魂。
　　
　　如今，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但是，由于这些“土豪”们的文化素养跟不上，文明程度达不到，一旦有钱之后，三妻四妾，福荫子孙，攀比炫富，逞强斗狠，欺男霸女，封建迷信等等便一股脑儿涌现出来，不但在国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正在成为展示国民劣根性的一道“国际风景线”.
　　
　　四、弱势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

        影片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树在培训学校临时就业时，晚上到空荡荡的教室打发时间，他用三角板和圆规画好图形之后，分别在各个关节点画上了猫、老鼠、王八等动物图案。这个细节实际上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暗示，即树自身知识的匮乏，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他只能从事那些知识含量不高的简单劳动。
　　
　　显然，主要由于自身的原因，树并没有走上勤奋读书、继续深造的道路，这就是现状，他应当摆正自己的位置，本本分分地劳动、生活。可是，一方面，树不求上进，失业之后四处闲逛，日渐贫困。他向小梅求爱时，发信息说： “相思是烟，相忆是酒，你就像那烟酒，搞得我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一副颓废样儿。小梅回复道： “戒烟戒酒，再做朋友。”可是，树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可见他是懒散惯了。另一方面，他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死要面子。结婚时弟弟借来了“帕萨特”而不是“皇冠”,于是骂道： “要你这兄弟他妈的啥用？ 啥他妈也干不了！ ”这无疑是给本来就看不起他的弟弟火上浇油，导致矛盾激化。成了“大师”之后，实际上还是无所事事，他逢人还说“每天忙得不行”.并借大师之名，对曾经欺负过他的二猪施行报复，欠村长的 3000 块钱也不再偿还，用封建迷信唬人之后，独自又发出一脸的坏笑。导演韩杰在分析这个人物时说： “在经受了某种刺激之后成为村里的预言家，是树先生改变自身尴尬困境、并且重新拾回尊严的关键节点。他让当初逼他当众下跪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匍匐在自己面前，也能跟村里招商引资的大老板共同剪彩、畅想未来。树先生的预言家身份事实上或许只是一种唬人的把戏，这很符合当下普通农民的普遍态度---懦弱到极限的时候，会用一种极端强 烈 的 带 有 动 物 凶 猛 特 质 的 意 识 夺 回尊严。”[6]
　　
　　总之，树作为农村社会的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代表，自身的懒散、颓废、无知等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善意的知识分子为其鸣不平、唤关爱之余，他们也应当正视这些问题，探索改进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尹鸿。 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6.
　　[2]（ 德） 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顾仁明，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
　　[3]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K].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9.
　　[4]吴晓杰。“新圈地运动”: 谁的眼泪在飞[EB/OL].http: / / newspaper. jcrb. com / html /2010 - 11 /17 /content_58110. htm,2014 - 05 - 20.
　　[5][6]新青年。 对话贾樟柯韩杰王宝强，解构树先生[EB/OL]. http: / /ent. sina. com. cn/m/c/2011 - 11 -02 /17103467435_2. shtml,2014 - 05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