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论文
摘要：游戏和玩耍，是儿童建构精神世界、培养综合能力的重要生活方式。当下中国的城市儿童基本处于单门独户的圈养状态，有地方玩耍成为孩子们生活的最大诉求。而设计实践可以通过“不插电”的设计，以及重组和再造社区公共游戏空间的方式来保护儿童的身心发展，并消解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儿童游戏空间; 身心发展; 居住方式;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曾经说过，“儿童的游戏与老人的理智是他们在各自的季节收获的果实。”孩子，就应该在充分的游戏和玩耍中开启自我的成长，而设计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它的价值。
一、“不插电”玩耍的价值
当下的居住模式使得社区户外空间安全性极低，在家长没有时间陪伴的情况下，大多数孩子只能关在家里自己玩，无伙伴的玩耍容易让孩子感觉无聊并最终沉迷于电子产品。当儿童处于环境适宜、安全性良好的户外空间，尤其是自然空间时，他们都是兴奋地投入到对真实、自然世界的探索中，感受身心合一的快乐。与其责怪电子产品导致了儿童们的沉迷，不如去探究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的办法。通过设计提高儿童的游戏质量，进而提高身心发展质量，有很多优秀案例可以成为中国城市规划部门与设计师的参考。比如，已有40年历史的位于日本东京的“羽根木冒险游戏公园”，是一座免费开放的儿童玩耍场地。它的宗旨就写在大门口的木牌上：“自由玩耍，风险自负。”肯定了冒险有风险的同时，也给了孩子们充分的自由。这块场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可以利用其中的一切材料，尽情地用创造力玩耍。位于捷克米洛维采小镇的“米拉库鲁姆公园”，被捷克的孩子们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儿童公园。门票价格低廉、面积大、玩耍项目多，一整天都未必能玩尽每一个设施。这两处公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插电”。这里没有设计现代的电动游乐项目，只用自然的材料搭建朴素的游戏空间，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身体力量和智慧完成这些设计的留白。
二、中国儿童公共游戏空间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中也有一些“不插电”的游戏空间，主要是商场里的室内游戏场及收费较贵的户外探险公园。它们有着各自的缺陷。
商场里的室内游戏场虽然入场价格不算太贵，但是室内的空气和光线都不适合儿童长期处于其中活动，而且这些场所的设计建造材料基本是塑料、人造皮革、塑胶，全部都是人工合成材料，整体环境完全人造，远离自然。设计的活动项目在游戏方式上十分具体，如小型滑梯、钻洞、蹦床等等。在明确的使用规则下，儿童在玩耍中的创造性无处发挥，不可能持久地保持玩耍兴趣。
户外探险公园的设计基本借鉴了国外模式，在郊外大自然中建造架落于高大树木之间的攀爬设施，孩子们带着安全保险装备跨越高高的吊板。这类公园在设计上已经做到了与国际接轨，刺激冒险的程度也对孩子们很有吸引力，但是较高的价格无形中会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拒之门外，使得阶级固化在儿童玩耍的阶段就被进一步强化。那些因为经济因素无法进入收费场所玩耍的孩子们就只能去电子产品中寻求精神慰藉。所以，当代的城市空间规划中不仅需要更加密集地为孩子们开辟可供玩耍的户外场地，更需要在游戏空间的设计中既做到免费开放，玩耍的方式也应该更加多样化、自由化。
在大部分欧洲城市，儿童的户外活动权利都得到了城市规划与设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些充满欢声笑语的街心公园里，能看到不同阶层的孩子投入在愉快的玩耍中，甚至包括难民的孩子。虽然他们穿着不够干净整洁，但是当他们进入这些精心设计的玩耍空间后，一旦玩起来就忘记了任何忧愁。在那一刻，所有的孩子都在共同的游戏空间里获得了平等的身心快乐。
除了这类集中化的儿童乐园的设计，尽量将玩耍空间分散在社区中或公共绿地中，也是帮助孩子们可以就近展开游戏的规划设计思路。在巴黎、维也纳、布拉格的户外空间中，为儿童设计建造的玩耍场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风格多样，照顾到各个年龄段孩子玩耍诉求点的差异性的同时，还将一些学科的原理认知融入其中，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重新组织、重新设计中国儿童的游戏空间，不一定要完全照搬国外的经验；相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现有框架中进行挖掘，设计出更适合中国儿童的“不插电”玩耍的方法。
三、传统“大院”居住方式的启发
当笔者对南京回龙桥13号大院和其中一幢建于民国末期的居民楼进行设计人类学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传统“大院”的公共空间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居住方式也很适合儿童集体游戏。中国儿童公共游戏空间的设计，如果能从社区居住方式的思路切入，也许更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当代商品房小区的空间结构设计呈纵向、立体分布，在这样的结构中大人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孩子们也无法结交到小伙伴。即使社区中专门设计了公共空间，但那里也缺乏安全感，依然需要家长们无时无刻的陪护。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导致现代社区居住方式与大院生活大相径庭的同时，儿童在社区里的游戏形态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比较而言，回龙桥13号院这样的居住空间并没有严格的门禁系统，但陌生人在其中很难畅通无阻。他们首先会被院内居民的门房管理员审视并询问，居民们的目光也起到“审查”作用。这种“熟人”社区不仅由时间积淀，空间的设计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龙桥13号大院的入口并非车道，而是一个公共的院子，家庭主妇和老年人在干活与闲聊的同时，观察着来来往往的邻居和到访的陌生人。就像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叙述的那些纽约街道一样，回龙桥13号院也具有同样的必备条件，那就是：有人在公共空间里活动，有眼睛从窗口看向公共空间，有眼睛在公共空间里观看别人。
在对回龙桥13号院的田野考察期间，笔者得到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至2000年这座大院里儿童游戏的口述样本。楼道里的木制楼梯被孩子用来玩“剪刀、石头、布”，室外的院子则是捉迷藏、跳房子、跳绳的好场地。当一群大院里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时，家长各自在家里做着自己的事情无需担心孩子的安全，从而避免了“直升机父母”的出现；而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公共空间的使用中，可以自行组织各种玩耍项目，在人际交往、自主性、创造力上都获得了充分的自由。
遗憾的是，社区内的儿童游戏方式随着传统“大院”居住方式的消失而无法得到继承。但是通过对当代住宅区和回龙桥13号这样的“大院”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我们不仅需要这种生活方式的延续，而且有可能在空间重组的过程中再造社区内的儿童公共游戏空间。毕竟，中国人的社交方式和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阻碍交往行为的原因更多地来自空间的限制。
四、公共游戏空间的重组与再造
在中国城市的社区和公园中，为老年人设计建造的健身设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在笔者居住的小区里，对老年人健身设施使用最频繁的是一些学龄前儿童。许多老年人带着孩子在这里玩，产生了基本的社区交往。而这处空间其实蕴含着重组和改造公共空间的合理性以及巨大的机遇。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并没有止步于这些为他们设计的活动空间，他们给自己安排了更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广场舞、太极拳、滚轴溜冰、地面书法、放风筝、钓鱼。相比之下，儿童才是户外活动中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身体特性和复杂的社会安全问题，儿童基本无法自行出门去户外玩耍。哪怕就是在小区的院子里和其他孩子玩，家长也需要像一名贴身保镖一样紧紧跟随，而当孩子们在玩耍中出现纠纷时，家长们更是忍不住会冲上去参与调解。
孩子们失去了游戏的自由和自由的游戏，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毫无益处。在回龙桥13号院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这个院子里孩子最多的时候，当时每户人家平均养育5至7个孩子，一幢居民楼中就有五十多个孩子。在这个安全性极高的大院中，家家户户都开敞着大门，公共厨房、楼梯过道、三楼的天台，任何地方都是孩子们玩耍的空间。在对回龙桥13号院的居民访谈中，能看到传统社区中由于空间开放和模糊而带来的自由玩耍和快乐成长。而现在住宅区的空间已经没有这种条件，但是如果通过空间的重组，来为孩子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游戏空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设计师去做的事情。
所以，儿童游戏空间重组与再造，并非要建造多么复杂、昂贵的游乐设施。孩子们并不挑剔，在他们眼中昂贵的玩具可能还不如一个大纸盒子好玩儿。儿童不在乎用来玩的物品，他们更在乎可以在一个不断探索的空间里，和一群小朋友玩不同类型的游戏；他们可以自己创造游戏的内容，并在这一过程中自己解决相互的矛盾，在玩耍中他们不仅释放了精力、想象力、创造力，也学会了同理心、换位思考、团队合作、分工协调。而设计师只需要在社区的公共空间中用心地设计一些安全性高、又可以发挥想像力的空间，就能以最低的成本解决这个问题。
结语
游戏是儿童本真生活的体现，儿童在游戏中的快乐程度与金钱的花费毫无关联。反观当下，商业品牌和商业机构为孩子们制造了花费不菲的游戏和玩具，在各种人造环境中，孩子们渐渐远离了本真的游戏，他们在相对封闭的童年环境中难以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去玩耍，这在本质上已经丢失了真正的游戏方式。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然不可能停止，在进程中暴露的问题既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也是寻求改变的契机。城市规划部门与设计师可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使城市空间中的儿童公共游戏空间成为承载孩子们童年幸福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