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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先生的印度学研究成就初探与评判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发布于:2014-06-25 共7982字
论文摘要

  金克木先生被称为当代中国极具影响的梵文专家、学者、散文家,他与季羡林一并雄踞印度学研究之巅峰,令人高山仰止。自 1940 年代印度之行以来,金先生就与印度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倾注了毕生精力。几十年来,他不仅翻译了大量印度诗歌散文,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文化随笔。目前,学界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尚未展开,对其印度学研究之研究尚属空白。鉴于此,本文拟通过研读金先生的相关论着,对其印度学研究成就进行初步分析与评判,以期为学术界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对印度佛经的探究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始终围绕着佛学而展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是因佛教而知印度的。虽然佛教并非印度的主体文化,但它盛极一时且流传广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今,佛学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思想底色之一。金克木先生对印度佛经义理的阐释及对佛经的整理思路,深化了人们对佛教文化的理性认知。

  1.《楞伽经》释
  佛教典籍浩如烟海,金先生对《楞伽经》偏爱有加。该经受到金先生如此钟爱,必定有它的特异之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宗教全都以信仰和崇拜为旨归,用一些深奥理念( 即理论) 作支撑。作为宗教的一种,佛教也是如此,而《楞伽经》则不然,它只阐释理论而无涉信仰。那么,《楞伽经》经义何在?

  为何而出? 对此,金先生认为,它是“为解决内部思想疑难和纠纷,要解决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矛盾,是内部读物”.这里的“内部读物”,是指佛教徒自身修行的必备典籍。稍作延伸,《楞伽经》则可以看做中国禅宗的至圣宝典,据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将此经传授给了二祖慧可。至于该经的行文方式,金先生说,它“是一种教理问答,而且是高层次的”.所谓高层次的问答,即问答双方不是一般的佛徒,而是佛祖及其弟子。

  为了更好地诠释《楞伽经》的经义,金先生还信手拈来一些问答内容略加阐述。该经第一次对话是大慧提出百八问,佛陀答以百八句。这里的“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句子,而是佛教术语,意谓“范畴”.由于经义中的问答有的言简意赅,有的采用术语,有的对偶排列,所以普通人起初是难以领会和把握其要义的。佛陀为了普度众生,其问答内容自然由浅入深,从生活常识到佛学义理。比如: “云何为林树? 云何为蔓草? 云何像马鹿? 云何而捕取?”“解脱至何所? 谁敷? 谁解脱?”“何故说断,常,及与我,无我?”

  这样的问答较容易理解,而下面的句子就很难领悟: “弟子句,非弟子句,师句,非师句,种姓句,非种姓句”; “比丘句,非比丘句,处句,非处句,字句,非字句”.何以如此? 金先生认为这是古印度人思维方式所致。古印度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有三: 一是本无次序可言,而且所说的对方知道; 二是处处见问题,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三是万物皆有对立面,说一必定有二。

  倘若对《楞伽经》的理解仅限于此,那么它与佛教其他诸经相比就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可遍览金先生的佛学着述,我们并没有找到他对此经作出更为翔实的学理梳解。回归历史现场,此经虽非国人最为熟知的 4 部经书( 《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和《维摩诘经》) 之一,但其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楞伽经》不仅是佛徒明心见性的基本依据,更是禅宗传灯印心的无上宝典。无论是法性宗还是法相宗,均将此经列为信徒必修典籍,置于首要之位。

  2. 佛经整理
  自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原以来,佛经的汉译工作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无论是遭遇“三武灭佛”( 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武帝灭佛) 之厄,还是面临连年战争,抑或易代鼎革之际,均未能阻止人们对佛教的狂热和膜拜。但在金先生看来,佛经的汉译和出版却不尽如人意,不仅体例失范而且毫无章法,与儒道经典文本相比更是相形见绌。对此,金先生不无失望地说: “对需要了解或有志研究这些文献的人来说,更缺乏适合现代人要求的入门引导。各种各样的分类编排和目录大都是依照传统的宗派的观点,对门外汉不能起到展示和引导入门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一套系统的整改方案: 编目→分类→解题→校注。

  ( 1) 编目。从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到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以下简称“吕目”) ,已有不少佛经目录。人们完全可以利用最新的“吕目”对佛经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编排。金先生认为,“吕目”的优点是编目全面、译名完备、分类简明; 不足是仅指出疑伪但未找到证据,而且有目无书,无法提供版本情况。不过,“吕目”与日文版《大正藏》( 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 编目略同,易于同世界佛经编码接轨。在他看来,只需对“吕目”稍加修补,即可编成汉、梵、英对照编码的目录,这无疑有利于佛经学者的研究工作。

  ( 2) 分类。由于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过去佛经的分类体例大都依循宗派而定。金先生认为,这种分类方法不够完备,因为它无法收入那些没有宗派的佛经。基于现代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他提出以下 10 类分法。①佛陀传说: 关于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生平和时代; ②流通口诀: 佛徒之间交往的日常用语,如《法句经》《稻芊经》; ③教团组织: 佛徒的日常纪律,如《百丈清规》; ④教派历史: 关于佛教派别的历史延革; ⑤宗教信仰: 佛经中论及超脱与彼岸世界的文字; ⑥宗教文学: 以文学方式记述佛家典故及信仰宣传; ⑦理论体系: 经义理论性较强的思想; ⑧修行方法: 佛徒的修行和静养方式; ⑨术语汇集: 佛陀传教的经典术语,如《法律名数经》《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等; ⑩宗教仪轨: 公开的宗教仪式和秘密的巫术成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 10 种分类方法只是金先生的初步构想,至于能否实施及效果如何尚待历史作出更为严谨的回答。

  ( 3) 解题。所谓解题,就是将晦涩难解的佛经义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此,金先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路向: 其一,简式。大体上将佛经的性质、形式、主要内容、社会功能、文献价值描述出来。不过,并非每部佛经必须面面俱到。金先生说: “有的书大,而说的少; 有的书小,而说的大。”其二,繁式。这是相对简式而言的,“可以说是简式的扩大”.繁式解题除了论及佛经的性质、形式、基本内容、社会功能以及文献价值外,同时还将与此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悉数展现出来。不过,繁式解题并非愈繁愈佳,而要因经而异,力争以少驭繁、以详释略。如何找出各类佛经的内在关联,进行详略得当而不是逐章逐句地讲解,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问题,金先生认为佛经学者需要具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语) 的工夫和心境。

  ( 4) 校注。所谓校注,即校勘、注释,是指对佛经进行现代式的标点、分段、解释术语。可问题是,面对汗牛充栋般的佛教典籍,如何进行注释编校?对此,金先生作了 4 种不同层次的划分: 一是分别有无相应的原文本; 二是甄别原有汉译本之好坏; 三是确定社会作用之大小; 四是明晰佛经的学术价值。经过这 4 个层面的甄定,自然容易知晓哪些佛经需要校注。应当指出的是,校注佛经不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更要考虑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因为编排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学者研究,还应便于普通民众的阅读和修习。鉴于此,金先生说: “( 校注) 不是整 理 旧 书,不 是 只 讲 哲 学,不 能 脱 离 宗 教实践。”

  金先生关于佛经的整理思路是否妥贴,仍需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毕竟这是一项繁杂而系统的工程。且不说整理佛经,即便是能够读懂它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也并非易事。季羡林先生曾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坦言: “佛教的经典卷帙浩繁,动辄几千言,几万言,老长老长,内容玄奥精深,而且有某种玄妙神秘的东西在里边,很难读通读懂。说实话,一般和尚和佛教学者,很少有人能全都读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季先生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民众了。

  二、对印度哲学的剖析
  
  论及印度文化,自然无法绕开佛教。但印度哲学亦不容忽略,只不过它带有浓厚的佛教印迹,故而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大陆学界重视。作为印度学专家,金先生虽精治梵文和佛经,却以老到的笔力将印度哲学从佛教典籍中剥离开来,使其思想精髓清晰可见。为求以简驭繁,本文仅从以下 4 个方面略作疏解。

  1. 三分模式
  按照佛教哲学的逻辑结构,其理论展开采用“自因、他因、共因、无因”模式,话语则为“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模式。若以正号为有,负号为无,那么可表示为: + A,- A,+ ( + A - A) ,- ( + A- A) .

  该式后两项是零,零即是空(S'ūnya) ,梵文中是一个字,这个“一正一负一零”( 或者“有-无-空”) 的模式便是印度哲学的三分模式。虽然三分模式不是唯一形态,但它在印度哲学中相当流行。

  比如,早期哲学派别---胜论和数论的重要范畴就是按照三分模式编排体例。胜宗“句义”( 即范畴) : 实→德→业,略同于陀螺骠→求那→羯磨,意即物体→性质→行动。尽管句式简单,但道理很深刻,成为后世各派哲学的通用术语。数论“三德”---喜→忧→暗和照→造→缚的二元论,虽然体例上更加规范,但它直接来自于胜论。瑜伽修行法门虽不是三分模式,但其哲学思想则由数论衍生而来。瑜伽“自性→人我→独存”的修行思路,正是数论的二元体系。在金先生看来,“自性”是“本”,指物质; “人”或“我”指精神; “独存”是精神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而这恰恰是修行的最终目的。

  2. 因果问题
  因果报应既是佛教理论的思想主旨,又是印度哲学的核心议题。因此,从佛教因果关系中自然可以探究其哲学内涵。佛教把外界思想归入两类: 一是常见,一是断见,前者是因中有果,后者是因中无果。这里所谓的“常”指永恒不变,“断”指分割断裂,“见”则相当于哲学术语中世界观的“观”.换句话说,“常见”即是永恒不变的观念,而“断见”则是断续不全的观念。在佛教哲学家看来,因果问题可分成 4 个层面: 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因中亦有果亦无果、因中非有果非无果。在他们看来,执着任何一边就是“边见”( 即片面性) ,只有佛自己利用“因缘”法则定下的“缘生”才是全面和正确的。金先生指出,佛教关于“缘生”的着作很多,如《大乘稻芊经》《大乘缘生论》《观因缘品》《观因果品》。

  3. 时空观念
  自吠陀诗提出时空问题以来,时间与空间就成为印度历代哲人挥之不去的核心议题。尽管时空问题常论常新,但他们一致认为宇宙是有限而无穷、有始而无终的。一般认为,时间是一维的,空间具有三维性,而印度哲人则认为时空是环形球面、曲线图形的。他们将佛教中的“轮”、“法轮”、“转轮王”、“轮回”引入哲学领域,就是为了证明时空处于亘古不变的循环往复之中。基于这种时空观,印度人对世间万物的认识显然与众不同。有识于此,金先生说:“大家一般处于牛顿的宇宙中,而印度思想家所想的宇宙却近似爱因斯坦的。”应当指出的是,时空观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因为对于特定的事物,我们既可以从时间角度进行阐述,也能够从空间维度来加以说明。

  4. 阶段划分
  除了对哲学特质进行深度剖析外,金先生还对其发展阶段作了初步界定。在他看来,绵延两千多年的印度哲学可以分 6 个阶段: ①初步探索( 公元前 6 世纪) ,文明初现,文化初起,哲思萌芽; ②百家争鸣( 公元前 6-前 1 世纪) ,佛教兴起,宗派林立,哲学勃兴; ③显学与暗流( 公元 1-7 世纪) ,佛学开始分化,哲学体系初成; ④冲击与会合( 公元 8-12世纪) ,伊斯兰教介入,佛教哲学革新; ⑤天翻地覆( 公元 12-17 世纪) ,佛教日渐式微,新旧哲学交替; ⑥走向自觉( 公元 18-19 世纪) ,西方思潮入侵,传统哲学解体。这种划分尽管只是初步设想,却已将印度哲学的大体轮廓勾勒出来了。套用学者王尧的话来说,这种划分略显芜杂却又内涵丰富,在斑斓的气象中贯穿了金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由于印度哲学与佛教经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很难一劳永逸地将两者分离开来。加之时代的局限和资料的匮乏,金先生对印度哲学的研究比较单薄,未能将其博大精深处展示出来。如何将印度哲学之精髓完备地揭示出来,是当前国内印度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三、对印度美学的阐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印度人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印度积淀了丰厚的美学思想。金克木先生对此领域的细密爬梳,无疑拓展了当代国内印度学研究的理论视阈。

  1. 发展概况
  人类审美活动究竟兴起于何时,现已无法考证,但它作为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与心理体验,直接源于现实生活和艺术创造则是不争的事实。金先生说:“艺术实践先于理论,印度很早就有各种艺术品,颂神和巫术诗歌可上溯到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在公元初期,造型和建筑艺术已经有相当发展,随后石窟造像和壁画涌现。”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早期文献中却未见论述艺术的篇章,即便近一千年间艺术文献增多,情况却未改善多少。尽管古代印度艺术实践非常丰富,与此相应的美学理论构建却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着实令人费解。难道是古印度人缺乏严谨的逻辑演绎? 显然不是,佛教典籍那么严密的理论体系即是明显的佐证。

  金先生仔细揣摩、详加梳理后,将其原因概括为三点。一是文献的断续不全。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文字出现前的古印度文化主要依靠口头流传。据资料记载,《波尔尼经》( 公元前 4 世纪) 首次提到“舞者”,说明此时印度已出现零散的艺术理论。随之而来的《火神往世书》《诗庄严》《诗镜》( 以上论诗) 、《毗显奴最上法往世书》( 论画) ,开始有意识地探讨艺术话题。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却因没有很好保存而时断时续、残缺不全,自然难以形成体系化的美学理论。二是美学与哲学分离。从学科属性来看,美学隶属于哲学,但由于印度哲学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故而不发展世俗艺术理论.在印度,正因为宗教与艺术难以融通,哲学与美学长期不合,遂使“讲艺术的着重形式技巧,讲哲学的不论美韵本身”.虽然公元初年的《舞论》以及后来的《韵光》已蕴含丰富的美学理论,但由于没有得到哲学的阐释,所以始终未形成系统性的美学思想。三是传统术语难译解。长期以来,西方人只把印度艺术品视为古玩,因为它们不符合西方的透视法和解剖学; 虽然后来承认了印度艺术,但不认为它有美学思想。直至 19 世纪末,梵文学者将《舞论》译介至西方,西方学界才开始注意印度古代建筑和造型艺术的美学意蕴。即便如此,西方人对印度美学也只有零星的了解,因为“那些传统的美学范畴用现代印度语言都不易说清楚”,更遑论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了。

  2. 基本阶段
  与印度历史上辉煌灿烂的艺术创作相比,古代美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却差强人意。虽然如此,印度美学仍形成一定规模,取得不俗成就。金先生从历史深处入手,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将枯燥深奥的理论着作梳理得鲜活而生动,其思想转折之脉络清晰可辨。

  在金先生看来,印度美学思想之深层脉系可分成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公元前一千多年至公元初《舞论》的出现。此时印度艺术创作发展较快,而“美学思想却没有系统化,现存文献不见有完整理论”.传授吠陀经典的“六吠陀支”曾有一门诗律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公元前 6 世纪各教派兴起之时,现存文献也未见系统讨论艺术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定此时印度没有美学理论呢? 答案是否定的。金先生说: “在后来的美学理论中,许多思想和术语的萌芽可以远溯到《吠陀》文献。”这些原始文献保存了大量美学因素,只是没有得到体系化的归纳和演绎而已。这一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气拔云天的智慧之巅,被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誉为“轴心时代”.

  第二阶段,从《舞论》的出现至公元 11 世纪。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艺术的繁荣及其理论的系统化,自然也促进了美学思想的发展,而《舞论》的出现则是印度美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理论上,它论述了戏剧与现实的关系,戏剧的教育意义,戏剧的目的和效果; 在实践上,它探讨了如何完善表演艺术,通过表演将情景传达给观众; 在规范上,它确定了戏剧的基本情调,规范了戏剧表演的基本范式。虽然《舞论》以戏剧艺术为核心议题,但它仍可垂范其他艺术理论。
  
  第三阶段,从公元 11 世纪至 19 世纪。《舞论》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印度初步建立起美学体系,但它无论是对“情”和“味”的分析,还是强调言外之意,抑或注重造型艺术理论,无不以人的主观审美为核心。直至公元 11 世纪初,《韵光注》和《舞论注》改变了这种审美方式,逐渐由注重创作技巧和艺术精神转向主体的美感。这种转变打破了审美的单向性,将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关注的重心已不再限于艺术本身,而是由物移向人,将创作者与鉴赏者的精神享受视为审美的核心理念。金先生指出,印度美学家认为审美的最高境界犹如瑜伽行者的心境一般。借用中国美学话语来说,就是“物我两忘”、“主客合一”的精神境界。

  第四阶段,20 世纪至今。20 世纪以来,在西方哲学、美学、科学,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裹挟和冲击下,印度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蜕变,并逐渐融入西方美学体系中,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润下,印度现代美学家处于进退两难之境:一方面坚持民族传统以抵御西方文化,一方面吸纳西方元素来构建美学体系。因为坚持民族传统,印度美学的哲学基础更加坚固,吠檀多的“不二论”以及《薄伽梵歌》( 神歌) 夯实了现代美学的精神塔基;由于吸收西方元素,印度美学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充实了现代美学的理论体系。

  3. 核心理念
  如果说西方美学长于形上体系的构建,中国美学强调意境的营造,那么印度美学则善于术语理念的阐释。金先生指出,印度美学的显着特点就是对核心理念和术语进行新的疏解,赋予新的内涵。这里仅列举 3 个核心术语对印度美学理论的诸种面相略加解说。

  “情”,出于《舞论》,原意是以“具有语言、形体和内心表演的诗的意义去影响、感染、注入 观众”.也就是说,通过艺术创造和表演,将艺术之“情”诠释出来,准确地传达给观众。据金先生统计,《舞论》的“情”就有几十种不同的类别,其中包括 8 种“固定的情”、33 种“不定的情”、8 种内心表演之“情”.稍后,“情”的内涵略有变化,成为主体与客观共同所指; 后来,“情”的含义有所扩展,衍生出“味”并被后者取代; 如今,“情”已成普通词汇,多半指感情、性格。

  “味”,《吠陀》本指“汁”、“味”,《奥义书》将它赋予形上色彩,《舞论》则将其视之为艺术理论之一。在《舞论》中,“味”生于“别情、随情和不定的情的结合”.可见,“味”缘于“情”,泛指渗透一切的东西。金先生指出,“味”可分 9 种: 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寂静。针对学界认为“味”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金先生予以强烈驳斥。

  在他看来,“味”只是艺术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感情的分类而已,它源于生活现实且归于艺术实践,并没有什么神秘色彩。

  “韵”,本指声音,《韵光》将其视为艺术理论之一。《韵光》开头即表明,“诗的灵魂是韵”,并认为它早已存于诗中,是“所有真正诗人的诗的秘密”.诗的重点在于意义,意义又可分字面义和领会( 暗示) 义,诗的灵魂则栖身于后者。上文所谓“情”与“味”的意义主要通过字面义加以显现,而灵魂则必须通过领会义才能达“韵”,进而呈现美感。艺术之“韵”经过新护( 古印度着名美学家) 加以发挥,从而成为重要的美学理念。然而由于“韵”的格位甚高,因此其内涵延续至今并没有太大变化。

  对印度美学细致的考证、严格的论述,充分体现出金先生深厚的学养和功力。虽然只是一些学术文章,金先生却“尽着形式美学的重大使命,悬搁了真与善的价值判断,直指意味深长的美学狂舞”,将审美文化嵌入自己的思想格局之中,从而在当代印度学研究中为美学确立了一席之地。

  四、结语
  
  时光流转,一代学术大师金克木离开我们已有十多个年头,他的时代也杳如黄鹤般飘然而逝,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和志业非但绵延不辍,而且有所发展。今天,作为文化学者,我们都应该有金先生那样的担当精神、文化情怀、治学风范,应从他的身上汲取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身为印度学专家,金先生以其丰富、独特而庞杂的学术成果在此领域树立起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标高: 我们回望印度学研究史,只能通过他,而不能绕过他。

  [参 考 文 献]

  [1] 杨庆中。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 6) :10.
  [2] 金克木。 东方文化八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韩秉方。 另一种怀念[J]. 读书,2010( 6) :102.
  [4] 金克木。 文化危言[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5] 金克木。 梵佛探[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6] 王尧。 传说之后[J]. 读书,2011( 4) :123.
  [7] 朱文信。 昆德拉与上帝的笑声[J]. 读书,2013(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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