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论述张载的礼学思想

　　在儒家的传统中,“礼”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事物层面的礼器、礼仪、礼制、礼俗等,汉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

　　礼代表的是一种祭祀仪式。礼也具有学理层面的意义,它的实质是对伦理关系、道德规范的维护,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从北宋初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在政治方面,吏治腐败、重文轻武、冗官增多、军队涣散,整个国家积贫积弱,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在社会思潮方面,传统的儒家思想延续了隋唐以来的状况———遭受佛、道二教的严重冲击,它的价值体系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有序的国家及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当时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面对如何解除儒学困境的问题上,欧阳修指出:“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

　　即认为礼义是儒家战胜佛教的法宝。宋代礼学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及独特的时代挑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家的礼学思想基础上,面对佛、老的挑战,将礼义上升到人性、天理的本体层面,使礼成为儒家伦理道德秩序坚实的依据。张载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就。

　　司马光曾评论说:“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卷65)又称:张载“教人 学 虽 博,要 以 礼 为 先;庶 几 百 世 后,复 睹 百 王前”(卷5)。二程也有言曰:“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

　　《宋史·张载传》中也记载“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由此足见“礼”在张载的学术思想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他如何进行以礼为教及社会教化的核心内容。下面就对张载的礼学思想做一简要论述。

　　一、“礼”之根源
　　
　　关于张载礼之根源问题,林乐昌先生曾提到:“张载综合秦汉以来儒者的成果,并创发新意,认为礼具有三重根源:一是 根 源 于 天 (太 虚),二 根 源 于 理,三 根 源 于 心 或情。”个人认为这三重根源都是学理方面的,从礼之根源的可能性来讲,亦可从三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礼之本于自然”。在张载看来,礼是出于自然的,在其佚书《礼记说》中他说:“礼不必皆出于人,天地之理自然而有,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小大之象,人顺之而已,所以为礼也。”(卷58)张载认为礼根源于天,但这种根源是自然而然的体现在自然之中,如山川、草木的大小、长短。另一方面,张载又将礼的自然性上升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卷4)张载认为,从礼的传统来看,从前对小孩的教育即是从“敬”入手,发自于内心的敬,才能在外在的行为中真正的表现为“礼”。“共饭不泽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饭虽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毋固获 谓 饮 食 在 俎 豆 越 品,争 力 取 而 食 之,嫌 其 贪也。”(卷6)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一起的活动,更须注意自己的礼仪行为,要做到讲“礼”。“行礼不求变俗于新国,旧俗之法虽未尽善,不巨矫变之也,盖怀旧臣之恩义,不变父母邦之旧法也。”(卷10)对于行礼的方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其内在的核心是要保持的。

　　其次,“礼者,理也”。礼虽本于自然,但它的实质是“理”,张载说:“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夫立本者未能穷,则在后者乌能尽。礼文残缺,惟是先求礼之意,然后可以观理。”(卷97)张载认为只有在“穷理”之后,明白一定的“理”之内涵,“礼”之行为才能符合“理”的要求。关于礼与理,在北宋的初步相联系源自周敦颐,周敦颐说:“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又说:“礼,理也,乐,和也。礼,阴也,乐,阳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所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周敦颐不仅将理与礼并举理解,认为礼属于德的范畴,理是礼的特性,在礼乐制度中,礼具有先导的作用,而且强调“阴阳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所理”,礼就是理。但周敦颐对理与礼的描述还是很模糊的,张载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将对礼的认同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使礼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他说:“形而上,是无形体者也,故形以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体者,故形以下者,谓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见于事实如礼义是也。”

　　在这里,张载提到礼义表现在形而下的器物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俎、尊、豆等礼器以及跪、拜、揖等行为都是表现在事物、事实中的形而下的礼仪,但是礼不仅可以发现在具体的礼仪行为中,也可作抽象意义上的理解。在这一层面上,礼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是无形体的道,道、器、理不可分离,“礼运者语其达也,礼器云者语其成也,达与成,体用之道也”(卷59)。“礼即理”这一命题,将人间秩序与宇宙规律整合、统一起来,赋予社会秩序和人伦交往的规范一种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再次,在礼源于自然和本质是“理”之后,张载一方面认为礼与乐是不可分离的,所谓:“礼反其所自生乐,乐其所自成。礼别异,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乐统同,乐 吾 分 而 已。礼 天 生 自 有 分 别,人 须 推 原 其 自然。”(卷62)礼与乐 不 可 分,虽 然 二 者 在 表 现 形 式 上 是有差异的,但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张载则认为“礼之原”亦在心上,他说:“穷人欲则心无虚,须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穷人欲则灭天理,既无人欲则天理自明,明则可至于精微,谓之危则在以礼制心。”(卷92)从礼之本质是理来讲,穷究天理,才能使人心澄明,才能够灭掉从人心上所生出的“人欲”,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发于心的“礼”。“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人情所安即礼也”,张载将情也作为礼之行为的一种内在根源。由此可见,礼是联接、沟通“天”“人”的枢纽,是 从宇宙论到伦 理 学 的 关 键。不 是 宇 宙 论、认 识 论 而 是 人性论才是宋明理学的体系核心。

　　二、礼之成德践行

　　礼之成德践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成德”、“践行”即以礼修自身之德,并付诸于实践。行礼必要先知礼,张载说:“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礼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在上者未能穷,则在后者乌能尽,今礼文残缺,须是先求得礼之意然后观礼。”

　　在这里,张载提出“知礼必先学穷理”。虽然张载认为礼即理,礼根源于理,但是,由于对天理并未进行完善的论证,故在沟通礼与理上,他较侧重于礼之精髓“礼义”,要正确理解礼,须先得“礼之意”,即“礼义”。以礼成德,必然要求个人修身养性,在这一点上,张载与二程均主张以“诚”“敬”修身,但二者亦有不同。“横渠教人以礼为先,大要欲得正容谨节,其意谓世人汗漫无守,便当以礼为地,教他就上面做功夫,然其门人,下梢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困无所见处,如吃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故其学无传之者。明道先生则不然,先使学者有知识,却从敬入。”

　　张载因世人“汗漫无守”,所以教人以礼为先,但其门人“溺于刑名度数之间”,不能领会他的意思,使“其学无传”;明道教人先从敬入,他的修身更加注重内在的恭敬,且不忘在认识、了解义理的基础上,将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相结合,使礼学的实践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行事方面。张载也提出:“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将敬作为礼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

　　礼是人应遵循的礼仪规范,遵守礼仪规范,才能形成个人的良好品行;“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人的“变化气质”也是“知礼成性”的一个表现。在礼的具体实践中,张载首先强调个人应从“洒扫应对”上 做 起,“洒 扫 应 对 是 诚 心 所 为,亦 是 义 理 所 当 为也”,以此为起点,“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其次,张载强调“以礼为教”。“张子以礼为教,不言理而言礼,理虚而礼实也。儒道宗旨,就世间纲纪伦物上着脚。故由礼入,最为切要,即约礼复礼的传也。”

　　“以礼为教”可以说是张载的教学实践宗旨和教育哲学的主题。如张载说:强礼然后可与立。

　　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捷径,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

　　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去。

　　孔子强调“三十而立”,“立”指的是道德人格的确立。张载指出“礼”是立的基础,他对孔子“不学礼,无以立”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要实现“礼”,则须通过“学”,学礼可以除去世俗的纷扰,可以达到明理。其次,他也强调了礼与仁的关系,仁“不得礼则不立”,“学之行之而复疑之,此习矣而不察者也。故学礼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学礼也”。可见,仁的确立以及践行,都离不开礼的支持。二者相结合,形成了张载“以礼为教”的独特内涵。

　　三、礼学之现实意义

　　张载礼学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教化,二是养民治国。社会教化方面之礼主要体现在家族生活中的各种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在张载的《经学理窟》中对此多有论述。这些礼仪不仅能够维系家族的和谐、有序,也能够调节宗法关系,所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

　　张载特别强调应该在民间恢复宗法制。在张载所处的时代,“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在这一背景下,张载致力于倡导和推行古礼,他自己也“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在其影响下,“学者用礼渐成俗”,使得“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张载在解释《礼记·学记》篇的“大成”思想时,也认为“化民易俗之道,非学则不能至,此学之大成”(卷88),礼在这一层面的意义就在于以礼化俗。在他晚年时,他还想努力改革宋代的冠、婚、丧、祭之礼,“会有言者欲请行冠婚丧祭之礼,诏下礼官,礼官安习故常,以古今异俗为说,先生独以为可行,且谓称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众莫能夺,然议卒不决”。因遭到反对,这次的改革没有成功。但张载站在儒家立场,坚持“用礼成俗”,凸显了礼在社会教化中的积极作用。

　　宋儒以礼学思想重构社会秩序,一方面在于社会的教化,而另一方面便在于养民治国,发掘“礼”在国家政治方面的 功 用。 张 载 “慨 然 有 意 三 代 之 治,望 道 而 欲见”,三代之治的基础在于礼乐制度,他认为礼的政治功能在于“嘉天下之会”,即以礼会通天下,实现养民治国之目的,而“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井田制是周礼的一个重要制度,张载对这一制度十分欣赏,他认为井田制的实行有利于教民养民,“井田行,至安荣之道”。张载认为社会的理想状态应是:“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

　　张载的礼学具有时代特色,他对于礼学思想的构建,是一个儒者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秩序失调的痛心疾首,是对世俗民风败乱的深切忧虑。他的礼学思想注重提升人的内在道德,从学理上丰富了礼的内涵,有效地将人的内在人格与外在行为结合,通过礼的社会作用———用礼成俗、以礼为教等,使礼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了经世致用的作用,体现了儒家道德理想与世俗生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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