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在汉代学术思想中的重要意义

　　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是汉武帝在下诏举贤良问对时，董仲舒与其关于治国根本方略的三次问对的记录，全文被班固收录于《汉书·董仲舒传》当中。有的学者认为《天人三策》是班固为塑造董仲舒“儒者宗”的形象而伪作的，依据是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不符，《天人三策》的原文在顺序与内容上也有诸多与史料冲突之处，但作者只是从逻辑上进行怀疑，论据并没有很大的说服力[1: 29 -35].结合董仲舒其他作品来看，《天人三策》在思想表现上还是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相一致的，我在这里还是坚持《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所作。

　　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对如何治理国家做了理论性的阐述，从思想上为国家各项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也由此逐步确立。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评价道：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 570].《天人三策》在制度层面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只是它在思想层面影响的一个表现，这三篇对策在学术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亚于其在制度层面所产生的意义。

　　西汉初期，统治者在黄老思想影响下实行无为而治，经历文景之治，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汉武帝即位之后，他仍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3: 592]黄老思想在恢复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确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但要解决政治中的制度问题，如何治理国家，解决内外关系方面，黄老的无为而治很明显起不到很大的作用。所以说汉武帝急需一种治世思想来发展国家，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弥补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本，融合道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而阐述的天人关系学说，无疑顺应了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他应对的《天人三策》就是他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当儒家思想走上统治地位的神坛与政治联姻之后，此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也随之受到了重大的影响。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天人三策》对学术思想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1 经学昌明之始

　　中国经学之肇始，可追溯于孔子删定六经，更准确的说法则是中国经学在汉代日趋昌明，得到很大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4: 41]如果说汉代是经学的昌明时代，那么董仲舒《天人三策》在开创这个昌明时代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的大家，其思想的阐发及其立论依据都源于《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依经立义，成为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基本理论阐述方法。“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2: 562]纵观《天人三策》全文，董仲舒各种思想的提出，都是据《春秋》大义而出，结合社会实际来提出与政治统治相适应的制度思想。在对策中也经常引用《论语》、《诗经》、《尚书》、《易经》等儒家经典，形成了《天人三策》自上而下依经立义的风格。这种阐述方式的背后，是儒学之士浓重的经本位思想，言必称经。这种思想在儒学获得独尊地位之后，更是渗透于儒家学者的骨髓，导致了一定时期学术思想之中依经立义思想的盛行。

　　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重要派别，其主要特点就是通经致用，经随世变。皮锡瑞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对汉代的经学做了评价，“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微言大义”[4: 56],这种从经典中探求微言大义，以致能够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应用于政治统治的方式，成为中国经学发展的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此种探求经典微言大义的方式，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5: 21]“《春秋》之好微与？ 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5: 26]董仲舒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注意探求《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结合具体的社会需要来说明自己思想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董仲舒这种出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的理论方法，就是经学通经致用典型的一种表现方式。他认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在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之中自始至终就贯穿了这种“从变而移”的思想，“故诗人疾而刺之，曰： ‘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 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 ”,董仲舒借《诗经》之义来阐释君臣治国之道，经典的微言被结合现实阐释出了有治国之用的大义。

　　《春秋》这部圣人所作的史书，在董仲舒那里被阐发成一部论述天人关系的经典，其各种思想理论均源出于《春秋》。此后，经学这种依经立义，通经致用的思想在经学发展中不断被传承延续下去，构成了经学发展的源流，这种思想对各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影响也由此发端，影响到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成为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儒学走向谶纬之学的肇始

　　董仲舒的思想中融合了儒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众多学派的思想，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中儒家与阴阳家思想的结合而形成的儒家阴阳学说，是由董仲舒最先提出来的，这种思想的主体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经过后世的发展，在东汉形成了在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谶纬思想。董仲舒着名的“天人感应”学说，其基础就是对天人关系的论述。“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 得 大 数 而 治，失 大 数 而 乱，此 治 乱 之 分也。”

　　在董仲舒看来，天为万物之本，圣人之所以能成圣，在于其法天，而贤者之所以能得其贤在于法圣，所以尊天法天应为天下大治之本。“君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君主作为一国之本，要想治理好国家最根本的在于法天效圣，从这个本出发天下方可大治。对天人关系的此种解释，也在客观上将君权进一步神圣化。对于天人关系的阐述董仲舒还进一步借用阴阳五行理论，将天与人密切关联。在《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中说： “故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阴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他通过将君臣的关系与阴阳关系相对应，来论述君王无为，臣下有为的治国思想。

　　在《天人三策》中，他进一步将天人关系具体到制度层面，来论证其主张的合理性。“阳为德，阴为刑； 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 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主张以德治国而不主刑，进一步将国家的治理与阴阳学说相联系，从这个角度上讲，国家怎样治理应该顺从天意而不可妄为，这就为政治制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除此之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第五十六到第六十四中，进一步将阴阳五行与人的身体、官职等相关联，用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来阐述他的制度主张，就这样董仲舒一步步地将国家治理与天人感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赋予王权一种合理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君主治理国家需要法天，这也就使王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 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 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这样，国家治理的好坏就与天之表征紧密相联，自然现象的出现就是上天对君主治国业绩的评价，而这种对于自然现象的解读权被儒学之士所牢牢掌握，因而君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

　　在汉代学术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谶纬思想，实际上就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是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极端、迷信的解读。导致了后来以灾异论证思想的肆虐，而事实往往被灾异之说所掩盖，更有甚者借灾异之说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在思想领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到汉末王充《论衡》的出现，其创作以“疾虚妄”为宗旨，才在谶纬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领域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3 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汉代确立了儒学在政治统治思想中的正统地位，而教育文化的发展则紧紧依附于政治，所以儒家思想在文人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就逐渐确立起来。儒家思想能够在政治统治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可以依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更新内涵来适用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这成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董仲舒最早在《天人三策》之中就体现了儒学这种更化的思想。在第一策末，董仲舒追述秦亡之道，探讨如何治理国家时说到，“今临政而愿治七十馀岁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此后两策关于制度、思想方面的主张，都明显体现出他的这种更化思想。更化思想的提出，也是针对汉武帝所面临的矛盾问题而提出来的，秦亡的教训让汉武帝知道，在大的制度框架承袭秦制之后，必然要进行制度变革来避免和秦代一样的亡国命运，所以说在汉承秦制基础之上结合现实进行革新成为必然。董仲舒在对策中也给出了更化的具体方法，“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 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上敬，周上为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尊古圣之大道不变，而于具体的制度有所损益，这就是他更化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思想在《春秋繁露》中有更加完备的体现，其中在《三代改制质文二十三》中就探讨了夏商周三代在礼乐制度上是如何承袭前代而有所变革的。

　　更化思想是儒家思想得以一直居于主体地位的一个内在驱动力，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还仰赖于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许多制度性的措施，以巩固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 563],“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 566].这样教育和入仕两种关键的思想文化传播方式都被儒家思想所掌控，儒学居于正统地位的思想基础由此渐趋确立。

　　此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还从服制（ 第二十六） 、考绩之法（ 第二十一） 、消除贫富悬殊（ 第二十七） 等具体制度政策方面来论述治国的具体理念，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各种制度的阐说都明显的带有儒家所强调的“仁”、“礼”等思想特色，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实际上是一种从制度层面向思想层面渐趋转化的过程。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从思想和制度层面解答了汉武帝当政所面临的问题，由此以后儒学也开启了和政治联姻的历史进程。“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亏令文章，焕焉可述。”[6: 52]儒学独尊的基础由此奠定，也影响到了后世学术思想的发展，此后各种学术思潮的兴起都有《天人三策》的思想因子存在于其中。后世王夫之更是评价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道： “经天下而归于一正，必同条而共贯，杂则虽矩范先王之步趋而迷其真。惟同条而共贯，统天下而经之，则必乘时以精义，而大业以成。仲舒之策曰：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义存矣。”[7: 49]这是对《天人三策》的影响较为精确的概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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