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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忠信思想的内容及意义探讨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6-02-19 共4663字

  一、孔子忠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经历着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代,也是社会各阶层的人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会大动荡中的时代。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某些新思潮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应运而生,从而构成了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 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开始,《管子·轻重乙》提到: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1]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农家必备的生产劳动工具中,铁器工具已占据主要地位,这必然会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原有的“井田制”经济结构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西周以来的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已走到了尽头,而大小诸侯国要想壮大自己的势力,守护自己的领地,掠夺别人的领地,变革当时的剥削方式和经济结构势在必行。春秋五霸中首先称霸的齐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议下实施了“相地而衰征”和“按亩而税”之制。这是一种以实物地租为主的剥削方式,即领主可以根据私田的地质情况来征收一定的实物,这样公田上的劳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实物地租,两种剥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领土阶级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从而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楚国和郑国在公元前的 548 年和543 年也先后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2. 动荡社会的统治危机

  首先是政权的统治权利逐级旁落下移。平王东迁,东周以后,周王室衰落,虽然还保留着西周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社会等级结构,但周天子已失去了号召天下的权利,逐渐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成了徒有虚名的领袖。这时候,各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周天子不但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到他们的藐视。同时,诸侯国内部的混乱统治使得争权斗争加剧,各诸侯国为了权力和利益,开始对外进行兼并战争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道德失范、礼崩乐坏就是在这种内斗的状态下形成的社会现象。《诗经》中“君子屡盟,乱是用长”[2]便是对这段祸乱的描述,着实反映出诸侯各国屡次结盟而又不能守盟,导致乱事滋生,国与国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3. 思想观念上的新思潮

  首先是“天命”观念的变化。在传统的天神崇拜观念中,尧舜和西周时代的人们对“天”的敬畏是无可置疑的。西周时期总结出一套“以德配天”的观念,周人通过殷商灭亡的教训,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渐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认为“保民”才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统治者的“敬德”.到了春秋时期,重人事轻天命的观念更为突出。随着各大小诸侯国经历着由强盛到衰败、由衰败到强盛的过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治兴衰和政治变化的原因。更多人开始摆脱“天命”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从现实中出发,找寻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3]的思想将“人道”与“天道”区分开来,认为人际间的道德规范才是人们必须崇尚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孔子正是研究“人道”这门学问较系统较深刻的人,其忠信思想就是对春秋时期重人道轻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礼”观念的变化。随着“天命”观念的变化,与“敬天”、“祭祖”的仪式相混的“礼”,在春秋时期萌生了“礼”、“仪”分开的观念。正如鲁昭公访问晋国时,在晋国迎接到赠礼的仪式上,做得一丝不苟,却被晋国名叫女叔齐的大臣称为不懂“礼”,他称: “是仪也,不可谓礼。”[4]

  认为“礼”是用来守护国家的,而鲁昭公本末倒置,不去体会礼的由来,却把精力全放在学习这些仪式的细枝末节上,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5]正是对“礼”的新看法,即“礼”与“仪”区分。可见,“礼”是维系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核心原则,而“仪”则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在孔子看来,要改变春秋天下混乱的局面,就要提倡“礼”所规定的政治关系和秩序。

  二、忠与信的辩证统一

  在孔子《论语》中,“忠”出现了 18 次,“信”出现了38 次,“忠信”连用出现了 7 次。孔子对“忠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二者列为四教之内,那么二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忠”和“信”具有同质性。“忠”从中从心,“信”从人从言,但人说出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最终归结于有什么样的心。如果将“信”看成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时,这样的承诺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实意,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承诺缺乏来自于内心真情实意的支撑,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而,“信”应当以“忠”为根基,从“尽心”出发。“信”不仅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而且这样的承诺出自主体的真情实意,一个人没有忠诚之心,他将没有忠诚之言,更没有忠诚之行。可以说,“忠”是“信”的依据,“信”是“忠”的外在表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童书业先生认为: “‘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诚实之意,为道德之本。”[6]着名理学家朱熹对“忠信”的分析更为透彻,他认为: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7]

  这些简明扼要的解说,明确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质与关系,二者虽然名词不同,究其本质,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质。“忠”、“信”二者虽然具有同质性,互为表里,但还是有所区别并各有侧重的。“忠”来自于人的内心,是人的内心品质,侧重点在“我”.“信”是主客体交流时的双向或多向信任,侧重点不在于自己,而是“他”.如果将“忠”规定为“内忠于心”的话,“信”更侧重于“外信于人”,前者体现的是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后者体现的是外在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践行。

  三、孔子忠信思想的内容

  1. 立身之本

  忠信是个人立身、处事和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孔子在《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8]69 -70孔子将“信”比作“輗”和“軏”,告诫人们“信”就如同一个人的脊柱,如果没有了“信”,人就如同马车失去了“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时的社会虽说是乱世,也有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的约束,正因为有了忠信,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才能得以正常运行,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忠信是君子必备的重要品德,而“言忠信”、“行笃敬”是君子践行忠信的完美统一。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处事通达,子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8]69 -72说话忠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即使到了落后之地也会畅通无阻。“言忠信”和“行笃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忠信”侧重内在的动机,“笃敬”侧重外在的行动,二者互为前提而存在。孔子多次强调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欲讷于言而敏于行”[8]69 -72.君1言,并用行动来成就自己的忠信,那么民众也会跟随他走向忠实。由此可见,“言忠信”和“行笃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忠信人格,忠信人格就像一个人的灵魂,是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忠信政治的基础与保障。

  2. 交往之道

  与朋友交往讲忠信,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与合作的重要前提。孔子的弟子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9]3 -4子夏也曾提出: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5 -6可见,孔子的弟子们都将“信”看成是朋友交往的准则。为此,孔子更是把“让老人安心,让朋友信任,让少年得到爱护”为“子之志”[10].在择友方面,孔子认为要结交志趣相投、品行一致、博学多识之人,他说: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9]5 -6还特别强调: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11]

  有益的朋友是正直、诚实、博学多才的,而有害的朋友是虚伪谄媚、阿谀奉承、巧舌如簧的。因此,在与人交往中,要分清对方是有益还是有害之人,择同道者而友之。总之,朋友之间的交往应当以“忠信”为衡量标准,这不仅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与发展的保障。

  人与人之间除了有超越血缘关系的朋友之谊,还有隐藏于人际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义利关系。义利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原有经济结构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现,追求利益成为当时势不可挡的趋向。而人们为了利益背信弃义、争夺不休,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孔子的义利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在孔子那里,他首先肯定人们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2]42 -43他还主张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3],借着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他们得利,这也就强调了“民之利”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看待“利”,如何获得“利”,如何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在孔子那里,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他主张以义导利,提倡人们“见利思义”[14].同时反复强调: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42 -43这里的“道”,就是“道义”,他主张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尊重道义,而讲忠信,便是符合道义的。由此我们便可以明确“义”、“利”和“信”之间的关系: 利益的追求应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要恪守诚信原则。这正是孔子义利观的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忠信交往的关键所在,如此,一个讲忠信的社会风气才会出现。

  3. 为政之德

  忠信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事之本,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与保障。在孔子的经典着作中,不仅包括个人忠信之德的内圣修身,也涵盖社会忠信之德的外王开拓。若没有社会制度的规范,个人忠信便无法得到外在的保障; 同样,若只看重社会制度上的忠信,没将忠信观念根植于人的内心,也就无法转变为人自觉自愿的活动。忠信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社稷是相当重要的,在《颜渊》中,子贡问怎样去治理国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个,应该选哪一个,曰: “去兵。”子贡再次提出选其一而去之,子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5]174 -178于现代人的思维,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上的需求,而孔子认为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于是提出了“民无信不立”这一响亮的名言。可见,忠信为立国之本,是当政者的为政之要。

  孔子还认为,要想政治忠信于民,还必须做到政令实施以守信为主,保证政令的可信度。荀子曾说: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荀子·议兵》) 如若政令不一,缺乏政治上的可信度,国家就会失去依托,社会秩序必将混乱不堪。在君臣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臣以“忠”首先是君要以“礼”相待。

  可见,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臣并不是无条件地“忠”于君,而是要在符合道义标准的条件下去侍奉君主。在臣民关系上,孔子主张“居之无倦,行之以忠”[15]174 -178,这实际上是要求为官者从自身做起,在位时勤勤恳恳,执行政令忠心耿耿,才能使人民忠诚。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7],为政者只有勤政为民,为百姓做事,臣民关系才会和谐发展,百姓才会辛勤劳作而无怨言。在选拔为官者上,孔子主张以“直”为标准,提拔正直之人,搁置邪曲者之人,正直者秉持公道,尽忠职守,百姓就会服从。孔子曾感叹: “直哉! 史鱼。邦有道,如矢; 邦无道,如矢。君子哉! ”[8]69 -72可见,在孔子的为政之德中,政令的实施和为官者的品德也是政治忠信于民的关键。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忠信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德目,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际交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孔子的忠信思想不仅可以为我们研究儒家文化提供新的视角,还可以为现代社会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持。

  [参 考 文 献]

  [1]张小木。 管子解说全本( 轻重乙)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9:576 -578.
  [2]程俊英。 诗经译注( 小雅·巧言)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3 -144.
  [3]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 昭公十八年)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1394 -1395.
  [4]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昭公五年)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418 -420.
  [5]张燕婴。 论语译注( 阳货)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4: 269 - 270.
  [6]章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18 - 220.
  [7]黎德靖。 朱子语类( 卷二十一·论语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126 -1127.
  [8]吴龙辉。 孔子语录全编( 论语·为政)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69 -72.
  [9]张燕婴。 论语译注( 学而)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4: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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