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论文
一、孔子忠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经历着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代，也是社会各阶层的人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会大动荡中的时代。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引起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某些新思潮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应运而生，从而构成了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 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开始，《管子·轻重乙》提到：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1]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农家必备的生产劳动工具中，铁器工具已占据主要地位，这必然会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原有的“井田制”经济结构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西周以来的领主制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已走到了尽头，而大小诸侯国要想壮大自己的势力，守护自己的领地，掠夺别人的领地，变革当时的剥削方式和经济结构势在必行。春秋五霸中首先称霸的齐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议下实施了“相地而衰征”和“按亩而税”之制。这是一种以实物地租为主的剥削方式，即领主可以根据私田的地质情况来征收一定的实物，这样公田上的劳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实物地租，两种剥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领土阶级与农奴之间的矛盾，从而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楚国和郑国在公元前的 548 年和543 年也先后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2. 动荡社会的统治危机
首先是政权的统治权利逐级旁落下移。平王东迁，东周以后，周王室衰落，虽然还保留着西周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社会等级结构，但周天子已失去了号召天下的权利，逐渐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成了徒有虚名的领袖。这时候，各诸侯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周天子不但驾驭不了诸侯，反而受到他们的藐视。同时，诸侯国内部的混乱统治使得争权斗争加剧，各诸侯国为了权力和利益，开始对外进行兼并战争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道德失范、礼崩乐坏就是在这种内斗的状态下形成的社会现象。《诗经》中“君子屡盟，乱是用长”[2]便是对这段祸乱的描述，着实反映出诸侯各国屡次结盟而又不能守盟，导致乱事滋生，国与国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3. 思想观念上的新思潮
首先是“天命”观念的变化。在传统的天神崇拜观念中，尧舜和西周时代的人们对“天”的敬畏是无可置疑的。西周时期总结出一套“以德配天”的观念，周人通过殷商灭亡的教训，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渐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认为“保民”才是获得“天命”的必要条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统治者的“敬德”.到了春秋时期，重人事轻天命的观念更为突出。随着各大小诸侯国经历着由强盛到衰败、由衰败到强盛的过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治兴衰和政治变化的原因。更多人开始摆脱“天命”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从现实中出发，找寻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3]的思想将“人道”与“天道”区分开来，认为人际间的道德规范才是人们必须崇尚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孔子正是研究“人道”这门学问较系统较深刻的人，其忠信思想就是对春秋时期重人道轻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礼”观念的变化。随着“天命”观念的变化，与“敬天”、“祭祖”的仪式相混的“礼”,在春秋时期萌生了“礼”、“仪”分开的观念。正如鲁昭公访问晋国时，在晋国迎接到赠礼的仪式上，做得一丝不苟，却被晋国名叫女叔齐的大臣称为不懂“礼”,他称： “是仪也，不可谓礼。”[4]
认为“礼”是用来守护国家的，而鲁昭公本末倒置，不去体会礼的由来，却把精力全放在学习这些仪式的细枝末节上，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5]正是对“礼”的新看法，即“礼”与“仪”区分。可见，“礼”是维系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核心原则，而“仪”则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在孔子看来，要改变春秋天下混乱的局面，就要提倡“礼”所规定的政治关系和秩序。
二、忠与信的辩证统一
在孔子《论语》中，“忠”出现了 18 次，“信”出现了38 次，“忠信”连用出现了 7 次。孔子对“忠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二者列为四教之内，那么二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忠”和“信”具有同质性。“忠”从中从心，“信”从人从言，但人说出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最终归结于有什么样的心。如果将“信”看成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时，这样的承诺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实意，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承诺缺乏来自于内心真情实意的支撑，其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而，“信”应当以“忠”为根基，从“尽心”出发。“信”不仅是主客体之间双向或多向的承诺，而且这样的承诺出自主体的真情实意，一个人没有忠诚之心，他将没有忠诚之言，更没有忠诚之行。可以说，“忠”是“信”的依据，“信”是“忠”的外在表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贯通。童书业先生认为： “‘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诚实之意，为道德之本。”[6]着名理学家朱熹对“忠信”的分析更为透彻，他认为：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7]
这些简明扼要的解说，明确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质与关系，二者虽然名词不同，究其本质，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质。“忠”、“信”二者虽然具有同质性，互为表里，但还是有所区别并各有侧重的。“忠”来自于人的内心，是人的内心品质，侧重点在“我”.“信”是主客体交流时的双向或多向信任，侧重点不在于自己，而是“他”.如果将“忠”规定为“内忠于心”的话，“信”更侧重于“外信于人”,前者体现的是内在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后者体现的是外在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践行。
三、孔子忠信思想的内容
1. 立身之本
忠信是个人立身、处事和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孔子在《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8]69 -70孔子将“信”比作“輗”和“軏”,告诫人们“信”就如同一个人的脊柱，如果没有了“信”,人就如同马车失去了“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时的社会虽说是乱世，也有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的约束，正因为有了忠信，各种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才能得以正常运行，而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
忠信是君子必备的重要品德，而“言忠信”、“行笃敬”是君子践行忠信的完美统一。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处事通达，子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8]69 -72说话忠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即使到了落后之地也会畅通无阻。“言忠信”和“行笃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忠信”侧重内在的动机，“笃敬”侧重外在的行动，二者互为前提而存在。孔子多次强调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欲讷于言而敏于行”[8]69 -72.君1言，并用行动来成就自己的忠信，那么民众也会跟随他走向忠实。由此可见，“言忠信”和“行笃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忠信人格，忠信人格就像一个人的灵魂，是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忠信政治的基础与保障。
2. 交往之道
与朋友交往讲忠信，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与合作的重要前提。孔子的弟子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9]3 -4子夏也曾提出：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5 -6可见，孔子的弟子们都将“信”看成是朋友交往的准则。为此，孔子更是把“让老人安心，让朋友信任，让少年得到爱护”为“子之志”[10].在择友方面，孔子认为要结交志趣相投、品行一致、博学多识之人，他说：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9]5 -6还特别强调：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11]
有益的朋友是正直、诚实、博学多才的，而有害的朋友是虚伪谄媚、阿谀奉承、巧舌如簧的。因此，在与人交往中，要分清对方是有益还是有害之人，择同道者而友之。总之，朋友之间的交往应当以“忠信”为衡量标准，这不仅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与发展的保障。
人与人之间除了有超越血缘关系的朋友之谊，还有隐藏于人际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义利关系。义利问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原有经济结构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现，追求利益成为当时势不可挡的趋向。而人们为了利益背信弃义、争夺不休，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孔子的义利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在孔子那里，他首先肯定人们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2]42 -43他还主张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3],借着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他们得利，这也就强调了“民之利”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看待“利”,如何获得“利”,如何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在孔子那里，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他主张以义导利，提倡人们“见利思义”[14].同时反复强调：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42 -43这里的“道”,就是“道义”,他主张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尊重道义，而讲忠信，便是符合道义的。由此我们便可以明确“义”、“利”和“信”之间的关系： 利益的追求应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要恪守诚信原则。这正是孔子义利观的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忠信交往的关键所在，如此，一个讲忠信的社会风气才会出现。
3. 为政之德
忠信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事之本，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与保障。在孔子的经典着作中，不仅包括个人忠信之德的内圣修身，也涵盖社会忠信之德的外王开拓。若没有社会制度的规范，个人忠信便无法得到外在的保障； 同样，若只看重社会制度上的忠信，没将忠信观念根植于人的内心，也就无法转变为人自觉自愿的活动。忠信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社稷是相当重要的，在《颜渊》中，子贡问怎样去治理国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个，应该选哪一个，曰： “去兵。”子贡再次提出选其一而去之，子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5]174 -178于现代人的思维，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上的需求，而孔子认为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于是提出了“民无信不立”这一响亮的名言。可见，忠信为立国之本，是当政者的为政之要。
孔子还认为，要想政治忠信于民，还必须做到政令实施以守信为主，保证政令的可信度。荀子曾说：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荀子·议兵》） 如若政令不一，缺乏政治上的可信度，国家就会失去依托，社会秩序必将混乱不堪。在君臣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臣以“忠”首先是君要以“礼”相待。
可见，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臣并不是无条件地“忠”于君，而是要在符合道义标准的条件下去侍奉君主。在臣民关系上，孔子主张“居之无倦，行之以忠”[15]174 -178,这实际上是要求为官者从自身做起，在位时勤勤恳恳，执行政令忠心耿耿，才能使人民忠诚。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7],为政者只有勤政为民，为百姓做事，臣民关系才会和谐发展，百姓才会辛勤劳作而无怨言。在选拔为官者上，孔子主张以“直”为标准，提拔正直之人，搁置邪曲者之人，正直者秉持公道，尽忠职守，百姓就会服从。孔子曾感叹： “直哉！ 史鱼。邦有道，如矢； 邦无道，如矢。君子哉！ ”[8]69 -72可见，在孔子的为政之德中，政令的实施和为官者的品德也是政治忠信于民的关键。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忠信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德目，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际交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孔子的忠信思想不仅可以为我们研究儒家文化提供新的视角，还可以为现代社会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持。
[参 考 文 献]
[1]张小木。 管子解说全本（ 轻重乙）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9:576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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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燕婴。 论语译注（ 阳货）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4: 269 - 270.
[6]章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18 - 220.
[7]黎德靖。 朱子语类（ 卷二十一·论语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126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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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燕婴。 论语译注（ 学而）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4: 3 -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