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论文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直到明清两代，广东学者于理学的体认亦略显模糊，如郭棐、屈大均将赵德、梁观国视为理学家。由于韩愈谪居潮州，从其游学的赵德集韩文而成《昌黎文录》（ 已佚） ,并为之序，赵德由此成为郭棐《粤大记》、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所说的广东理学之始。郭棐说： “然（ 赵） 德崛起于盛唐，文章气节，卓有植立，为潮学宗，固非待昌黎而兴者。”[4]375屈大均也说： “吾乡理学，自唐赵德先生始。昌黎称其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亟排异端而宗孔氏者也。”[9]306理学是儒道释相兼，或者说是阳儒阴佛，故赵德辟佛宗孔其实不涉于理学。与此相类的还有在 1142 年师从胡寅，并得胡氏称赏而在 4 年后为其撰写《进士梁君墓志铭》的梁观国，虽然胡寅将此文收入《斐然集》，黄宗羲也将梁观国置于《宋元学案·衡麓学案》，并说： “绍兴壬戌间，胡致堂退居衡山之阳，先生因其友高登知致堂之有志邹鲁而无趣竺乾也，诒书致杂文一编，致堂称而扬之。”[5]609但是，据梁观国留下的四种着述： 《归正集》、《议苏文》、《丧礼》、《壶教》，皆力辟佛老以归孔孟，故梁观国亦非郭棐《粤大记》、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载的宋代理学之始。
二、宋代广东理学不入中原主流理学一脉
由崔与之创立、李昴英大振的“菊坡学派”是广东本土首个儒家学派，崔、李自然成为“菊坡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们亦分别留下诗文集《崔清献公集》、《文溪集》。而出自李昴英门下的何文季、赵东山、陈大震、李春叟等则将“菊坡学派”延至宋末元初，但“菊坡学派”的影响力则延至广东近代。
由崔与之启引的“二业合一”、重视讲学、学术创新1发展。
1. “二业合一”
“读书-科举-仕宦”是科举制度下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范式，如何经营来之不易的仕宦人生则成为审视士人道德操守的关键环节，故仕业、德业即是笔者以为的“二业合一”.而于此别出的不重立言与黄花意象亦成为广东儒家的独特景象。
从1195 年踏入仕途到1224 年急流勇退，崔与之一生从未任以京官，30 年均来去于边境重地、难治之地，但无论是治广西九年，帅淮五年，还是治蜀五年，荐人才、访民情、刺贪官、创万马社，直斥刘琸用兵无方，直指陛下“收揽大权，悉听独断，……任之为专，信之不笃”[10]37,无不彰显崔与之“仕”之政绩彪炳，而“西蜀福星”、《海上澄清录》、《海外便民榜》则是海南人民对他的永久怀念，以此体现崔与之“仕”之“德”.从 1219 年撰写的《第三次辞免秘书少监》至 1236 年《辞免特授正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第一诏奏状》，整本《崔清献公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系列呈请辞官的奏疏组成的，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崔与之四辞礼部尚书、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向世人表达“狐首邱而为幸”[11]30,而这些旨在辞官的奏疏成为了崔与之必须“立言”的内容，故重立功、重立德而不重立言成为崔与之对“三立”的诠释。崔与之酷爱菊花，晚岁以韩琦“老圃秋容淡，寒花晚节香”的诗句营造一种平和、纯朴的心境，故理宗特赐“菊坡书院”四字，而 1235 年崔与之以 78 岁高龄平定广东摧锋军叛乱，又使这种远离仕宦的平和心境添上别样的锋芒与体现“隐”之“德”,故文天祥称其“菊坡翁盛德清风，跨映一代”.李昴英一生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平冤狱、建平籴、谏游幸、请立储等体现其政绩，而汀州推官任上，郡守不恤下属，与之强争，不听，弃官；三上斥史崇之书，罢归，如此耿介尚直的个性实是沿承乃师崔与之，故理宗称许李昴英“南人无党”.李 昴 英 一 生 三 度 （ 1239-1244、1247-1251、1255-1257） 归隐家乡番禺，筑室授徒，传承“菊坡”之学。除诗文作品外，李昴英亦未留下儒学着述。而于 56 岁去世的李昴英一生等不及晚岁即止，故亦未具有崔与之人生的完整、完美。但由师徒二人开创的人生范式，影响着陈献章、丘浚、霍韬、方献夫、黄佐、湛若水、杨起元、朱次琦、陈澧、简朝亮等一代又一代广东儒学家。但只有在陈献章、简朝亮等笔下才更多地提及崔与之，直言对崔与之的敬重。而由于白沙心学标志广东儒学真正进入创新时代，简朝亮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标志广东传统儒学的终结，故崔与之对陈献章、简朝亮的影响即是对宋以后广东儒学的影响。
明代广东学术繁兴，中式科举的士人不断增加，故湛若水将崔与之、李昴英诠释的仕业、德业合一易作以德业为本，以举业为末，而本末浑然一体，故举业不足以害道，人自累道[12]165,将崔、李不重立言称作文章着述乃涵养德业而发挥于文字。
而陈献章就是湛若水所说的“二业合一”的明代广东心学家。有学者指出，从《陈献章集》中频繁出现的咏颂崔与之与其门人李昴英的诗文作品来看，白沙学术受崔与之所创立的“菊坡学派”的影响自无疑义[2],可惜作者并没有作进一步探究。
笔者以为，崔、陈二人尤重德业、不重立言、酷爱菊花即为其中三例。如陈献章评价崔与之说： “淮蜀委之而有余，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效力于当年，而全身于晚节。”[13]106如孔子梦见周公，陈献章亦于梦中思见崔与之，但历经 1448 年、1451 年、1468年三次会试不第与 1466 年、1482 年仕途受挫，“平生只愿仕”的陈献章未能如崔与之创立“外王”功业，自 1483 年后屡召不起，以开馆讲学与以诗传道。陈献章生平不事着述，故被邢让以为真儒复出的陈献章说： “莫笑老慵无着述，真儒不是郑康成。”[14]94陈献章虽没有撰写心学专着，但还是留下了二千多首诗作与五百篇文章，如钱穆说： “理学家为诗，上有康节，下有白沙，皆毕生从事于此。”[15]1故诗文即是陈献章涵养德业之已发。陈献章 亦 酷 爱 菊 花，如 有《紫 菊 吟，寄 林 时 嘉》诗[13]296,一直到民国中叶的简朝亮笔下，也大写他对崔与之与菊花的偏爱。[16]8
2. 重视讲学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崔与之是广东第一位晚岁归隐乡土、筑室讲学的政治家、学问家，而在崔与之远去之后，重视讲学即成为广东学风、民风、士风。如宋代李昴英归隐番禺，开馆讲学，使“菊坡学派”延至宋末元初。明代“南园前五子”李德、黄哲晚年授徒，明代广东“三大学者”之一黄佐讲学广州粤洲山麓，“南园后五子”中的黎民表、梁有誉等出其门下，而黎民表亦讲学越秀山麓，使“南园诗”大放光芒。明代广东又一“三大学者”丘浚居官不忘讲学，王佐、蒋冕等出其门下，使海南学术再创高峰。明代广东另一“三大学者”陈献章则开馆“小庐山书屋”,其讲学活动可以分为1465-1468 年、1469-1482 年、1483-1500 年三个阶段[17],从首期由于邢让之激扬而“门人益进”,到第二期“道价响天下，四方学者日益众”[13]870,到第三期形成碧玉楼、江门钓台、嘉会楼三个讲学地点，陈献章 35 年的讲学生涯培育了大批自江门、南海、三水、顺德为主的门人，形成广东继“菊坡学派”后又一学术流派---“白沙学派”.1513-1522 年，霍韬、方献夫、湛若水同时在西樵山开馆讲学，西樵山成为明代广东学术中心。
霍韬在《游西樵序》中忆及其时三人坐拥的书院胜景。[18]1039在霍、湛、方三人之中，成为继陈献章之后又一名明代广东着名教育家的非湛若水莫属。由于湛若水讲学足迹遍及南北，而且王、湛同时讲学，故其门人虽然仍以广东士人为主，但其知名者非广东人为多，而且，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14]875甘泉门人虽不及阳明门人盛，但足与阳明分庭抗礼，其陈、湛并称，即时称新会学派，亦与姚江并名。[19]78由崔与之启引，陈献章、湛若水大振的广东理学重视讲学传统，由于万历年间学禁的原因而一度衰落，清初广东书院沦为程朱理学书院而讲学之风不兴，阮元在 1819 年创学海堂亦有课作无讲学，故广东讲学之事微殊非如黄节所言尽因于阮元[7]4491,而是有其特殊的社会因素的。1858 年、1867 年、1891 年、1891 年，朱次琦、陈澧、康有为、简朝亮分别开馆礼山草堂、菊坡精舍、万木草堂与读书草堂、阳山山堂，朱次琦、陈澧更分别创立“九江学派”、“东塾学派”,广东学术再现高峰。而1905 年开始的书院改学堂运动后，广东传统书院相继关闭，由崔与之启引的有八百年历史的广东讲学传统亦宣告结束，但于这一漫长历史长河中，讲学传统对广东学术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3. 学术创新
崔与之舍程朱义理而独取事功思想既与他长达 30 年的政治生涯有关，这种自主选择也反映广东学人踏出了学术创新的第一步。毫无疑问，崔与之择取的事功思想是沿承中原陈亮、叶适而殊非日后陈献章使有明之学始入精微[14]79的自创之学，但崔与之仍然是探寻广东儒学真正进入创新时代的不能绕开的人物。
“菊坡学派”的学术思想由哲学、政治、军事组成，共同反映的就是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其中哲学思想出自李昴英笔下的《春秋》观念，是以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而以图理宗革新朝政，如李昴英说： “今岁以来，天变频仍，正当修人事以应之。”[20]32政治思想则涵盖了仁治、重君、重人才等传统内容。如崔与之以“无以政事杀民”[11]508为座右铭，临终仍盼“东南民力竭矣，诸贤宽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赐”[21]488.故后世评他： “仕四十七年，未尝一玷弹墨，爱君忧国之诚，老而不息，真纯臣也。”[21]488李昴英亦认为： “民吾同胞也，况父母之邦之民几乎！ ”[22]45至于论及重君，李昴英是将“宋室中兴”之愿，托于君主一人，故他认为君主应“念三垂之民，转徙无依，必不忍适一已之安逸”[20]151.而崔与之尤重人才，他说： “人才之进退，言路之通塞，国势之安危系焉。”[21]484崔与之又将人才分二等，“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者次也。”[21]486李昴英则重视个性硬朗耿介之才，“天下所少者，忠臣义士耳。”[20]159崔与之、李昴英身处宋朝国土沦丧、兵危将少、主战主和大混战之时，故由积极防御、注重军事训练、重视边治为内容的军事思想则最能体现“菊坡学派”的时代特色。不同于主战、主和，崔与之提倡“积极防御”思想，他说： “（ 战事） 不过战、守、和三事而已。唯能固守，而后可以战，可以和，权在我也； 守且不固，遂易战而为和，权在彼也。”[23]500故“守”是“战”、“和”的前提、关键，求稳是崔与之提出“守”、“战”、“和”三步策略的特色。崔与之平时以上、中、下三等训练士兵，如他所说： “兵不在多，在素练耳。”[23]500来自广东偏远的崔与之相当重视边境安危，他说：“宽其力，不惟可以实边，缓急可以为官军声援。”[23]502“菊坡学派”的学术思想只字未及天理人欲，反之这是崔与之严厉指斥的内容，而不重立言的他仍在诗作中多次弘扬儒家的“外王”精神。如： “胸中抱负经绘业，笔下铺张造化功。”[11]40“须知经济学，元不堕秦灰。”[11]43“议论方前夕，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遗爱竹枝歌。”[11]43敢于在朱熹与陈亮、叶适大论战中站在陈、叶一边，既源自崔与之、李昴英独特的仕宦经历下对朝政、边治、军事的看法，亦与处于理学南传初始阶段下广东理学发展拥有的诸多可能有关，而这种重实用、简易化的事功思想无疑是更加适合欠缺儒学根基的宋代广东的。有学者指出，全谢山谓白沙学出吴康斋而别为一家，不知自宋以来翟氏之学源于濂洛而开白沙之先，斯盖吾岭南学派所自出也。
笔者以为，除白沙心学以外，广东儒学其实都是在中原儒学南传中发展起来的，而白沙心学的源头似乎不是崔杰，而是浓缩于崔与之“菊坡学派”之中的明以前广东地域文化，这就是对中原儒学传统的创新精神。无论是陈献章、吴与弼的学术对比，同门胡居仁对陈献章学术思想的指斥，还是黄宗羲将陈献章学术思想置于宋、明儒学发展的转捩点，学界突显的就是白沙心学的“创新”二字。相同的，无论是陈献章、湛若水的学术对比，甘泉门徒对白沙心学的指斥，以及王阳明、湛若水的学术往来与思想对比，还是黄宗羲以王门、湛门的论列，黄节以浙宗、广宗之称呼，其突显的仍然是甘泉心学以“创新”而定其宗。就是这种学术创新，或者说只有学术创新，才能使广东儒学焕发生机与活力，而没有过多儒学传统束缚的广东又相当容易成为推动儒学向前发展的地方。日后康有为全面否定中国古代儒学传统，创岭南新学派而引发一场儒学革命、社会革命即是如此，而似乎只有如此，广东儒学才有力量与中原儒学平分秋色，甚至从非主流进入主流。
2005 年 3 月，“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广州事迹展”选出广东先贤 109 人，来自宋代广东不入中原主流理学一脉的崔与之、李昴英、陈大震榜上有名，而沿承中原理学传统的宋代理家 13 人则无一上榜。引领广东儒学真正进入创新时代的陈献章、湛若水，在广东引发儒学近代转型的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黄节、邓实等亦纷纷上榜，故学术创新于广东儒学的巨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