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读书思想及读书风范对后世的影响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晚清军政大臣，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湘军领袖，湘乡古文学派创始人，被誉为满清王朝"中兴第一名臣".他通过读书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自幼胸怀大志，饱览群书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读书于个人而言是获取金钱地位、实现人生价值、享受荣华富贵的最佳甚至是唯一途径，于家庭而言可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因此，各行各业的百姓人家，只要生活上稍能对付，都将子弟送至私塾，以期"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图个光大门庭。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曾家世代务农。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早年弃学，文化程度不高。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天分平常，耗去了大半辈子光阴仅考中一个秀才。全家人便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

　　曾国藩六岁时，曾玉屏便聘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认字。曾国藩从《千字文》读起，不到十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接着开始学习八股文，准备应考。没几年时间，曾国藩就能做出八韵诗，制艺也能成篇了。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太高，完全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这便是曾国藩读书初衷。

　　道光六年（1826年）春，16岁的曾国藩去长沙参加童子府试，名列第七。他的才华初露使曾玉屏父子大喜过望，从孩子的前途和仕途着想，曾玉屏父子便决定把曾国藩送到汪觉庵先生在衡阳所设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一来可以改变一下环境，使曾国藩有新鲜感，产生新的求知欲；二来接触一些教学方法，把读书与做八股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汪觉庵训迪士子，每日照例面课四书文外，还拿一些八股范文令学子们诵习，并加以详解。通过一年多的学习，曾国藩的八股文比起汪觉庵也不逊色。

　　为了早早跳脱私塾的窠臼以求全面更大的发展，一年后，曾玉屏父子又将曾国藩送进涟滨书院读书。

　　这里不但有知识渊博的师长、丰富的藏书，还有来自县境内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学兄学弟。在这里，曾国藩杜绝交游，终日在书院内读书学习。为了明志，他还改号为"涤生",意在涤除旧习，焕然新生。

　　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曾国藩肄业于涟滨书院。当时的他年轻气盛、锐志功名，最大的心事便是急于科举。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23岁的曾国藩参加湘乡县试，幸运地中了个秀才，接下来继续朝着科举路上的下一个目标奋进。入学岳麓书院不到一年，他参加乡试，得中举人。

　　然而，清代科举考试，上承明制，对于录仕，也承明制。明代重进士，进士出身为甲科，举人出身为乙科。举人会试不第，可申请入监为举监，或经荐举或考选入仕。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1].可见，举人入仕之初就与进士有着天壤之别。

　　曾国藩十余年寒窗苦读，志向远大，自然不甘于在举人打止。他想凭借考中举人的春风，到京城攀蟾摘桂。但之后的仕途似乎没有那么顺利了，先后考了三次才得中进士。

　　在入都会试之前，曾国藩的足迹未出过湖南。

　　那时正如他自己所说"日与庸鄙者相处，全无所闻"[2]读书以科场应试为中心，所谓"为考试而学问",每天只是作些八股试贴，以猎取功名，只能称得上是闭塞山区的陋儒。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决心要涤除旧习，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他常在诗歌、日记、书信中抒发感慨，表明志向，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3].总之，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读书，以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干一番大事业。

　　二、与时俱进与经世致用的读书思想

　　曾国藩在中进士之前，读书围绕科举为中心，范围比较狭窄。进京后，才得知有经学、理学等其他学问。在着名理学家唐鉴、倭仁等人影响下，曾国藩读书更加系统化、学术化，知识面不断扩展。

　　初入翰林院时，曾国藩读书主要靠自学，带有很大盲目性。他酷爱古文，尤其专心研读清代古文学家姚鼐的着作，期望在古文领域能有所建树。但在京师与学者、名流的交往中，曾国藩发现当时的梅曾亮、何绍基已远远走在他的前面，自己很难在古文领域超越同辈。所以，在读书治学上只有另找途径，方能有所作为。后来曾国藩对这一转变自我解释说："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觉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仲伯"[4].于是，便专拣名人着作阅读，逐渐转到治理学的道路上。

　　曾国藩治理学首先是从阅读《朱子全集》开始的。但究竟如何将此书研读好，曾国藩一时难得门径，不知如何下手，只好向同乡唐鉴登门求教。唐鉴"潜研性道，宗尚闽洛"[5],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唐鉴一番话让曾国藩"听之昭然，若发蒙也"[6],而主攻理学，兼治古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曾国藩发现理学家的读书修身之法不适合自己，遂改弦更张，将研究理学的目标仅限于领会其精神实质，即所谓"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7],而将读书内容改为主攻古文，兼治理学。同时，他治理学也不再仅限于阅读程朱二人的着作，而是追溯而上，开始接触张载、周敦颐的书，并对它们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读书过程中，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化，曾国藩对不同学派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初，曾国藩对乾嘉以来形成的考据学还抱着轻视态度，把它当成细枝末节，明确表示"考据之学吾无取焉"[7].但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开始，曾国藩又开始学习文字训诂之学，阅读了大批有关文字训诂的着作，由此开始接触考据学，进一步拓宽了视野。

　　曾国藩读书始终以理学、史书为核心，他不满足于仅做一代博学多能的通儒或能吏，而是要将平生所读所学付诸实践，重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当时掌握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外，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为官期间，他对照各部的特质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洞悉了清代的政治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

　　咸丰帝继位，迫于危局，下诏求言。曾国藩鼓起勇气接连上疏，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国大计倾吐出来。

　　第一道便是《应诏陈言疏》，谈论人才问题，他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对如何培养人才、改变吏治，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其中政治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国藩指出，要挽回官场风气，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据说，咸丰帝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帝深思熟虑后，终于被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感动，对曾加以褒奖。几篇谏疏也使得曾国藩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好名声。

　　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中，曾国藩仍然坚持每天看书，并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有目的地阅读，"值危疑震撼之际，尤百挫而不扰。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8]

　　在湖南操办团练期间，他重点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和史籍中关于治兵、治乱的经验，在熟读兵书比较发现，明代戚继光的《练兵实纪》很适合他当下组建湘军之用，戚继光以队为基本单位的编制非常合理，"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四哨为营"[9].于是他将此法采用到了湘军中。这种编制从作战角度来看，的确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平时也便于管理。曾国藩还在戚继光兵法的基础上，对晚清的兵制实行重大改革，改变了军队由朝廷直接调拨、临时派将帅统辖的旧制。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着作，希望从中得到启发，找到克敌制胜之方。在他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也认真研读船山着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究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通过研读船山着述，曾国藩"经世致用"的思想臻于完善。这样，船山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就成了像诸葛亮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而曾国藩则成为了青年士子经世治国的榜样。

　　曾国藩生在封建社会末世，可谓内忧外患，要想保住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仅依靠中国传统文化远远不够，应突破"夷夏"界限，放眼世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领教过西洋火炮的厉害。对此，他不但认真阅读《考工记》一类中国古代技艺方面的书籍，还开始阅读日本人写的《新论》以及西方科技、工艺制造方面的着作，由此做出了以摆脱危机为目的的避害反应---开创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使中国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三、读书之道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曾国藩不仅是政治人物最为推崇的官场"楷模",更是学者尊敬的读书"典范".曾国藩的一生便是读书的生涯，他有着一套自己独到的读书方法。曾国藩认为，"看读写作"缺一不可。他说："有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习字宜有恒，不善则如身之无哀，山之无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误一不可。"[10]

　　读书做到眼到、心到是必然的，而手到、口到则更为重要。他每日所看之书皆用笔圈点、评注，并将随时闪现在脑海里的心得体会记下。几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中记载了他大量的读书笔记，使后生学子不甚感叹。胡适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11].陈果夫曾对曾国藩的这种方法做过点评，他认为曾国藩算不上天资聪慧，但他的长处在于读书有恒心、有耐心，能够随时做笔记，所以进步很快。曾国藩主张读书以声调为本，也就是读书在高声朗读的过程中，可以深刻体会作者行文的内涵，便于加深记忆和理解，"非此密泳恬吟，则不能控其深远之韵"[12].

　　曾国藩读书讲究"约、专、耐"."约"是指读书要"少而精",抓住重点、刻苦钻研，直到弄懂、弄透。人的一生精力有限，与其一生四处撒网而收获甚微，不如在一个方面深入研究而有所建树。只有抓住一个中心问题，把握它的精华所在，其他次要问题才能触类旁通。所以，曾国藩一生只攻读十多种书。"专"即是"读书不二".读书的方向已定，那就在这个方面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弄懂每一个问题，集中精力才能步步为营。"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须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竞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13]"耐"即是读书时要以字、名为基础，若一句弄不明白便不可以再看下一句，今天看不懂的明天要继续再读，总之，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不可好高骛远，以速取胜。"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14]

　　对于曾国藩来说，可以没有美味佳肴、锦衣玉食、华宅丽人，但唯独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终生不爱财、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读书、爱聚书，大量的书籍成为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因此，曾国藩为官一生中，深深地打上了"学问"的烙印。他居官治事像个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危城之中益诵史书，直到晚年病重时书籍送终，他的读书风范感染了无数后生。

　　首先影响到的是他的子弟。从一百二十余万字的《曾国藩家书》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在教导子弟读书方面的确实花了不少心血。"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之孝有十分。右作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14]

　　将督促弟弟们进德修业当成自己尽孝的一种方式。台湾学者候王渝评说曾国藩以"涵泳"二字作为读书方法之一去教导他的子弟，这种方法的确有它的好处。受他的影响，曾家不但男子博学多才，连女子也知书达礼。曾国藩九弟曾国荃在他的循循诱导下，由一个急功近利的武夫成为有识之士；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承了其父遗风，攻读外文，成为中国近代着名的外交家；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专攻数学、天文，亦有所建树；曾国藩曾孙曾宝荪是中国着名的女教育家，创办了中西合璧的女子学校。曾氏孙子辈、曾孙辈都人才辈出，不能不说与受曾国藩读书风范的影响有关。

　　曾国藩的读书之方，对于清末民初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嫡传弟子李鸿章、薛福成、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等人皆一秉师承。李鸿章主要从军、从政，在学问上的成就不很突出，但他追随曾国藩以来，耳濡目染，常常告诫自己的子弟："凡读书有难翻者，不必遽求其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吟。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几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15]

　　这显然是对曾国藩"学贵有恒"和"专精一业，专攻一学"读书方法的复述和弘扬。其他如张、吴、薛、黎四大学子，在曾国藩的指导下，通过多年苦读，最终成为清末小有名气的学者。

　　曾国藩的读书之道对于今天的读书人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在收集资料、处理数据等方面比曾国藩所处的封建时代要优越得多，但是谁也不能用机器去代替自己读书和思考，需要我们动手、动眼、动口、动脑的机会更多，因而曾国藩所提出的"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的读书方法是极其具有其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8.
　　[2]陈霞村.曾国藩家书[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35.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5:12.
　　[4]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M].长沙：岳麓书社，2012.
　　[5]曾国藩.曾文正公文集[M].上海：大达书局，1934:36.
　　[6]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7]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