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论文
摘 要： 日本长篇小说《解忧杂货店》是东野圭吾的创作，该小说不仅受到读者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影视的青睐，陆续被中日两国改编而走上银幕。本文从中国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入手，分析改编的原因、策略和启发三个方面，并结合日本改编电影来谈二者在改编时的选择差异，以期对日本其他同类型作品的中国化影视改编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改编方式和经验。
关键词： 《解忧杂货店》; 东野圭吾; 影视改编; 中国化;
近年来，东野圭吾作为日本大受欢迎的小说作家，电影或电视剧频频选择对其小说进行改编而呈现于荧幕之上，让人们在阅读纸质书本之余，还能更直观地感受他所建构的如同迷宫一般的推理世界。既动人心魄又妙不可言，既烧心烧脑又能引发思考。小说《解忧杂货店》a2011年开始在《小说野性时代》上连载。2012年3月，该小说的单行本由角川书店发行。如同东野圭吾的其他小说一样，2017年该小说被改编成日本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上映。中国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解忧杂货店》也在同年12月上映。然而，如何将一位日本作家的作品进行符合中国观众审美需求的改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势必存在将日本小说进行中国化影视改编的问题。中国对日本小说《解忧杂货店》的影视改编也要经历中国化的过程。
一、改编《解忧杂货店》的可行性原因
（一）畅销小说满足市场需求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国内的社会、现实环境和时代背景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在此基础上，日本各种类型推理小说逐渐进入国门，在我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推理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广大的读者与其强大的逻辑推理、精巧的情节结构、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而电影和电视作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进入21世纪以后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再加上网络的发达和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小说与影视和网络的联系日益紧密，能够让读者的阅读期待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也获得淋漓的观影快感。由此观众对推理小说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长，这从近几年来东野圭吾的作品不断被中国改编的实际中可以看出。例如2017年3月在国内上映的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就是根据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改编。
电影出版方在选择改编的小说时，往往会考虑市场的因素。为了保证电影的票房，选择耳熟能详的小说改编就是一个很好的操作途径，这样不仅省时省力，并且还具有一定的接受人群。中国选择《解忧杂货店》进行改编不排除其出于保证票房的考虑。“据出版方角川书店透露，该书一上柜就多次加印，至今销量已突破30万册。”b《解忧杂货店》在2015年亚马逊发布的年度图书排行榜中位列畅销图书榜的第二名。2017年，该小说再次成为亚马逊最畅销图书。由此可见《解忧杂货店》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程度，中国选择《解忧杂货店》进行改编有一定的读者群和接受基础，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也能保证一定的电影票房，何乐而不为呢？
（二）小说故事独立适宜改编
一个作品是否能被改编成电影是需要考量的，并不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能够被改编。首先是因为电影的容量有限，其次是要看这部作品适不适宜被改编成电影。《电影文学浅谈》中说：“改编通常是指文艺作品体裁样式之间的转换，限于叙事体作品，如小说、叙事诗、话剧、歌剧、各种戏曲、报告文学、故事、电影，甚至连环画等。”c一般而言，小说都是具有故事情节的，所以小说具有可改编的基础。那么将小说《解忧杂货店》改编成电影是可以实现的。再者，《解忧杂货店》虽然也含有推理的因素，但是它又不同于东野圭吾其他犯罪推理小说如《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等。该小说依然充满奇幻色彩，但是它是在犯罪的外壳之下，借用了推理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展现了人世间比较温情的一面。又采用写信这个充满情怀的方式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将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这里面涉及了犯罪、梦想、偶像、信任、家庭、社交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能引人深思。最后，该小说是由每个咨询者给杂货店老爷爷写信倾诉询问自己的烦恼而组成，每一个写信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全都通过这个老爷爷而联系在一起。相当于这个小说是由老爷爷自身的故事以及咨询者的故事组合交叉而成，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之间相对独立。因此，小说的这一特点为影视化的改编带来很大的便利。
二、《解忧杂货店》影视改编的中国化策略
《解忧杂货店》本是日本小说，在进行影视化改编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原本从小说到电影的文艺形式的转变外，也不能忽视从日本到中国的跨国转变。当《解忧杂货店》被引进中国进行影视化改编时，为了让本国的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获得熟悉的经验并满足他们的观影期待，势必不能按小说原貌进行完全照搬，应当在小说的基础上融入本国的特色，即所谓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下文即从背景、故事、语言三个方面分析《解忧杂货店》进行中国化影视改编的策略。
（一）背景移至中国
故事发生的地点和背景从日本转化为中国。原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80年至2012年的三十二年间的日本，提到了当时在日本影响较大的事件：日本跟随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披头士乐队在日本大受欢迎、日本召开世界博览大会、1986年以后的日本房地产行业发展繁荣、1990年后日本经济开始恶化、网络行业逐渐兴起等，这些构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而电影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格在1993年到2018年的二十五年间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是改革开放大力推进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在北京的胡同里有人背诗，有人学习英语，有人追逐音乐梦想，那时的摇滚歌手崔健很受欢迎，迈克尔·杰克逊也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喜爱。中国的经济在那之后获得飞速发展，IT、股票、地产、互联网等各个行业得到蓬勃发展，这些便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中国背景。这样的改编就将故事发生时的背景完全转换为中国，紧跟中国发展的时代潮流来组织故事。
（二）故事内容中国化
首先，中国和日本改编的电影都不约而同地改编了“音乐人”这个故事情节，但是中国在改编小说时，做了本土化的调整。在电影中，主人公名秦朗去北京追逐他的音乐梦想，后来父亲因为心脏病而动手术，他才回到家中。面对家里的境况，他产生留下来的想法，但他的父亲却让他再出去闯一次，最后他在孤儿院里因救人而丧生。这个大体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很大的变动。不同的是，小说中讲到音乐人在孤儿院演奏时只是用口琴吹奏了一个旋律并没有填词，而电影中秦朗在孤儿院演奏时弹着吉他唱着歌，填好的歌词正诉说着他自己的故事。而且，在改编时，为了让这个故事具有中国味道，秦朗的家庭不是以经营鱼店为生，而是父亲有自己的工作单位，至于是什么单位并没有点明。小说中音乐人回家是因为奶奶的过世，而电影中则改成是父亲因病需要做手术。小说中音乐人在孤儿院救的人是那个小女孩的弟弟，而改编的电影中救的是那个小女孩，并且没有提到她有弟弟。日本的电影改编则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小说整个故事的全貌，这一系列中国化的改编则将故事简化了不少。
其次，电影还改编了小说第五章。电影将这一章的故事梗概保留，但是仍然进行了局部改编。小说中的武藤晴美想要赚钱，是因为她希望能够帮助她的养父母，而电影中则改为张晴美是为了收留她的孤儿院彩虹之家这个大家庭。张晴美并不是身兼两职，而只是一名舞女。张晴美碰到的那个男人提出让她当情人便帮助她开鞋店而不是小说中的餐厅。其中有一幕是张晴美在舞厅亲眼看到那个男人被警察带走。这一幕是原小说中没有的，小说中武藤晴美虽然对那个男人有所怀疑，但并没有提到她去证实这个男人在骗她，也没有说明这个男人的结局。武藤晴美最终不去当情人，一方面是对那个男人有所怀疑，但更重要的是在杂货店回信中提到了有别的方法可以让她经济充裕，侧重于强调她选择相信杂货店提供的指示。改编的电影对此进行了创造性补充，并且证实了那个男人就是一个骗子。如果对比日本改编的电影来看，二者选择的侧重点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日本版更忠实于原着，有关这个情人的事情也只是一句话带过，着重表现的是武藤晴美对养父母的照顾，对孤儿院丸光园的关切以及对杂货店回信内容指示的遵从。孤儿院发生火灾时，她从新闻中得知，随后为孤儿院送去了食物。电影通过丸光园创始人的一张照片，让观众知道了这个创建丸光园的皆月晓子与解忧杂货店的老爷爷年轻时相爱过，而这张照片却是日本电影改编者增加的。
与日本电影改编最大的不同是，日本改编电影对小说第四章直接删除，但中国改编电影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电影中，主人公的职业由木雕师变成了画家。主人公喜欢的披头士乐队改成了迈克尔·杰克逊，人物选择离开父母的心理不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与父母的心就像披头士成员的心不在一起了一样，而是他认为父母和偶像都欺骗了自己。人物的母亲是在逃避放高利贷的人的追逐中因车祸而死，父亲写下遗书后就将车开向了海中。电影中的父母都是无可奈何地被迫选择死亡，而不是小说中的主动求死，少了小说中展现的温情和父母对孩子的爱。同时，中国和日本改编的电影也都选择了将击剑运动员咨询的故事删除。但是对老爷爷最后回到杂货店看那些来自未来的信的部分也做了不同的改编。小说对这一部分的描绘主要是他与儿子的对话以及信件的内容。在日本改编的电影中，增加了老爷爷与其初恋的对谈。他在读信的过程中，他的初恋也就是丸光园的创始者皆月晓子一直陪着他。虽然是想象的，但充满浪漫和温馨的氛围，这也为后文武藤晴美在孤儿院看到的那张皆月晓子的照片做了铺垫。然而，中国改编的电影大体上按照小说所写，主要是老爷爷与侄子的对话和收到的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在改编故事时进行中国化的整体策略：其一，有选择性地改编小说故事情节，删掉冗余的故事内容；其二，保留下来的故事，大体情节沿着小说的情节，能简则简；其三，将小说的骨架完全保留，而血肉都换成了中国的元素。由此而改编成的电影故事的具体内容完全看不到小说的影子，就好比每个人都有一个骨架，但每个人都各有各的模样。
（三）语言对白的中国味
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发生背景从日本转换成中国，那么人物之间的对话也在这些转变的情况下，改成了符合中国人说话习惯以及人物身份的对话。“所谓本土化除了主要题材、背景、人物等大方向的调整外，对白是最直观表现给观众的人物本土化衡量指标。”d当我们在看中国改编的电影时，能够明显感受到人物之间的对话是我们所熟悉的。尤其是那三个小偷当中的阿杰，比如他说“你们脑子有病吧”“我去”“你要饭都比当什么小三强吧”；还有“我们赶飞机去美国”“百老汇见啊”等语言对白，比较符合观众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北京人之间的对话期待。
三、中国化影视改编日本小说《解忧杂货店》的启发
（一）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语境
小说《解忧杂货店》以日本为写作背景，所有的故事都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但是我们将小说引进改编时，不可能完全照搬，需要在深刻理解小说、尊重原着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化的改编，即体现中国特色并符合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来看，确实已经将小说很高度地中国化。从故事的背景、人物、情节、对白等多方面进行中国化，也向观众呈现了一部具有中国风味的电影。似乎完全变成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看不出日本的影子。
（二）有选择地保留，适当进行创新
小说与电影不同，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无法做到完全的照搬，势必要有所取舍。改编者应当有选择地保留故事，进行适当的简化，将故事更好地整合在一起。日本改编的电影则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尊重于原着的同时又有所创造。改编并不是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的简单转换，而是要在创作中融入改编者的思考的创造性劳动。《解忧杂货店》作为日本小说，在进行中国化的影视改编过程中，不同于将本国小说进行改编那么容易。这里不只存在将小说进行一次改编，而是要将外国小说本土化以后再进行二度创作的影视改编。改编既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就需要改编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性的改编。在尊重原着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电影对《解忧杂货店》的改编还有提高的空间。尤其是相比于日本电影的改编来说，创新意识稍显不足。例如：在日本改编的电影中，增加了老爷爷与其初恋的跨时空对谈，而中国的电影只是按照原小说的描述进行重现。
结语
中国在改编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解忧杂货店》时，不难看出导演和编剧在将小说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努力。相比较而言，日本电影改编得自然要得心应手一些。不仅因为原本就是日本小说，还由于从片长来看，日本改编的电影比中国改编的电影时长多二十分钟左右，能表现得更从容一些。虽然这个电影并没有获得大众的高度好评与认可，但这种大刀阔斧的本土化改编对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本土化改编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在作品的背景及故事情节方面转换得很巧妙。当然也有些地方改编得不尽如人意。比如老爷爷与最后照顾他的那个人的关系由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改成叔侄关系。对《解忧杂货店》的改编，不仅只是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同时还是不同国家之间文化语境的转变。正如论者所说：“电影改编重写了原小说，改编不仅存在于文化之中，受到文化影响，同时也是关于文化的，积极参与建构文化。”e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并不容易。《解忧杂货店》作为日本作家的小说，在进行改编时有一定的难度。但它在中国的读者基础和市场效应，让影视圈看到它的潜力而选择改编，在改编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中国化而对创新有所忽略。总体而言，对《解忧杂货店》的改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的方面。但是对《解忧杂货店》进行的中国化改编的努力，为其他同类型日本小说的中国化电影改编提供了一种改编模板。如何在本土化改编的过程中优化和完善这一改编模板并获得大众的接受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注释
1别称《浪矢杂货店的奇迹》。
2东野圭吾获中央公论文艺奖,见网址:http://www.chinawriter.com.cn.cslg.naihes.cn/2012/2012-08-30/139660.html.
3叶元:《电影文学浅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4张巍等:《电视剧改编教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5庞红梅:《论文学与电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