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和思考国内马来文化研究的视角

　　占婆的布料占婆披肩,

　　束布要拿带子连.

　　妹妹若忘了哥也罢,

　　妹妹的心想着别人.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都吟咏"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交流,也习惯于通过中国高僧赴马来世界室利佛逝学习佛法这一历史现象来证明中马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当人们习惯从中国视角审视占婆和马来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时,没有想到,占婆和马来这两个民族早在很久以前已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衣带相连,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在东南亚文化圈强势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影响中如一朵奇特的小花,不为大众关注,但始终保持着生命活力,从来不曾炫目,但是从来不曾断绝.刘志强博士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一书就提供了一种研究马来文化的新思路.书中通过占婆、马来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马来文化的新视角让笔者印象深刻:一些初看离经易道,与传统理念不一样的新观点,却有石破天惊的揭秘考证渊源.

　　2013年10月2日至8日***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之时,盛赞了马来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两件与马来文化相关之事,像某种机缘般契合地在笔者脑际中碰撞在一起,一些未尽的念想和观点却是如散不开的惆怅般如鲠在喉.于是笔者受到作者研究马来文化角度的启发,尝试梳理和思考国内马来文化研究的视角,管中窥豹,不足之处,贻笑方家.

　　一、旧瓮新酒话马来

　　在讨论一些问题之前,先要解释几个概念以及马来文化自身的发展.与《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一书中定位范围一致,"马来"指的是"马来世界".在现代,马来世界 (印尼语Nusantara) 是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南三府、菲南群岛、新加坡岛、文莱和东帝汶等几个传统马来人生活的地理文化区域.马来人对于自身文化定义有一个词"多元",不论是文学评论、历史课本,还是科普刊物,"plbagai"一词随处可见.马来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构成的多元文化[1].

　　贺圣达曾经定义马来文化兼具精致和好奇的特点[2]238.从纵向上看,马来文化发展经历自然崇拜、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阶段;从横向上看,由于马来世界长期存在多个种族人种,马来文化可以说是马来人、马来华人、马来印度人、马来原住民文化的复合体.

　　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影响其人民的心理特征,恒定的心理特征便是文化心理.马来世界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东西方的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使阿拉伯、波斯、中国、欧洲各地商人在这里中转、交汇……故而马来文化兼具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特性.由此可以想见,多元复合的马来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影响性,马来文化也是极倾向于开放、交流这一特征的,这为其自身文化的发展和与文化相互影响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

　　早在洪荒初兴,系统化的宗教文化触角未感知到这片地区时,马来原住居民信奉万物有灵论,即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因为畏惧自然而形成的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相信一切生灵具有自己的灵魂,如果不供奉尊敬,必然会遭到报应.这种原始宗教信仰产生于古马来人的族群之间,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人的心智发展阶段一致,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时期,广大东南亚地区都信奉各自的原始拜物教.

　　在《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一书中,作者别具匠心地以越南一个与马来同源民族--占婆民族的文化发展为主线,叙述占婆文化流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从而突出马来文化与之的交流影响,通过对占婆的文化观照,揭示马来文化元素的深远影响.作者以15世纪占人政权被京族人推翻为节点,划分为两个部分,即15世纪以前,马来文化与占婆文化皆受印度文化影响,在文学、文字、历法、服饰等方面具有同源特征;15世纪后,马来接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较早也较深入,并且马来政权与占婆政权长期稳定和平的关系,使得马来成为影响占婆文化并使其伊斯兰化的主要因素.

　　书中,作者通过15世纪以前占婆的碑文、占文字体、交通航线联系考证出这一阶段占婆主要受印度影响.如果按照书中作者划分占婆文化阶段的节点来划分马来文化,15世纪以前的马来文化与占婆一样,深受印度影响.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马来政权有8世纪达到强盛的室利佛逝王朝和14世纪东南亚最强盛的蛮者伯夷王朝.这两个政权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宗教信仰为佛教,前者一度成为东南亚无争的佛教传播中心,高僧义净多次前往学习佛法;后者因为佛教无法满足日益强盛的海上贸易需求而灭国.

　　15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因为适应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海上贸易需求,得到传播和发展,马六甲王朝便是一个典型的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马来政权.接受伊斯兰教,或者如有些学者所说的"伊斯兰化"是马来半岛南部地区的马六甲王国不同于中南半岛地区而相同于当时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面[2]241.换而言之,15世纪以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特色可以概括为:海岛地区较多受伊斯兰文化影响,中南半岛地区较多受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影响,占婆政权位于中南半岛.但是根据刘志强博士在书中考证,15世纪以后,占婆文化在建筑、文学、祭祀、舞蹈风俗等方面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因此,马来文化对占婆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书中所言, 当印度宗教在东南亚盛行时,占婆与马来世界同时受到熏陶和影响……当阿拉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盛行时,由于马来世界与阿拉伯世界在地理上更为接近,所以马来人接触阿拉伯穆斯林机会更多,马来伊斯兰教逐渐影响至占婆[3]156.

　　近代随着西方思潮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来文化沿袭了一贯以来的多元化特征之外,更得到了新发展,马来本土文化 (Kebudayaan Tradisional) 受到空前重视,以此为契机,中国对马来文化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国内对马来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来语言文学、中马文化交流、马来世界及其文化心态等几个领域.

　　二、百花齐放的马来语言文学研究

　　文字和文学可以说是外部文化接触、了解马来文化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而且易于传播,便于了解,因此传统的语言文学研究是学者们和读者们都比较乐于接触的一种研究领域.这一领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国内马来语教材的编写;其二,一些着名马来作品的翻译.

　　在中国开展马来语教育的代表是两位着名学者: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宗玉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张玉安教授.张玉安教授编着的《马来西亚语三百句》[4]以其小而全,简洁而实用的风格,成为马来语爱好者的简易学习教程,流行和普及程度相当高.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基础马来语I》[5]《基础马来语II》[6]《基础马来语III》[7]以全面、系统、梯度的特点,被多个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作为教材使用.除此之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语高级教程》[8]、世界图书公司出版的《马来语阅读教程》[9]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国内马来语教材.

　　马来文学作品的翻译,则主要集中在几部着名的马来文学作品上.学林书局出版,黄元焕翻译的马来古典文学译丛《马来纪年》[10]和《杭杜阿传奇》[11]系列因为选材于马来文学最着名的篇章而为中国读者接受较早.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来纪年>翻译与研究》[12]对这一名篇进行了进一步的翻译和解读.由此可见,文学翻译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与细化的发展过程.除了对马来名篇名着的翻译,国内也有对论述马来文学史发展过程的翻译作品.经典之作是张玉安翻译的《马来古典文学史》[13],让国内读者对马来古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了解.

　　《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书中,虽然作者主要研究点在于文化,但是对一些名词的传统翻译的考证也略有涉及,颇值得思考.比如作者通过对比马来族与越南占婆的语言、文化,结合历史事件,指出,许多研究马来文化的学者顾名思义地认为19世纪末马来史诗《西蒂祖拜达与中国的战争史诗》(Syair Siti Zubaidah Perang Cina),讲述的是西蒂祖拜达与中国的战争是一种翻译的误读,实际上讲述的是西蒂祖拜达与越南京族人的战争. 之所以误读,只不过当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所谓"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Cina这一词的翻译,由于脱离了当时的语境,被后世不断偏离最后导致学界认为是与中国的战争.[3]143另外,作者提出黄元焕所翻译《马来纪年》一则故事中把"Kuci"音译作"谷齐"[10]166有失妥当,"Kuci"是古时马来人对越南占人政权的称呼.应译作"交趾"[3]142.与之类似的是,《<马来纪年>翻译与研究》中把应该为交趾国王(Raja Kuji)直接音译作古及国国王[12]106亦是欠考证的.

　　由此,笔者认为,马来语言文学研究离不开对马来文化乃至东南亚文化的把握和运用,只有在文化语境下进行语言文学研究,才能为研究提供更强有力的腹地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悠远的发展前景.马来语言文学研究今后的发展,必然依托东南亚文化这一文化体系,才可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令人不容置疑的理论根据.毫无疑问的是,不同语种文化视角的交叉和互为补充可以令研究更准确,考据更严密.

　　三、人迹罕至的中马文化交流研究

　　***主席携带夫人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了中马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习主席携夫人访马时明艳如画,顾盼动人的画面对每一个马来文化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美丽而具有吸引力的:领导人出访,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除了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必然会引起国内学者对马来文化的关注与研究,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又对文化本身的繁荣注入生命力.

　　对于中马文化交流这一课题,它更多的意义体现在作为一门历史学科而存在,或者说,国内研究更多地把中马文化交流研究作为中马历史交流的附属品之一来讨论.并且视角多是以中华视角为主体,更多地把这个话题纳入中华文化圈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强调中华文化对马来文化的影响.比如说人们谈及郑和下西洋途径马来群岛地区,必浓墨重彩地书写中国人为马来地区带去了先进的工艺,促进了当地技术水平的提高,却比较少关注马来群岛上一些国家的王子、使节随船回长安,一并带去多种永乐皇帝未见过的新奇事物,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近代的中马文化交流研究,则更多地伴随着政治交往、经济合作等契机,比较少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被讨论.虽然说从文化的流动性的角度而言,有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区别,但是文化并无优劣,因此从用平等的姿态和视角研究中马文化交流,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

　　这一类的研究以海南出版社出版,周伟民、唐玲玲所着的《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14]为代表.《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追根溯源,考究出马来文化的源头与中国华南少数民族十分相近,有亲缘关系,这一说法也被作为一种马来起源的观点为学界所探讨.《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一书开创了独立研究马来西亚文化与中国交流的先河.然则作者以宏观视角,把马来文化发展交流纳入各个历史时期东南亚交流的一部分,宏阔有余而详实不足,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深入发展空间.

　　许是该书作者乃跨专业研究,书中一些考据难免白璧微瑕地有偏颇之处.与马来语言文学研究相比,以研究文化为独立主体的中马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像一块人迹少至的荒野,蕴含着巨大的财富等待人们去研究与发现.随着中马两国合作的深化,中马文化交流这一研究领域必然会增强两国人民的亲近感和交流意愿,无论是从文化研究层面还是政治交往层面而言,对两国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纵横交错的马来世界研究

　　上文已经提到,马来世界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南三府、菲南群岛、新加坡岛、文莱和东帝汶等几个传统马来人生活的地理文化区域,由于马来文化和印度尼西亚是公认的同源文化,且更多地具有相似性,因此学界经常把这两国语言文化放在一起比较研究.无论梁立基教授所着《印度尼西亚文学史》[15]

　　还是张玉安教授所译《马来古典文学史》都无法单独撇开某一种文化不谈,孔远志教授所着,南岛出版社出版的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16]更是直接把这两种文化放在同一个基点来讨论.因此,可以说,在源头上,印尼和马来文化本是同一种文化.

　　除了印尼和马来文化的相似性之外,很少有学者考证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马来族和当地民族之间有怎样一种文化关联性.在《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一书的结论部分,作者石破天惊地提出:"无论从地域、语言、文学、宗教、民间信仰还是民族认同等方面考量,占婆都应属于马来世界.尽管早已认可占婆马来世界频繁的文化交流互动活动,但是当看到这个结论时,笔者还是略为惊诧!我本科学习马来文化数年,对马来民族、种族、人种构成即便不能说谙熟,但也可以如数家珍,也曾经数度深入热带雨林原住民家,探究马来原住民的起源和迁移,追寻那现代社会中远去的远古足迹,笔者也知道在中国海南,存在着马来族遥远的一支……"未曾想,中南半岛越南国土内,竟然无声无息地存在着安拉的子民,虽然身处异邦,却与马来族连着衣襟.作者以一个文化旁观者的姿态,给两种文化之间开了一扇窗,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两个异邦同族的文化的交流.

　　五、研究马来文化的新视角

　　私以为,研究一种文化,不单是看它所处的位置和高度,还应该看它面对的方向.当以平等的姿态,由占、马两种同源文化的本身研究马来文化时,这个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平等的宽容胸怀,很多无法理解的问题迎刃而解.两种文化之间有过战争,有过掠地攻城,但是文化的流淌不以苍生福祉为念,不因日月升沉悲喜,清晰地镶嵌于彼此之间,作者撷英,盈手一握,就是一匹尘封已久的占马文化之衫.

　　马来人和占人由于从古至今由于商贸、航线、战争等原因不断的互迁,文化高度互溶,马来人对占婆属于马来世界的一支是认同的.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占人难民获得在马居住的许可,马来街头有做小生意的占人,占族姑娘嫁给了马来族的小伙子等两个文化体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享太平盛世的温馨场景.当看到这些的时候,谁会怀疑,真主不是和这个民族同在呢?

　　据作者描述,马来西亚的占人女子,由于衣着、语言和马来人几无二致,从外形已经很难辨别出她们并非马来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填平差异的沟壑,逐步走向圆润融合,也许,这就是马来人对占婆最好的认可!

　　人们会得到这样一种启示:两种同源文化之间尽管地域阻隔及所受政治势力统治不同,但是文化的聚合力强大得无以复加,两种同源文化间相互吸引和聚合,接受这一文化的人民,因为思想、风俗、信仰等相近,乐于频繁交流,交流又促进融合,由此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未曾断绝.由此可见,马来人和占婆人应该是相看两不厌,互相认同的.

　　比方说,加拿大的魁北克属于法兰西文化圈,魁北克省位于加拿大东部,居民操法语,接受法国文化,对法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尽管政治上隶属于加拿大,这并不影响魁北克居民对法兰西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法国人也认为魁北克是同一民族.

　　又如新加坡、马华 (马来西亚华族) 属于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在他们自个的国家发展出自身特色,中国人和华人之间的认同感自不必说,甚至一些不明就里的中国人时常把华人的概念混同与中国人.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通过东南亚同源文化的交流去研究某一国文化,未尝不是一个拓宽研究领域,另辟蹊径的研究方法.

　　六、从文学作品到文化心态

　　一个民族的人民经过长期劳动生活创作的文学作品,最能直接反映本民族的文化心态,通过对文学作品深入的考证解读,有助于了解该民族的心理特征.作品文本的阅读,可以了解人员往来,物产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习惯影响,交流往来等等.把文本放入当时的历史背景深挖、还原,更可了解到文化交往的状态.

　　马来人对与自己同族的占婆人有认同感,当这种认同感上升到一个宽广的维度和历史深度时,占婆就会像马来蜡染布上的花纹一样,深深浅浅地不断出现在马来世界的视域中.因此作者在论证占马交流时,援引多处文学作品为支撑.

　　马来文学名着《马来纪年》,讲述传说中帝王至马六甲被殖民前最后一位马来国王期间发生奇闻异事,是一部体现马来社会多姿多彩面貌的典籍,《马来纪年》在马来文化的地位,如同《史记》在中华文化的地位.经过作者敏锐发掘和研究,发现这部反映马来人民族心理特性的奇书《马来纪年》中,有不少关于占婆情况的叙述,比如占婆的船长是坐在王殿上的;占婆与马来王朝蛮者伯夷相互通婚、占婆船长协助马六甲人把彭亨公主献给马六甲国王.当人们只关注于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宝船密切了东南亚各国的联系和交流时,东南亚同源民族间的联系也悄然形成,在马来文学的视域里,早就有了占婆的身影.

　　文中开头的诗歌,是一种马来艺术形式--班顿.班顿在古马来时期形成.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用班顿记录现象,抒发感情,蕴含哲理,教育晚辈.可以说,班顿是马来民俗、生态、心理的反映,作者在这首班顿中,论证出马来与占婆在早期有服饰手工艺上的交流,并且占婆的布料和披肩在马来世界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当一种现象以固定的形态出现在文化意象里,表示这种现象具有普遍的影响力.

　　作者认为当印度宗教在东南亚盛行时,占婆与马来世界同时受到熏陶和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方方面面同步同时,在某些领域也存在特殊情况的不平衡性.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小分歧,作者列举了两部在马来和占婆文学领域十分有名的作品进行对比,从而论证马来占婆在文学领域的交流.这两部作品分别是,占婆《德瓦玛努传》、《因拉帕特拉传》和马来《第瓦满都传》、《因特拉布特拉》.相似的名称彰显着这几部作品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至于这种联系是双方受到某种文化后形成,还是一方影响另一方,占人学者蒲达玛认为这两部作品是同时受到印度文化影响下相似的同源作品;作者则认为,马来的这两部作品成书年代和发现版本的年代都比占婆作品要早,因此影响力更大,并未过多关注同源与否,而是注重用此例子表明两个民族的文学领域交流.根据前文观点,当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开始出现影响东南亚地区时,马来世界是接触伊斯兰文化较早,程度教深入的时代弄潮儿,马来接受伊斯兰文化后向其他地区传播.《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书中提到,马来这两部作品文本中具有较多伊斯兰影响的痕迹,占婆《因拉帕特拉》使用的20个数词直接借至阿拉伯语,加之马来版本年代比占婆早,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虽然不能单独割裂说谁影响了谁,因为文学文化本是没有清晰界限的意象--马来的文化的确清晰地影响了占婆文化.

　　七、《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学术与文化传承的意义

　　鸦片战争前期,林则徐、魏源等人由于引进西方学说,翻译大量外文书籍,向中国人介绍所不了解的欧美世界,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这一称呼,是对他们改变固有文化视角,审视文化交流的肯定.按照这个说法,《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文化交流》一书的作者,可以称为"开眼看占马"的探险者,再此之前鲜有着作如此详尽地论述、考证过占马文化和起源关联.书中洋洋洒洒地从历史、文学、宗教、习俗等方面铺开讲解,引用了《水经注》、《明实录》等丰富的古籍来支撑论据.在中国典籍中寻找两种文化的交流痕迹,可以说是作者不同于别的国外研究占马文化学者的地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然寻求于中国古籍,却没有站在中华文化的高峰去审视这两种东南亚文化,而是以平等的文化视角,考察两种文明的对话交流,以中华文化为手段,不以中华文化为视角,是一种学术的理性和严谨.

　　同时,该书除了本身内容的独创性和详实性之外,也让学术界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马来文化,人们不曾留意马来文化中除了中华、印度、西方文化外,还打上了东南亚文化本身交流的烙印,并且由此及彼地引发了马来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传播和影响的思考.这种被忽略的思维角度,被重新唤醒启用,由是,这本书可谓有开启学界关注东南亚文化互相渗透之功用.

　　刘志强博士运用越南文化知识,论证出一直以来,马来语学界对马来典籍的翻译的一个地名误区实乃引人深思,从较早出版的《马来纪年》译本到最近出版的《<马来纪年>翻译与研究》,这一翻译误读都未得到准确的纠正,与一直以来学界都只关注自身领域,倾向于进行局部单个文化研究,忽略以点发散面的思维模式有关.人们应当重视来自不同文化研究者的声音,并努力交叉领域、交叉学科考证,也许对于本文化来说一直走不出的死胡同,通过旁的文化考证,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柳暗花明.转变的,是多维度研究发展方式.

　　余 论

　　马来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其本身的包容性、多样性为其影响东南亚其他文化和被其他文化影响提供了可能性.两种同源文化之间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淡化强烈的国家、民族等政治色彩,跨越意识形态自由交流.

　　更多关注同源文化,研究者应当以平等姿态观照东南亚文化本身的自然发展过程,无论是对研究还是对文化本身,都是一种尊重.马来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现在所展示给国人的只是冰山一角,用不同的思维角度审视它,会对它产生不同的理解,国内学者应该尝试从不一样的角度研究马来文化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精神分析家瓜塔里提出过一个"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概念,少数文学同时会对主流大文学产生影响,因此笔者思考,在越南的与马来同源文化的占婆人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文化事物,是否可以列入少数文学范畴的概念?除了在越南的占人,在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创造的文化是否也是一种"少数文学"的形式存在?也许除了占婆和马来,仍然有许多东南亚少数族群的同源文化等待人们来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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