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论文
若论《红楼梦》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丰足程度大概无出王熙凤之右者。而笔者身为法律人，提到王熙凤最先想起的，则是三起典型的婚姻案件。借势弄权逼人退定在第十五回，贾府为秦可卿送殡，安灵于铁槛寺。凤姐要留下照看道场，当天晚上就在附近的水月庵住下。庵中主持名叫静虚的，就乘便求凤姐办个事。原来，长安有一待嫁女子，名叫张金哥，受了原长安守备家的聘定，又被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看上。张家正拿不定计策，两处为难。
守备家先闹了起来，打官司告状，偏不许张家退还定礼。张家为此赌上了气，一意要退还定礼，拐弯抹角通过静虚求到贾府门上。
所谓受了聘定，是指婚姻六礼程序的第四个阶段——纳征，即在经过纳采、问名、纳吉三个阶段之后，由男家向女家赠送聘礼，俗称“放定”。此举所含意义非同小可，标志着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的正式成立。一些有条件的大户人家，为郑重其事，往往还会赠送两次聘礼。第一次是“过小礼”，或称“放小定”；第二次是“过大礼”，或称“放大定”。
男家向女家赠送聘礼，一般会附上礼单和通婚书。哪怕没有通婚书，女家一旦接受聘礼，也和写立婚书一样。此时，尽管还有请期、亲迎两个程序要走，但男女婚姻关系已视为成立，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受到法律保护。按《大清律例》，“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
后定娶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
所以，原长安守备家向张家放定后，得知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公子执意要娶张金哥，就理直气壮地提请官府公断。如张家坚持退定另嫁，李家在知情之下一心要娶，依律要各受七十乃至八十的杖刑，财礼也要没收充公。
不过纸面上的法律未必能严格兑现，张家的应对策略是，找到原在长安善才庵出家的老熟人静虚，向贾府递话求助。其暗含逻辑是，在贾府的赫赫权势面前，司法者将不得不屈从，在个案层面也就实现了法律对权势的退让。
凤姐既贪图三千两银子的报酬，更迷恋权势的虚荣，禁不住静虚拿话一激，“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不稀罕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便即一口应承，命府中主办文书往来的相公，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给长安节度使云光。云光久承贾府之情，区区小事，乐得用法律来换人情，当然不在话下。
只是在当事人而言，区区小事委实性命攸关。在第十六回，守备家慑于云光权势，忍气吞声接受了前聘之物。张金哥闻知退了前夫，自己被另许李门，竟然用一条汗巾自缢身亡。守备之子倒也是个情种，紧跟着投河赴死。
一对婚姻不由自主的青年男女，是放定还是退定，全凭父母之命，自己一点不能发声。但他们身处当时社会，放定即已确定夫妻身份的法律观念，早在心中牢不可破。当彼此以夫妻身份互视，守以夫妻之礼，却横遭凤姐等外力蛮横干涉，他们所能持之抗争的，唯余一条性命。于是一个从一而终，一个不负妻义，用最为激烈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指使张华状告贾琏在第六十七回，凤姐从兴儿口中得知贾琏背着她偷娶尤二姐一事，当真是越想越气。她也当真非比寻常人物，气到极处，忽然计上心来。第六十八回专门写她如何缜密谋算，用软刀子一步步将尤二姐逼到了绝境。凤姐整个算计的核心一环，就是指使尤二姐的前夫张华，跑去都察院喊冤状告贾琏，“国孝家孝的里头，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
在第五十八回提及“国孝”，因宫中一位老太妃薨逝，“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在第六十三回提及“家孝”，说得是贾琏的叔父，宁国府名义上的家长贾敬，“吞金服砂，烧胀而殁。”古人治家治国，孝字为本，体现在婚姻法律关系上，“居丧”构成男娶女嫁的法定延迟事由。
虽然与法定禁止事由不同，居丧不会使得婚姻关系无法成立，其效力在于延迟婚姻关系的成立，但居丧嫁娶仍须受刑律制裁。何况叔父是至亲，贾琏为贾敬服的是期亲之丧，外加国丧之期未满，按《大清律例》，对贾琏居丧嫁娶行为施以杖击八十的刑罚，只会嫌轻不会嫌重。
再者，强逼退亲和停妻再娶也构成犯罪，一个破坏外部婚姻关系，杖击八十；一个破坏内部婚姻关系，杖击九十。作个不怎么恰当的类比，前者相当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后者相当于重婚罪。数罪并罚之下，考虑到贾琏“背旨瞒亲”的主观恶性较重，“仗财依势”的客观情节恶劣，直接一通乱棍打死都是有可能的。
诚然，且不说贾府位属国戚勋贵阶层，享有“八议”的法外特权，仅就其权势的日常影响而论，对贾琏追究刑事责任也决计到不了处刑的那一步。书中非常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司法状况，即官府惧怕权贵，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甚至不惜枉法阿附。而通过都察院断案，折射出这样一种法制全景图，更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
都察院是监察机构，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有一定的司法权限，宗旨是“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听起来很清廉很公正，似乎专以不畏权贵为天赋使命，实则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察院坐堂问案，先收凤姐遣人送去的三百两银子，后收贾珍遣人送去的二百两银子，毫无心理障碍地吃了原告吃被告。官司的正主儿贾琏和贾蓉，从头到尾不露一面，只有家仆到堂对词。
最终结案时，察院简直成了凤姐的传声筒和复读机，凤姐怎么透露消息给他，他便怎么原汁原味下判决。
按《大清律例》，“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受财枉法的，数额在八十两以上即处以绞刑。
风宪官吏身份特殊，“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身为风宪官的察院，岂会不懂法律，只因深知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常态，才敢知法犯法，心甘情愿地让凤姐等权势人物亵玩司法权力！
一朝被休哭向金陵在高鄂的续书里，凤姐是病死的，但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凤姐的命运判词写得分明：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一从、二令分别代表了凤姐人生的前两个阶段，具体指什么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至于其人生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人木二字，系采拆字之法，合起来指称一个“休”字。也就是说，曹雪芹的写作本意是让凤姐被贾琏一纸休书逐出贾府门户。
凤姐是贾琏正妻。《白虎通》谓，“故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然而，在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中国社会，这一夫妻平等的理想状态仅仅是名义上的，实质上，妻的地位比夫的地位远远不及。只不过妻子比夫不足，比妾有余，法律上，为保障妻子的根本婚姻家庭地位，对丈夫休妻的行为加以了严格限制。
我国自唐代以来，就确立了“七出三不去”的法定休妻条件，此后，宋元明清各朝代相沿袭。
“七出”是从正面进行规制，即妻子有“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忌、恶疾”等七种情形，丈夫方可休之。因在父系伦理逻辑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以“无子”为“七出”之首。“三不去”则是从反面进行规制，即哪怕妻子犯了“七出”，只要有“三年之丧、前贫贱后富贵、有所娶无所归”三种情形，丈夫也不能休妻。
按《大清律例》，“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所谓“义绝”，指夫妻恩义已绝，大致类似我国当代婚姻法中的“感情确已破裂”。所明显不同的是前者作为离婚条件带有强制性。从这一层面来说，“七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只可惜自主权完全操于丈夫之手，妻子并无对等的反制措施，只能被动接受。
对照法律要件和法律事实，凤姐有无淫逸和妒忌不好说，不同的观察角度有不同的结论，但要说她无子却是碟子里盛水——一眼看到底。既犯了“七出”之首，又不符合“三不去”中的任一情形，所以纵然是凤姐这等“一万个男人都不及”的女强人，左右他人婚姻大事，肆意亵玩司法权力，风光无限机关算尽，到头来却还是命运由人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