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
摘 要： 自2015年***总书记首次提出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以来,获得感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对收入与获得感之间关系的考察是这些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领域。笔者利用CGSS 2015的数据,应用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值理论为研究视角,在控制了绝对收入的前提下,研究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因素和自我期望因素能显着影响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当个体收入水平低于同龄群体或自己的过去时,他们的获得感就会下降。当个体在综合考虑自身能力后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时,他们的获得感也将随之降低。
关键词： 获得感; 相对收入水平; 绝对收入; 社会比较; 自我期望;
Abstract： Since 2015,when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the reform to “let the people have more sense of gain”,the research on sense of gain has been increasing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y the academic circle,among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ense of gain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se studies.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CGSS2015 data and apply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expectation theor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 income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sense of gain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trolling the absolute income.It is found that social comparison and self-expect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sense of gain of urban residents.When an individual's income level is lower than that of a peer group or their own past,their sense of gain decreases.When individuals think that their income level does not meet their expectations after considering their own abilities,their sense of gain will also decrease.
Keyword： Sense of gain; Relative income level; Absolute income; Social comparison; Self-expectation;
一、问题提出
近20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 616.2元[1],约为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 280.0元)的5.4倍1[2]。然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升,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2015年2月37日***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论断[3],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4],将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的获得感作为改革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归宿[5]。
王恬等(2018)[6]认为,获得感是指个体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对于经济增长与获得感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个体绝对收入的提高可以使人们的获得感得到提升(叶胥等,2018[7];Ferrer-i-Carbonell,2005[8]; Sacks等,2010[9]);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绝对收入与获得感之间并不总是正相关关系,有时会出现倒U型的关系(王鹏,2011[10]),当收入水平到达一定临界值时,绝对收入的增加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获得感的提升(孙远太,2015[11];Diener和Seligman,2004[12];Tella和Macculloch,2005[13])。这些学者认为,当所有人的收入同时等比例提高时,就会导致相对水平的无差异化,造成个体无法因收入增加而产生获得感。因此,探究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成为解释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城市居民获得感不同步现象的关键。
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值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不对称关系的两种重要视角。第一种视角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人们的获得感是通过相对位置决定的,即只有当同辈群体或自身过去的收入比个体当前收入低的时候,其获得感才是真实的,反之其获得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幸福感就下降或者只是暂时性的(Wood,1996[14];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15];Dynan和Ravina,2007[16])。第二种视角从期望值和实际成就的差异形成的心理落差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个体的获得感是在与自我期望对比的过程中获得的,当个体的实际成就越接近自我期望,个体的获得感就越强烈,反之个体的获得感将会降低(Diener和Fujita,1995[17])。
本研究将从上述两个研究视角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的数据,探讨中国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形成机制,试图回答到底是基于社会比较的横纵差异还是基于期望值的心理落差,或者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人们对获得感的不同感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获得感就是在社会运行中人们的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后而导致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满足感、成就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幸福感受。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感知,获得感不仅受到微观的个体社会行动的影响,还受经济基础、阶级属性、时代境况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田旭明,2018[5])。当外部环境结构能够满足个体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时,其获得感将得到相应的提升。从收入的视角来看,个体对获得的感知不仅受其绝对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其与他人、自身过去或自我期望的比较过程中形成的相对收入的影响。
(一)基于社会比较机制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所谓社会比较,就是把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等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邢淑芬和俞国良,2005[18])。黄嘉文认为,“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社会比较可以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黄嘉文,2016[19])。横向比较就是与自身当前具有某种相似属性并且与自己可接触的或有生活联系的个体进行比较。当人们与其参照群体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受到剥削的负面心理,即相对剥夺感(Hyman等,1968[20];Brockmann等,2009[21] ),造成其对获得的感知程度降低。纵向比较是将自己的过去作为比较对象,当个体发现在与自身过去相比,其当前经济地位处于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负面情绪,进而降低对获得感的感知。也就是说,人们对获得感差异化的感知不仅取决于个体当下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而且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动”有关(刘欣,2002[22])。当人们发现在比较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时,无论其所处的客观地位是高还是低,其获得感都会随之降低(张卫伟,2018[23])。
经验层面的研究上也验证了这一观点。斯托福等(Stouffer等,1995[24])研究发现美国士兵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会受到他在参照群体中的位置的影响。如果他发现自己在参照群体中地位低下,那么,即使其绝对收入上升,他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也会随之降低;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Clark和Oswald,1996[25])对英国工人的研究表明参照群体的收入水平是影响其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当参照群体的工资水平较他们高时,他们对获得感的感知将会降低;哈格蒂(Hagerty,2000[26])根据美国社区居民的样本数据的研究指出:“收入分配的范围和偏差是影响民众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彭代彦和吴宝新(2008)[27]对湖北和湖南两省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村庄内部的农业收入差距越大,农民获得感就越低”;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对上海、吉林、河南、甘肃、云南、广东等6个省份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相对收入地位对获得感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相对收入越高,获得感越强;控制个人收入后,与同省其他城市居民相比,收入差异越大,居民的获得感越低(孙远太,2015[11])。
基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a:与同龄人相比,人们对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假设1b:与自身过去相比,人们对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二)基于自我期望机制形成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所谓期望值是指个人判断自己达到某个既定目标以及这一目标满足某种需求的可能性(王嘉顺,2012[28])。作为一种认知变量,它表达出人们对自身或他人行动的结果的主观意向。与社会比较理论不同,该理论指出个体对获得感是在与一定的参照标准比较之后形成的,这一参照标准就是期望值,但期望值本身的大小并不能代表获得感水平的高低,只有将其与现实条件、个体内外资源结合在一起时,才可以作为评价获得感的重要指标(乔玥等,2019[29])。也就是说,在综合考虑自身现实条件后设定的行动目标与行动结果之间的差异对获得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行动目标与个人努力后的行动结果差距过大时,会使个体产生消极情绪,降低其获得感,反之,则会提升其获得感。因此,那些自我期望得到满足的个体倾向于比自我期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个体更有获得感(罗之前,2014[30])。
在经验层面上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证实。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Clark和Oswald,1994[31])研究发现意外的失业与获得感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因为意外的失业导致的个人收入水平的降低与其心理预期并不相符,从而使其产生的焦虑、自卑、消极等负面情绪,造成其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降低。温克尔曼(Winkelmann,1995[32])利用德国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此外,已有研究指出高学历个体对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具有很高的自我期望,当自我期望无法实现时,他们的获得感会大幅度下降。这就出现了“同样的收入,一些高学历个体的获得感往往较低的现象”(Wilson,1967[33];Layard,2006[34];栗波,2018[35])。
本文将自我期望操作化为:个体在考虑到自身能力和工作状况后,对其收入的主观评价,如果人们的自我期望与实际收入差距很小,即人们认为其当前的收入是合理的,就会产生的较少的心理落差,进而促进其获得感的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综合考虑自身的能力和工作状况之后,个体认为其当前的收入越合理,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CGSS 2015),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次的概率比例抽样方案,样本覆盖全国28个省份的478村居,共收集有效问卷10 968份,其中城市问卷6 470份,农村问卷4 498份。鉴于本文主要是分析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因此选取居住地区为城市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的样本量为4 857个。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将采用自陈量表法来测量获得感,威尔逊(Wilson,1967[33])曾采用比对个体主观评价和专家评定的结果的方式来检验这种方法的信度和效度,结果显示大部分情况下二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2003[36])指出通过自陈量表获得的数据对开展跨群体、跨文化、跨国别、跨体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取自陈量表法对城市居民的获得感进行测量。
获得感是个体基于现实生活境况而感受到的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幸福感受是其表现形式(张卫伟,2018[23];乔玥等,2019[29])。因此,本研究根据CGSS 2015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选择“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来测量城市居民的获得感。该问题共有五个选项可供选择:1=非常不幸福(获得感非常低)、2=不幸福(获得感低)、3=一般(获得感一般)、4=幸福(获得感高)、5=非常幸福(获得感非常高)。由于该变量为定序变量,不同类别之间有相对的大小,但是无法从经验信息中获得不同类别之间明确且连续的距离,因此本文选取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来进行数据的处理。
2.自变量。
根据学者官皓的相关研究,有两种测量相对收入的方法:“一种是研究者以某个特定因素(如年龄、教育)为标准设置对照组,然后在模型中加入对照组的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另一种则是基于被访者的主观感受,以被访者对相对地位的主观评价作为测量标准”(官皓,2010[37])。本文选取第二种方式进行相对收入的衡量,并将相对收入操作化为两个维度:基于社会比较形成的横纵比较和基于自我期望论形成的自我比较。
对于社会比较变量,本文选取CGSS 2015居民问卷中的两道题来衡量横纵比较对人们获得感的影响。一道题目是“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另一道题目是“与三年前相比,您认为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两道题目的备选答案相同,均为“1=较高、2=差不多、3=较低、4=不好说”,在剔除了“不好说”的样本之后,分别选择“与同龄人相比降低”和“与自己三年前相比降低”为参照组。
对于自我期望变量,本文选择“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这一问题进行测量,问题设有四个选项:1=非常合理、2=合理、3=不合理、4=非常不合理。考虑到非常合理和非常不合理所占的比例都较小,因此本文将非常不合理和不合理两个选项进行合并,编码为0,非常合理和合理两个选项进行合并,编码为1。
3.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少变量遗漏造成的统计误差,本文引入一些相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以及个人年绝对收入。
其中,年龄变量的数值是根据出生日期计算出来的2015年的周岁,并根据以往文献将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方程,以拟合年龄和获得感之间的曲线关系(洪岩璧,2017[38]);个人年绝对收入根据CGSS 2015问卷中“您个人2014年的全年总收入是多少”这一问题来测量,并根据以往文献,对收入进行了对数处理(毛小平和罗建文,2012[39])。
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的平均值为3.90,人们的获得感高。从受访者个体特征来看,受访者中女性占50%,男性占50%;平均年龄约为50岁;党员比例约为16%;已婚人员占比约为77%;从受访者的健康状况看,受访对象健康状况的均值是2.51,身体状况较好;从调查对象的受教育情况来看,调查对象中有50.98%的个体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整体文化程度较高;从个人年绝对收入看,城市居民的人均年绝对收入为46 042.29元。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所设计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有序的选择变量,不同类别之间有相对的大小或高低程度,但是无法从经验信息中获得不同类别之间明确而连续的距离。如果本文选取多分类因变量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研究,将会造成排序信息的缺失,使统计结果丧失统计效率;若使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进行研究,则将变量视为连续变量,造成人为的信息膨胀,使研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因此,本文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选取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为研究模型。
依据定序变量类别间平行假设的关系,我们将定序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中的因变量(城市居民获得感,CSG)的次序视作一个潜在连续变量(Latent Variable)SG*的某种相关测量值,当αj-1<CSG*<αj时,CSG=j(其中j=1, 2, 3, 4, 5)。因此,能够得到关于潜在变量SG*的回归方程:
SG*=β0+β1level1+β2level2+βicontrol+εi
其中:level1代表社会比较变量,包括与同龄人相比形成的自评经济地位和与三年前相比形成的自评经济地位,level2代表自我期望变量;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ε为模型的扰动项。
在具体操作时,本研究首先在基准模型中仅放入了控制变量,目的是与核心自变量纳入模型后所解释掉的因变量结果进行比对。其次,将社会比较变量和自我期望变量分别纳入模型中,考察其对居民的获得感的影响。最后,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中,从而探索影响城市居民获得感差异的主要因素。
四、研究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设计和分析策略,我们将从控制变量因素、社会比较因素、自我期望因素、综合因素四个方面来描述、分析和比较不同情境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
(一)控制变量因素对获得感的影响
表2给出了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将控制变量引入模型,通过分析模型的拟合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性别角度来看,其估计系数是正,说明女性比男性的获得感更强烈。从年龄方面看,年龄变量的系数为负,但其二次项(age2)的系数显着为正,说明年龄与城市居民获得感之间是一种U型的关系,拐点约为42岁2。从政治身份来看,非中共党员的获得感明显低于中共党员,这表明党员身份与更多的社会资源是相关的,可以提升其获得感。从婚姻状况来看,婚姻状况变量的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婚姻能够给个人带来稳定的情感支持和经济保障,从而增进人们的获得感。从教育程度来看,不同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对获得感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与教育扮演的双重角色相关(洪岩璧,2017[38])。从健康状况来看,其估计系数为正,身体越健康的居民获得感越强烈,这说明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很注重自身的健康,当人们发现自身的身体很健康时,他们的获得感将得以提升。从个人年绝对收入水平看,收入与个人获得感呈显着正向关,这说明绝对收入是影响人们获得感的关键因素。虽然这些控制变量都对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就模型的拟合程度而言,基准模型(模型1)仅解释了因变量变化的4.1%。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核心自变量来对模型进行完善。
(二)基于社会比较因素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为了考察相对剥夺感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模型2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比较”变量。从模型结果看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及其显着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横向比较的结果看,以“与同龄人相比自评经济地位较低”为参照类,“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较高”类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着性(P<0.001)。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那些认为自身经济地位与同龄人差不多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向好的方向(因变量分类值较大的一端,即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0.619个logit单位;那些认为自身经济地位较同龄人要高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向好的方向(因变量分类值较大的一端,即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1.185个logit单位,即与同龄人相比,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较高的城市居民要比自评经济地位较低的城市居民获得感更强。
这就证明了假设1a:与同龄人相比,人们对其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就纵向比较结果而言,以“与三年前相比自评经济地位下降”为参照类,“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较高”类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着性(P<0.001),即越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高于三年前的受访者,其获得感越可能向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接近。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与三年前相比,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升高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分别向好的方向(因变量分类值大的一端,即获得感非常高的一端)增加0.456个logit单位和1.238个logit单位。也就是说,与三年前相比,自评经济地位差不多和自评经济地位升高的城市居民要比自评经济地位下降了的城市居民获得感更强。
由此证明了假设1b:与自身过去相比,人们对其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三)基于自我期望因素的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模型3在基准模型(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自我期望变量,从模型结果来看,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及其显着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收入预期的角度来看,城市居民收入的满意程度对其获得感有着积极且统计显着的影响(P<0.001)。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以认为当前收入是不合理的为参照,认为收入是合理的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会向好的方向增加0.593个logit单位,也就是说人们在考虑到自身能力和工作状况之后形成的对个人收入的预期与实际的收入之间的差距越小,人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这也就说明了“自我期望”对人们获得感的重要影响。期望是人在努力后希望达到的结果,预期目标的实现,容易使人们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进而增加其获得感,反之亦然。
由此假设2得以证明:考虑到自身的能力和工作状况,个体认为其当前的收入越合理,他们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烈。
(四)综合分析相对收入水平对获得感的影响
将控制变量、社会比较变量和个人期望变量同时纳入模型,这就构成了完整的模型4。通过模型4可以看出,社会比较变量和个人期望变量对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的影响依然是具有统计显着性的,且模型4解释了因变量变异的6.65%,完美支持了之前对模型2和模型3的分析。此外,对模型4的分析可以发现,绝对收入变量的显着性降低了,这说明缩小心理差距对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表2 城市居民获得感的Ordered Logit回归分析(N=4 857)
续前表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01的水平上显着;系数β是Logit(P)的回归系数;括号里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
五、总结和讨论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的数据资料,通过“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值理论”来检验中国城市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绝对收入依然是提升人们获得感的重要因素,但当相对收入因素纳入后,绝对收入与获得感之间的相关程度发生了降低。这说明造成人们差异化的获得感的因素不只是收入本身,当人们与他人、自身过去以及自身期望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与剥夺感,自身欲望实现速率远不及参照群体或自身期望时,他们的获得感也将大大降低。
具体而言,当人们与自己过去的经济地位相比,或与周围的同龄人相比,人们对自身当前的经济地位给予的评价越高,他们的获得感越强;当人们在综合考虑了自身能力之后形成的收入预期与实际收入的差异越小,他们的获得感越强。可见,在中国情境下,提升城市居民获得感需要重视民众的社会心理的过程的影响,这种心理过程的变化将起到连接宏观社会环境与个人特殊体验的重要作用(黄嘉文,2013[19])。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各级政府要通过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工程,着力补民生短板,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逐步有序提升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强其经济地位;纠正各种不合理收入,强化打击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经济投机和权力腐败行为,营造一种风清气正、公平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心理,增强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田旭明,2018[5])。
同时研究发现,个体的获得感受到横向的同辈群体比较因素的影响,要强于纵向的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这与马磊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马磊和刘欣,2010[40];吴菲和王俊秀,2010[41])。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遇到的生活机遇,尤其是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形成的主观的感知,是提升人们获得感的关键(刘欣,2002[22])。当前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大部分城市居民个体的绝对收益增长很快,如果利益问题处理不当,不能构建利益共享格局,城市居民个体之间不合理差距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但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提升,还会下降。因此,必须要合理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手段,调节社会中的个体收入,完善利益协调、分配和整合机制,实现利益共享,减少同辈群体之间的不合理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才能不断增强。
让民众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社会政策实现的必经之路(洪岩璧,2017[38])。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各项制度法规建设,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对因社会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和期望与现实之间形成的心理落差给予关注,规范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坚持以人为本,从一些直接触及人们内心感受的因素入手来增加人们的获得感。此外,也需要看到,不同人群的心理预期是不同的,在提升人们获得感的过程中,我们要追求的是以“异”为前提的公平,而不是以“同”为前提的平等,通过差异化的政策指导和经济补贴,来减小人们因社会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和因自我预期形成的心理落差,进而有效地提升全民的获得感。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改进:第一,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在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相对收入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时,部分重要变量没有纳入分析;第二,本文选择的比较基点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事后判断,如果可以获取到城市居民主观判定的比较基点,可能会更加准确地捕捉到社会比较因素对其获得感的影响过程(叶胥等,2018[7]);第三,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的数值,所以本文选用人们对当前收入的合理程度的主观评价的方式对自我期望变量进行测量,这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上有一些偏差。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通过新的经验资料进行深入的解释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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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之所以选取2000年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比较年份是因为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首次超过了国际预警线(0. 4)。
2获得感的年龄拐角的计算方式:-(-0. 075 1)÷(0. 000 892×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