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
摘 要： 随着19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美国城市人口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本文主要从城市生活节奏、居住和通勤模式、饮食衣着、日常休闲娱乐等方面,说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指出这一变迁塑造了美国城市文化多元性、包容性和大众性的特征。
关键词： 19世纪; 美国; 城市生活方式;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urban culture had grown with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From changes in the daily lives of urban population,such as work schedule,apartment house,streetcar,fast-food,ready-to-wear clothes,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urban culture in the 19th century,and reflects the diversity,inclusiveness and popularity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Keyword： 19th century; America; urban lifestyle;
19世纪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快速的城市化,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可以看见大量农村人口和外国移民涌入美国城市,城市数量增加、规模增大,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日趋复杂,城市社会异质化和隔离日趋显着,城市问题日趋严重等城市化现象。在这个重要的转变时期,美国城市生活方式也相应出现了巨大的变迁,从而塑造了美国城市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19世纪美国城市迅速发展的终极原因在于城市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源自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希望。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城市远非理想的“伊甸园”,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城市为其大多数居民提供了比过去更美好的生活。
一、城市生活节奏受时间主宰
与自然、传统、宁静的乡村生活相比,城市居民生活的一个最显着的特征就是精确的时间成为生活的主宰。农村移民一旦进入城市,时间的复杂统治无所不在。工厂的汽笛声严格规定着上下班的时间,各种经营活动无不严格地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工作之余,街车时刻表、商店营业时间、社交娱乐活动的日程、学校的作息表都以规律的时刻限定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安排。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服从着城市运行的各种时刻表,从而个人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紧迫。为了使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能够流畅运转,对于时间精确性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在城市生活,钟表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物品。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钟表行业就已经实现了生产的标准化、零件的可互换化以及生产程序的细化分工,产品实用廉价,打入欧洲市场。[1]并且,城市的日常生活节奏变化相当迅速。例如,资本主义兴起初期对工人的剥削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工厂制度用纪律强迫工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因此19世纪的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20世纪的工人则致力于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加班福利以及带薪休假。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兴起了时间更为自由的弹性工作方式。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城市居民工作时间变短,日程变得更灵活将会是一个趋势。
相较于农村生活,城市的生活展现了一种新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个人生活的日常作息上,城市人失去了相当的主动性,被迫服从无所不在的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但是,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由于各种经济活动和各个群体生活的时刻表并不一致,因此城市中个人生活的程序安排显得更加灵活多变。农村生活正好与之相反。个人及其家庭可以根据各自的田地、劳动力和生活需要安排日常的生活作息,劳动时间相对自由。赵树理的名作《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因为迷信“今日不宜栽种”误了农时,就体现出农业劳动个性化和随意性强的特点。但是,从一个村庄或乡镇整体来看,由于农作物荣枯、四季更替有着固定的自然规律,因此人们的生活程序又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促进了一种集体性和惯例性生活的发展。中国最古老的一首反映农业生产活动的诗歌《国风·豳风·七月》中逐月记载了远古的周部落一年的农事活动,如春耕、秋收、冬藏以及各种养蚕、采桑、织布、缝衣、狩猎、营建住房、修理农具、举办宴飨等活动,其中反映的农村生活程序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外国工业文明入侵之前,并无大的改变。因此,在农村生活中,人们习惯于庆祝固定的节日庆典。春节、端午、中秋、冬至都能吸引全体成员共同庆祝、共同娱乐。但是,在城市中,这种共同性的节日和庆祝娱乐活动就大大减少,因为每个成员的时刻表是不一样的。工人和商店职员的时刻表不一样,白领和蓝领的时刻表不一样,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时刻表不一样,这些都使得城市生活整体上缺乏一致性,呈现出复杂而支离的面貌。很多传统节日在城市中的消失就是一个例子。“假日不再根据固定的传统节日的顺序安排,而是依照工作的节奏而定。只要有机会,人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庆祝他们个人的节日。”[2]
二、通勤工作成为普遍现象
在居住模式上,现代工业城市也与乡村,乃至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乡村中比较常见的家族聚居模式在城市中是极为少见的。相比于乡村,城市生育率低,家庭规模较小,以核心家庭为主。“城市中产阶级结婚较晚,家庭规模小,更经常地采用生育控制技术。美国家庭规模持续减少。1890年,普遍家庭规模为4人,1900年则为3人。”[3]因而在居住模式上,城市居民也主要是以核心家庭独户居住为主,而不太可能出现四世同堂这种局面。与前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相比,现代工业城市的居住模式有两个显着特点:其一,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其二,郊区成为高等住宅区。随着家庭手工工场向现代大机器生产转变,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是自然而然的,通勤上下班成为普遍现象。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绝大多数城市基本上还是步行城市,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以及生活区都集中在2～3英里(1英里≈1.6公里)半径范围内。城市中人们主要的代步工具是马车(carriage),但这仅仅是非常有钱的上层阶级才能拥有的,因为维持马和马车夫的费用都很昂贵。虽然,1826年美国城市出现了公共马车(omnibus),到1835年,蒸汽火车也开始运行,但这种城市交通工具都只能作为步行的补充。前者运能有限,速度缓慢,车费不菲,还对城市环境造成了污染;后者票价昂贵,车站太少,乘客难以方便地利用,主要用于连接郊区和市区的交通中。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马拉公共街车(horsecar),由马拉着多节车厢沿着街道上铺设的轨道运行。19世纪50年代,马拉公共街车在美国城市风靡一时,相比于公共马车,其更快捷、更便宜。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有轨电车的出现之前,马拉公共街车一直是美国城市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对于大多数劳工阶级来说,马拉公共街车仍然显得过于昂贵,而且畜力有限、运营成本高也使其服务半径受到很大局限。有轨电车出现使得城市公共交通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由于快捷、方便、稳定,服务半径大以及车资的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出行依靠有轨电车。并且,伴随着电车线路向郊区延伸,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有轨电车便利地通勤于郊区和城市之间,美国的郊区化至此才获得实质性的发展。[4]
《纽约时报》曾专门撰文纪念马拉公共街车退出历史舞台:“到1917年7月29日早晨为止,马拉公共街车在纽约市核心区已经运行了53年。当年,当一队装饰着马衣,铃儿叮当响的马匹拉着车厢轻快地在轨道上滑动的时候,纽约人是多么惊异。就连最悲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纽约人是多么忙碌、活跃。然而到昨天早晨,最后一辆又脏又旧的马车,连同其忠实的马匹和嗓音嘶哑的车夫,消失在纽约街头,再也不会出现。现在,与芝加哥和费城相比,纽约在交通上没什么特色了。纽约市轨道公司的官员们,在公共服务局的顺水推舟之下,做出了这一决定。理由是马拉公共街车花费巨大,已没有实际必要。几个月来只有一辆马车运行在这一线路上。7月17日,它的一次运行只挣到10美分。1916年,它只运送了3576名乘客,收入178.8美元。在这一财年,这条线路只挣到了103.6美元。而公司的维护费用一年要花上4000美元。没有人会等着坐马拉街车,它既不清洁、体面,也不快捷。何况新事物——汽车——已经随处可见。”报道接着描述了马拉公共街车最后一次仪式性的运行,公司的总经理以及公共服务局的委员们都来乘坐。车夫已经工作了40年,售票员也工作了30多年。并且,“如果这些乘客买票的话,这最后一次运行将是这几年来最赚钱的一次”[5]。
三、城市公寓大楼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居民的主要选择
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和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功能和结构日趋复杂,城市空间逐渐被分隔。传统城市那种紧凑的布局和大致相同的建筑面貌消失了。城市居民的居住地选择开始出现剧烈变动。首先,原本居住在城市核心区的精英阶层开始向郊区和风景优美的边缘区迁移。美国19世纪前半期发展起来的铁路郊区一般离城市较远并且是大资产阶级的天下,因为蒸汽动力的火车不仅费时而且通勤费用很贵。当时的郊区都是因为景色优美而吸引上流社会人士前往度夏和周末消遣,并修建起豪宅华厦。正因如此,波士顿的郊区小镇布鲁克莱恩才可以自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镇”。1879 年,《布鲁克莱恩纪事》(Brookline Chronicle)非常自信地认为:“布鲁克莱恩,不像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城镇,那里没有中产阶级。”[6]在那个时代,郊区的道路、住宅、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都需要依靠个体家庭的力量来完成。
其次,在19世纪80年代时,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面临着住房短缺问题。当精英们从市中心撤退之后,一些中产阶级接管了这些空置出来的房产。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与落后的城市建设之间形成尖锐矛盾。城市中原有的住房被分割,房主将一个个房间或单独一层租给寄宿者,或者直接开办供膳的寄宿宿舍。到1856年,这种现象在纽约已经极为普遍,当时的观察家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认为,加上长期在酒店包房居住的人,纽约近3/4的中上层阶级人口是寄宿者。另一位作者在1857年写道:“正如没有阶级可以避免死亡一样。……营房现象是普遍存在的。”[7]而对于广大真正贫穷的劳工来说,他们既不可能居住(live)在城市里,甚至连寄宿(board)也无力承担。
真正富裕的人可以选择逃离城市,真正贫穷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待在贫民窟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如何在城市里寻找一个体面而经济的住所,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寄宿绝对不能满足人们天生对于家、对于隐秘的私人空间的需求。于是,美国大城市中的公寓大楼(apartment)成为一种有别于寄宿或贫民窟的住房选择。19世纪30年代,公寓大楼开始在美国城市中出现,到50年代时已经比较普及,成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市民们的居住选择。穷人们也期望一旦经济条件改善就能够搬进公寓大楼,摆脱贫民窟的生活,这使得公寓大楼也成为一种提升社会地位的选择。公寓大楼很快成为19世纪晚期城市居住模式的主流,若干公寓楼集中建造的模式逐渐构成了现代城市各个居住区的核心。各公寓大楼的高度和规模都很不相同。在纽约市,公寓小的只有一间房间带一个浴室,而大的可以拥有3层45个房间及16个浴室。不同地段,不同的设计标准,也使得公寓的价格和租金不一。在一些最佳地段的高级公寓,其租金高出大多数中等收入人口的负担能力。无论如何,公寓住房构成了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基本单元。在公寓住房里,一家人可以不受打扰地生活在一起,相对满足了人们在拥挤但隔离、喧哗但冷漠的大城市里寻找私人空间的需要。尤其是各种便利生活的技术应用之后,如冷热水供应、暖气、电梯、独立卫生间、电灯、消防通道和更多的隐私空间,公寓住房的生活更加安全和健康。相对于当时的郊区住宅,公寓房能够节省精力和时间,尤其对于中产阶级妇女而言。并且,这种紧凑而功能集中的居住模式,能够较好地缓解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在纽约曼哈顿,1900年单门独户的住宅只修建了10座,公寓大楼已经成为主流的居住模式。[8]直到20世纪汽车郊区大发展之后,美国人对于单门独户住宅的热爱才再一次在郊区广泛地得以呈现。
四、城市居民食物的多样化
美国的城市居民能够得到丰富多样的食物,这得益于美国农业的迅速发展和食品技术的进步,使得全国各地的农牧产品能够及时地运往城市市场,满足城市人口的消费需求。相比于农村地区,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丰富多样。比如东北部漫长的冬季,农村地区的人们只能主要依靠肉食,难以吃到新鲜水果和绿色蔬菜,往往春季到来时人们会因营养失衡而生病。而城市由于人口和财富的集中,市场每天都能及时供应各种食物,城市人口对蔬菜、沙拉、水果和鱼类的消费比农村要多得多。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长途冷藏运输技术发展运用以后,城市人口能够方便地吃到来自各地新鲜的果蔬、鱼肉和奶制品。例如,19世纪中期,新鲜鱼类只有居住在水边的人们才可以吃到,而到80年代和90年代,从北太平洋捕捞的渔产品,经过数千公里的运输,可以每天供应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城市的食品市场。大多数的热带水果,尽管容易腐烂,但此时美国城市居民也可以大量便宜地消费。[9]
工业化生产的各种食物,以其方便、美味和省时等优势,也开始大量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例如,那种认为从面包坊里购买已经烘焙好的面包是主妇懒惰标志的偏见消失了。同样地,罐头食品也越来越受主妇们的重视。1878年之后,东部和中西部的罐头食品厂数量倍增,因为技术进步降低了罐头食品的成本,并使得多样化的食物都能做成罐头销售。到90年代中期,按照重要性排序,主要的罐头食品包括:西红柿、玉米、牛奶、牡蛎、咸牛肉、鲑鱼、沙丁鱼、桃子、豌豆和豆类。这些方便易得易加工的食物得到了家庭主妇的青睐。同时,人造食物也出现了。80年代,人造黄油的迅速普及曾引起奶制品加工者的极大不满,并使得国会于1886年立法对人造黄油征税并规范其销售。制成品食物的大量出现并为城市居民所消费,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使得食品安全和卫生监管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1881年,纽约、新泽西、密歇根和伊利诺伊4个州率先通过《纯净食物法》(pure-food laws),到1895年,又有23个州通过了类似法律。由于涉及婴幼儿的健康,奶业受到特别的监管。同时,各种糖果、零食、软饮料和人造汽水,也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饮食选择。[10]着名的可口可乐公司便于这一时期诞生。
五、城市居民衣着的多样化
城市居民的衣着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更多的选择。进入19世纪,家庭手工业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急剧衰落了。作为工业革命的首发产业,纺织业的兴旺也带动了工业化的服装业的发展。去商店购买衣物而不是自己手工纺织裁缝,成为人们的主要选择。1800年,美国北部普通农民还穿着家庭自产的羊毛织成的衣服,甚至自己编织毛毯,到了20年代,农家自制的衣服已大为减少。到1840年,大多数的纺织品已经由工厂生产,农民则购买现成的服装。[11]对于19世纪的美国城市居民而言,服装的风格、时尚流行的变化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欧洲尤其是巴黎的服饰风尚对美国城市中上层阶级的着装潮流影响极大。美国名着《飘》中描写到,当时南方的贵族妇女们因为内战隔绝了巴黎时装界的信息,而不得不向走私船长巴特勒打听最新的女装细节。19世纪男子服装的变化没有女装那样剧烈,主要是因为革命的平等精神和资产阶级务实精神的影响。过去贵族用来表示身份地位的装饰性过强的服饰被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男装采取中性的颜色,如黑、灰蓝等,并以较为简洁的线条体现男子职业活动的特点。19世纪的女装抛弃了旧时贵族那种华丽的铺陈、惊人夸张的风格,体现出一种新的自由和保守难舍难分的趣味[12]。
在国际上最早对女装提出更符合人性化改革的是美国妇女。1891年,全国妇女协会在华盛顿开会时特别提倡衣着改革。虽未有特别激进的改革成果,但女装现代化的趋势也隐隐显露。比如,“男子式样”的女装开始流行,女性可以穿着衬衫式的上衣,不伤体面的稍短的裙子,以适工作和平常穿戴所需。而为了方便女性参与体育运动,例如为骑自行车方便而设计的裙裤,更是为女装的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13]
六、城市日常休闲生活的兴起
时间严格地统治着城市居民,也将其生活划分为上班和下班两大块。下班之后,大量的城市人口需要寻找休闲娱乐活动,城市大众娱乐业因而迅速发展起来。在传统社会,娱乐并非普遍的,它内化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而在现代城市社会,娱乐才真正成为大众的,成为城市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是密不可分的。但更重要的是,城市这一集聚了大量人口的特殊环境,使得大众娱乐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大量的劳动阶级人口的娱乐需求为其发展提供了市场和动力。
对于广大妇女来说,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多的独立性。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例如纺织厂、服装厂等,喜欢招聘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女工。商店店员也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女性就业的一大途径。不过,随着教育和技术的增长,女性也进入办公室工作和专业服务工作的领域。例如,1900年至1910年,受过训练的护士数量增加了7倍。1890年,从事社会工作的女性只有1000人,到1920年增加到3万人。1900年,学校针对低幼年纪的学生倾向于只任用女教师。在20世纪前20年,女性在经济领域各部门的就业数量都有了很大增长。[14]显然,参与工作的城市女性,意味着某种程度经济上的独立性,同时也赋予了她们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工作时间之外的娱乐追求上,此时的城市女性也表现出独立自主的意识,它自然也会随着妇女们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显示出差别。
七、19世纪美国城市文化的特点
美国城市研究的着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和文化的关系作出了经典的分析,他认为城市就是人类文明的孕育所,城市的功能就在于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和知识加以积累和创新,从而培养出新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培养出具有新价值观念的新的人类。他认为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有人类文化的积累与发展。[15]岗瑟·巴思(Gunther Barth)在其着作中以19世纪美国大城市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录中获得的经验证据进行理论构建,从而略述大城市的新的文化,指出:“一旦新居地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迫使他们去了解周围的人,人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在遭遇成功和失败时人们探寻着一种方向感,从而男男女女们发现了共同面临的城市生活的各种问题的答案,这种适应性创造了人们彼此交往的新模式。这就是独具特色的现代的美国的城市文化。”[16]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19世纪美国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正体现了美国城市文化的形成并赋予其美国特性。
19世纪美国的城市文化独具特色,是人们为了应对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适应并创造出美国城市新的生活和行为模式的结果。它的发展和成熟,标志着美国人民在城市中寻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和巨大成就。跟城市本身处于持续性的变化中一样,城市文化也是不断演变的,它每天都是鲜活的,都在努力反映并解决城市生活中的新问题。当我们回头审视19世纪美国的城市文化时,可以大致归纳出这样几个特点。
美国城市文化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来自美国城市独一无二的特点。美国城市是世界上异质群体最多的城市。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构成了美国城市的主要人口基础;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涌入美国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欧洲。1860年,外国移民总数中来自欧洲的移民比例达到了92%,1890年,这一比例为87%,1920年则为86%。南北战争爆发前,“老”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1880—1920年,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波兰以及塞尔维亚、波希米亚、希腊等国。其中东欧地区的移民中还包括不少犹太人。[17]
当所有的这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他们背井离乡,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一共同梦想而汇聚到美国的城市中时,便来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的陌生世界,个人的身份认同被这滚滚人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如何重新在这个城市中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识,是每个新来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芝加哥学派指出[18],城市与农村最大的区别,在于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次级关系代替了首属关系。城市人交往很多,交情很浅;熟人很多,朋友很少;关系很多,亲戚很少。原来乡村中的首属集团,即亲属和邻里之间面对面直接交往、具有深厚的情感和道德基础的社会网络瓦解了,其亲密性和稳定性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也在竞争激烈、节奏紧张的城市生活中消亡了。老年人不再受到尊敬,女性和儿童更多地参与工作,也就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家庭不再是一个等级关系明确的稳定的宗法组织,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同舟共济的“互助”组织。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尺度在城市中得到最大的发展,同时,个人也变得空前的孤立和无助。因此,人们在城市中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种新的紧密的集体意识和联合体的感觉。这种集体感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家族和血缘为纽带的结合方式,而更多地来自独立个体之间的彼此了解、尊重和志同道合。城市的运行基于法律的控制而不是道德,同样,城市人之间的联系基于理智而不是情感。
当所有的城市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都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巨大陌生的城市中重塑自我和他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与关系的时候,一种新的美国的城市文化就诞生了。它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在相互的接触、摩擦和了解中,每个人都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逐渐变得更加包容、更加理性。人们恐惧,是因为他们彼此陌生。而在城市这种空间上被迫接近的环境中,异质群体不得不在高强度频繁密集的交往互动中逐渐相互了解或相互容忍。大惊小怪、举止局促是城市人对乡下人的评语,见多识广、自命不凡才是城市人内在的气度。习惯于接触新鲜事物和与他人相处是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正是在这种包容性的基础上,城市人才能够广泛地吸收多元文化的养分,摆脱狭隘和偏见,令城市环境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创新的培养基地。异质文化的新鲜感和神秘感、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相互借鉴和激发,一直都是美国人创新的灵感源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流行音乐的兴起和发展,直到如今,美国流行音乐依然风靡整个世界,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即来自其深厚的多元文化背景。“郊区的白人们长途跋涉前往哈莱姆的夜店聆听非洲裔美国人爵士乐队热情似火的演出,出生于新奥尔良的意大利裔美国人Louis Prima带着他的乐队在纽约的阿波罗戏院为非洲裔美国人观众演出。犹太裔的歌手和非洲裔的舞者及喜剧演员在歌舞杂剧舞台上赢得了忠实的观众。第一支公开发表的广为流传的蓝调歌曲是非洲裔美国人W. C. Handy为孟菲斯市政治“老板”的竞选活动而谱写的。在南部和西南部许多城市的低端娱乐场所里,白人的音乐传统与南部黑人文化融合,再加上当地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拉丁美洲族裔的文化传统糅合进来,形成广为流传的爵士、蓝调和山地民谣的大众音乐形式。”[19]
城市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让他们感到孤独和软弱。如何在这个新的汪洋大海中找到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城市以其另一种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培养共同体意识,重新联合为一个集体的有效方式,那就是人人机会平等。城市文化是大众性,或者说平民化、民主化的。城市中的个体在身份上都是平等的,能够平等参与城市的各种活动之中。1例如,19世纪中叶,百货商店这种新兴购物方式让美国女性有机会公开地参与城市公共生活。在美国,所有可能购买商品的女性都被称为“女士”(Lady)。因此,店员与顾客、顾客与顾客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莱斯利小姐行为手册》建议说:“如果在你前面有一位女仆购买6美分的商品,也请保持耐心。”在美国的所有商店里,“先来后到”的服务准则得到了严格遵守。[20]正是这种平等性,使得城市居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能够共同关心一些大家都感同身受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所有来到城市中的人,为的都是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因此,城市的人们无论其出生成长的环境有多么不同,无论语言宗教文化传统有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可以相互理解。白手起家,艰苦奋斗,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是人们共同的美好愿望。因此,尽管19世纪末期主要来自欧洲东南部的“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城市带来了本土美国人“排外”情绪的高涨,但是,新移民们最终被城市所接纳并成为美国城市繁荣的奠基者。
总而言之,美国城市生活中人们衣食住行的多样性,以及大众休闲娱乐繁荣等等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都反映出城市人努力奋斗,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价值的创新努力。这种新的城市文化的出现,正是人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具体体现和智慧结晶,也是人们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有用模式。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城市化的原初也是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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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美国黑人在城市生活中处于一种隔离状态。由于南部黑人大量迁往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是在“一战”爆发之后,而19世纪美国城市中黑人比例很小。因此本文没有着重分析种族因素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