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
自战国起，城市文明的曙光已经照耀于内蒙古广袤的土地，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着名的城市，如战国的云中、雁门、上谷、渔阳; 汉魏的盛乐城; 唐代的受降城; 辽代的上京、中京; 元代的上京、应昌路城; 明代的归化城; 清代的绥远城等。这些城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区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角色。早在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和日本便着手对东西蒙古城镇展开详细地调查。近年来，民族边疆地区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一批相关研究着作。
在单个城镇研究方面，包慕萍［1］以 16 －20 世纪的呼和浩特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游牧城市"的概念;黄治国［2］侧重于对清代绥远驻防情况的梳理; 杨天姣［3］将目光延伸至 20 世纪上半页，分析该时期呼和浩特城市空间演变和影响因素; 今掘诚二［4］以萨拉齐厅为对象总结清代地方县城的结构特点。
在区域城镇研究方面，张斌［5］探索性地分析呼和浩特地区明 － 清 － 民国三个时期城镇体系的演变和驱动力; 翁道乐［6］将目光集中于清代漠南军事驻防体系构建、功能、后勤及影响; 冯文勇、王乃昂［7］等用统计方法对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王玉海［8］总结出清代内蒙东部农村在居住形式、规模、布局上的规律性; 赛娜［9］重点考察清代内蒙古西部城镇经济、社会情况。乌云格日勒［10］、何一民［11］教授等以大量详实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清代内蒙古地区城镇的形成、类型、形态、经济文化等进行系统得梳理，使内蒙近代城镇研究提升到整体性的高度。上述研究主要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还原清代内蒙古地区城镇在形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面貌，但较疏于对整体布局和时空演变的讨论。
文中以清代内蒙地区因蒙地开发而设的"府、厅、州、县、附属城镇( 巡检司、照磨、经历等) "为研究对象，从计量地理学的角度，运用 GIS 的地图绘制、空间分析功能，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描述清代内蒙地区城镇发展特征，复原城镇聚落时空演变过程，为当今内蒙地区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性依据。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述
1． 1． 1 研究区域划界
清代内蒙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固定、完整的行政建置。清政府采取"众建分势"的策略，将漠南蒙古分为蒙古六盟、套西二旗、归化城土默特和察哈尔。在开垦的蒙地设置管理汉民的治所，并划归比邻省份，包括山西、直隶、奉天、吉林，导致清代内蒙与周边省份实际控制范围存在重叠、消长的状态。根据《清史稿·地理志二十四》记载其界限:" 东界吉林、黑龙江，西界厄鲁特，南界盛京、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五省并以长城为限"［12］。
综上所述，文中研究区域包括清代蒙古六盟、套西二旗、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地区，涉及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部、河北与辽宁长城线外侧地区、吉林、黑龙江西部地区。
1． 1． 2 研究区概述
内蒙古地处明长城外侧、蒙古高原南端，海拔 1000m 以上的高原是地形主体。境内东部斜贯东北 －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中部横卧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西部是南北延伸的贺兰山脉，延绵的山脉构成了南北自然环境差异的分界线。平原主要位于大兴安岭东麓、阴山南麓及黄河岸边。
自清以降，内蒙地区被置于统一的国家控制下，长城两侧游牧、农耕民族长期对立的状态得到缓解，为人口流动、城镇发展奠定政治基础。清初内蒙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施行盟旗制度。随着内地人地矛盾凸显，大量山、陕、直、鲁的汉民越过长城开垦蒙地，逐渐改变内蒙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了协调由此频发的蒙汉纠纷和防范蒙古贵族借此做大，清政府将内地府县制度移植该地区，与原有的盟旗制度共同管理。
1． 2 数据来源
聚落信息来源: 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乌云格日勒《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清史稿·地理志》、韩儒林《穹庐集 － 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口北三厅志》、《承德府志》、《热河志略》、《宣统昌图府志》、《吉林府县志辑》［13］。数字高程模型 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来源于全球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的 ASTEＲ GDEM 数据产品，水平精度 30m，垂直精度 20m; 1:400 万河流( 一 ～ 五级河流) 、行政区划( 省级至县级) 、各级城市居住点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清代省、府疆域矢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14］; 长城堡寨数据来源于天津大学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课题组。
1． 3 研究方法
将文献记载聚落信息进行整理、转译，构建清代内蒙地区城镇聚落数据库。具体字段包括: 城镇级别分为 4 级，即府城( 1 级) 、厅城( 2 级) 、县城( 3 级) 、附属城镇( 4 级) ; 城镇名称来源于志书记载; 建立时间为城镇最初级别设立年代; "所属府县"和"治所今址"表明城镇的行政归属以及地理位置。
运用 kernel 算法总体描述城镇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表面成本为基础的最短路径原理，复原清代内蒙五路驿传路线。对驿路进行多层次缓冲区分析，对缓冲区内的城镇聚落分布进行定量统计和趋势面分析，描述驿路与城镇聚落空间关系。逐年统计府、厅、州、县及附属城镇的累计个数，得到城镇个数累计曲线。根据时间特征，截取 1735、1755、1795、1874、1892、1911 六个时间断面的城镇分布图。通过城镇空间扩散和级别变迁对比，分析清代内蒙城镇体系时空演变的一般特征。
2 结果与分析
2． 1 清代内蒙古地区城镇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 ArcGIS9． 3 Kernel 算法生成清代内蒙古地区城镇密度分布图( 图 2) ，发现以下特征:1) 清代内蒙古地区城镇整体分布不均衡，由长城口外察哈尔地区向东西两侧扩张，散布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与山西、河北、辽宁、吉林等省交界区域。张家口以东城镇呈带状沿明长城向东北平原延伸，西部城镇在呼和浩特地区形成密集区，并向周边呈阶梯状疏散。2) 归化城附近形成聚落高密集核心，约 4． 6 个/km2。土默特地区古称"丰州川"，土壤肥沃气候湿润，在俺答汗时期就出现过颇具规模的农业聚落 － 板升。同时地处交通要冲，清代"走西口"路线极大地推动地区商业的繁荣，"为城镇的形成聚集和补充了必要的人口"［15］。3) 昭乌达、卓索图盟地区城镇沿河北、辽宁明长城线外侧分布，形成" 丰宁县 － 建昌县 － 彰武县" 的城镇聚集带，密度约为 3． 5 个/km2; 东北平原地区城镇在洮南府附近形成密度超过 3． 3 个/km2的核心区。东蒙城镇呈现明显的带状和点状集群特征。主要因为较之土默特地区，东蒙拥有广阔的待开垦土地，且蒙古各旗对开垦抱有积极的态度，嘉庆五年( 1800) 理藩院准奏郭前旗札萨克招民开垦的请旨，正式拉开东蒙开垦的序幕。不应忽视的是，有感于日益加剧的边患，清政府从巩固国防的角度也认可移民政策，认为" 农地增多，天赋随之加增，有民可役，更利权双收"［16］。因此，充足的待垦土地、蒙古王公和清政府积极的移民态度等因素综合促进了东蒙城镇在数量和规模方面较快地发展。
2． 2 城镇聚落与驿传的空间分布特征
道路是影响聚落兴衰的重要因素。清代内蒙地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建设和发展，逐步形成连通京师与内外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的交通网络，包括内蒙古五路驿站、阿尔泰军台、西北路军台和卡伦道路［17］。运用 GIS 最短路径原理，建立成本公式: cost = cost_river + ( cost_slope* 0． 6 + cost_QFD* 0．4)［18］，生成连接内蒙五路驿站最短路径，将其与数字高程图、城镇聚落图叠加( 图 3) 。
内蒙古五条驿路修建于 1692 －1693 年，均早于内蒙各厅城设立时间。因此，"内蒙五路"对该地区人口迁移、城镇聚落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如图 3所示: 土默特川平原城镇聚落与杀虎口驿路和张家口驿路的关系紧密，基本按驿路走向两侧分布，城镇距驿路的距离在 20 － 30km 范围内; 中部城镇分布于古北口、独石口驿路两侧; 东部城镇沿喜峰口驿路北出燕山山脉，循柳条边向东北方向延伸，后期城镇有明显回归趋势，再次集中于喜峰口驿路两侧。
以城镇偏离驿路距离为属性，生成趋势面分析图( 图 4) : 城镇的经度与城镇偏离驿路的距离呈 U形，顶点位于张家口 － 独石口长城一线，东西两侧城镇偏离度随着远离长城线而增加; 在纬度方面，呈现倒 U 趋势，由于喜峰口驿路为南北走向，可以视为东北平原城镇与喜峰口驿路呈反 U 形空间分布。
2． 3 城镇聚落时空演变特征
根据文献记载城镇建立的时间特征，将时间分辨率定为 20 －30a，将文字时间记录折算成时间单元来统计聚落建立个数( 表 1、图 5) 。根据城镇时间特点，截取 1735、1755、1795、1874、1892、1911 六个时间断面，运用 ArchGIS9． 3 生成以上六个时间断面的城镇分布图( 图 6) 。
由图表可知，清代内蒙古地区由于农业开发和移民政策的阶段性，管理汉民的府、州、厅、县、附属镇的建立可识别出四个时期。
( 1) 1723 －1735 年( 雍正时期) 为城镇增长初期。康熙中期，张家口置县丞，雍正二年( 1724) 改为理事厅，管辖察哈尔东翼镶黄旗一旗、西翼正黄半旗。雍正五年( 1727) 于太仆寺牧场开垦区置张皋镇巡检司。雍正十年( 1732) 置多伦理事厅，雍正十二年( 1734) 置独石口理事厅，辖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黄、镶黄四旗，及蒙古内札萨克、喀尔喀旗民。雍正八年( 1729) 在喀喇沁中期南部农耕区域置八沟厅( 后改平泉州) 。至雍正十三年( 1735) ，内蒙城镇主要集中于察哈尔地区，主要是该地区为内属蒙古，土地的所有权 和支配权均掌握在清政府手中，相较于札萨克旗易推行官垦地、官私牧场等。所建城镇大多是理事厅，专职审理蒙古旗民与汉民的交涉、诉讼，成为清代内蒙古地区民治州县机构之始，标志着内蒙古地区" 旗厅"并存的双重管理模式的初步形成。
( 2) 1736 －1820 年( 乾隆、嘉庆时期) 为城镇增长加速期。乾隆前期( 1736 － 1755) 城镇增幅较大，增加 10 座厅城 4 座附属城镇，占总数的 20%。主要出现在西部土默特川地区，包括绥远城厅、归化城厅、清水河厅、宁远厅，萨拉齐协理事通判厅、托克托协理事通判厅、清水河协理事通判厅、和林格尔协理事通判厅。东蒙地区新增城镇集中于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南端建昌县附近，包括四旗厅、塔子沟厅两座厅城，郭家屯、大阁、黄姑屯三座巡检司。乾隆中期( 1756 －1775) 城镇增幅减缓，东蒙城镇继续向东蔓延，新增三座塔厅、乌兰哈达厅以及鄂尔土板巡检司。其余城镇均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和林格尔升为理事通判厅，至此归化六厅格局基本确立。乾隆后期( 1776 － 1795) 内蒙古地区无新增城镇，原有八沟厅、四旗厅、塔子沟厅、三座塔厅、乌兰哈达厅分别改为平泉州、丰宁县、建昌县、朝阳县和赤峰县。至此，内地府县制正式出现在内蒙地区。嘉庆年间东北平原出现长春厅和昌图厅，赤峰地区增加大庙、大宁城、四家子等附属城镇。
( 3) 1821 －1874 年为城镇增长停滞期。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只在八家镇设昌图经历，无新增和级别变更的城镇。
( 4) 1875 －1911 年为城镇增长高速期。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新政，以官办形式放垦蒙地，招募内地汉民发展农业。光绪朝前期( 1875 －1892) ，新增城镇集中吉林西部，包括奉化县、怀德县、康平县、八面城; 升长春厅、昌图厅为长春府、昌图府，至此东蒙地区府县制度完全确立。光绪朝后期( 1892 －1911) ，东西蒙地同时迎来城镇激增高峰。新增府城 1 座，厅县级城镇 23 座，附属城镇 9 座，总计 33 座，占总数 50．7% 。此外，升朝阳县、赤峰县为朝阳府、赤峰直隶州。西部土默特地区新增 5 座厅城 － 武川、陶林、兴和、五原、东胜，标志着农业移民已深入鄂尔多斯和大青山北麓地区。东蒙地区城镇沿今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三省西部边界向北向西蔓延，并以昌图府、洮南府、长春府为中心形成聚集区。
综上可知，土默特地区城镇无论空间分布还是城镇级别均较稳定。质心维持在和林格尔 － 归化城一线，迁移幅度不大。自建立初就确立以归化城为核心，辅以周围厅城的局面 － 归绥道，形成较完备的城镇体系。随着开发的深入，张之洞曾提出"七厅改制"方案，试图"提高厅官地位来加强山西省对口外七厅的控制，将蒙古地区的七厅制度更加靠拢内地府县制度"［19］。此举遭到蒙古人和土默特官吏的强烈反对，归化城副都统奎英与绥远城将军丰绅联名上奏:" 将山前蒙地安民、日积月广，占地愈多，多似有鸠夺鹊巢之势……若将流民编籍，自必侵占牧地，实与蒙古生计大有关碍，请各厅体制复旧，勿编民籍，仍尊成案。［20］"故直至清末，虽官垦已深入乌兰察布、伊克昭等札萨克旗境内，新建武川、东胜诸厅，但土默特地区未完成"厅城 － 府县"的转变。直至民国元年( 1912) ，西部口外十二厅才最终"改厅为县"。
反观东部蒙地，辽阔的可耕种土地、清政府对开放蒙垦、移民政策的阶段性，导致东蒙地区城镇体系地发展呈现较大变化。空间上城镇大幅度北移，形成西起承德北部、东至黑龙江西南部肇东地区的城镇带。
级别上，内地府县制度逐步在已开辟的农业区内推行。通常在新开垦蒙地中选择聚集度高的聚落作为厅城，随着开垦地深入、人口的增加，原有厅城改为县城、或再升为府城，并在辖地派出照磨、分防经历等，这些附属城镇继续发展成为新的县城，该模式一直持续至光绪朝后期。
3 讨论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是国际上全球化变化研究的前沿与重点，而区域案例研究是其重要方法［21］。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带是过去 300 年来中国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伴随着清中期以来大规模的移民和开垦，传统的游牧经济逐步让位于农耕经济。清代该区域城镇的发展本质反映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过程，对其内在变化机制的研究可以为当今区域发展提供参考。利用 ArcGIS 的矢量化历史空间数据和地统计分析更有助于对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变化规律的认识，弥补传统定性分析的不足。
长城在明代维系着农牧双方的平衡。清代长城力量消失后，农耕经济迅速越过长城向蒙地延伸，形成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地区城镇大发展时期，而延伸的独特形态受到来自清政府、盟旗态度的影响。在关外农牧交错地区，外藩蒙古比内属蒙古拥有较高的土地支配权。围绕着盟旗土地性质，双方出于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诉求最终体现在西部蒙古、土默特与察哈尔、以及东蒙城镇发展在时空以及级别上的差异性。
需要注意，清代农业开垦固然带来城镇繁荣，但由于伤及蒙民利益又招致新的矛盾和冲突，给以后边疆的稳定带来了影响。因此，当代在该区域推行城镇化建设时不可照搬内地的模式，需结合自身特殊性考虑，统筹农、牧、工业和环境协调发展，探索独具特色的农牧区城镇化之路。
4 结论
( 1) 空间分布上，清代内蒙古地区城镇呈现由察哈尔地区沿长城线向东西两侧扩张的趋势，东部沿长城线向东北平原扩张，最终在内蒙古与河北、辽宁、吉林三省交界处呈带状和点状集群特征，西部于土默特地区形成高密度核心。
( 2) 时间分布上，清代内蒙古地区城镇聚落增长呈阶段特征，大致可以划分四个时期，分别为增长初期( 1723 －1735) ，察哈尔得到开发; 增长加速期( 1736 －1820) ，垦殖界限西至归化城东达东北平原，府县制正式确立; 增长停滞期( 1821 －1874) ; 增长高速期( 1875 －1911) 。
( 3) 城镇体系方面，东部蒙地城镇按"厅 － 县 － 府"的规律逐步推行内地府县制; 与此相对，西部蒙古一直维持以归化城统领诸厅的割据，且直至清末未完成厅城向府县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包慕萍，村松伸． 1727 －1826 年呼和浩特( 归化城) 的城市空间构造 － 民族史观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之一［M］．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 二)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黄治国． 清代绥远城驻防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9．
［3］杨天姣． 呼和浩特城市空间演变研究( 1912 －1958) ［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1．
［4］今掘成二． 清代地方县城的结构 － 绥远省萨拉齐厅的情形［J］． 东洋史研究，1970( 4) : 99 －137．
［5］张斌． 明清到民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城镇体系演变研究［D］．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6］翁道乐． 清在漠南蒙古地区的军事驻防体系［D］． 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06．
［7］冯文勇，王文昂，何彤慧． 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10，30( 3) : 431 －437．
［8］王玉海． 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村落的规模和布局［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 6) : 41 －44．
［9］赛纳． 清代内蒙古西部城镇发展 － 以归绥地区为主［D］． 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08．
［10］乌云格日勒． 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11］何一民． 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 清代内蒙古地区城市之变迁( 上) ［J］． 学术月刊，2010( 3) : 137 －141．
［12］赵尔巽，主编． 清史稿·志五十二［M］． 中华书局，1998．
［13］牛平汉． 清代政区沿革综表［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
［14］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 ［Z］． 2003．
［15］刘春玲． 论走西口对清代内蒙古西部社会发展的贡献［J］． 鄂尔多斯文化，2006( 2) : 24 －32．
［16］田志和． 清代东北蒙地开发述要［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 1) : 87 －94．
［17］韩儒林． 穹庐集 － 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8］汤国安，杨昕． 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6: 290 －294．
［19］阿如汗． 内蒙古中西部诸厅之研究 － 以口外十二厅为中心［D］． 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1．
［20］《光绪朝朱批奏折》［Z］． 第一一四辑"民族卷"． 光绪十年二月初十日．
［21］张华，张勃，石惠春． 干旱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3，17( 3) : 49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