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主要问题分析

　　引言
　　
　　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亟待解决的“城市病”需要城市管理者不断增强城市管理与运作能力。自 2009 年 IBM 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及行动方案以来，智慧城市作为信息化与城市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形态。在此背景下，发展智慧城市对中国有着切实的现实需求和重要的战略意义[1].从知识社会的创新 2. 0 视角来看，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一代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是“基于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构建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与生态，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塑造城市公共价值并为生活其间的每一位市民创造独特价值，实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2]

　　面对现代城市的复杂巨系统，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印证了钱学森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工程发展理念[3],需要丰富和完善基于综合集成法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方法论[4].

　　然而，上述理念与当前地方政府的智慧城市实践仍欠缺融合。2013 年住建部陆续推出两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近两百个城市作为试点投入到智慧城市建设当中。然而，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经常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局限在个别领域，缺乏统筹考虑，长远规划[5].国内外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众多，但其成果并未反映到实践当中。厘清实践视角下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实践领域，关键问题的梳理可以为地方政府了解智慧城市总体发展态势，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在理论层面，关键问题探索也能帮助研究者更具体地观察智慧城市理念与实践的差异，促进理论的落地与实践融合。因此，本文参考国内外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文献，发展并完善了智慧城市建设关键问题集，通过对来自 96 个城市的 300 余位智慧城市实践者的问卷调查，对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关键问题进行描述，并基于统计结果尝试进行了问题归类和差异影响分析。

　　1 文献综述
　　
　　1. 1 智慧城市理论演进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钱学森先生便前瞻性地提出“大成智慧学”理论，高度关注了人在科技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提出“集大成、成智慧”.这些观点作为当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3,4].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们对于智慧城市概念的界定依旧没有定论，部分学者更加强调技术因素，认为智慧城市的真正内涵在于用技术支撑城市建设，强调城市发展的信息化过程，将其视为无线城市、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的延续[6],例如李德仁院士认为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7].部分学者则更加强调社会因素，认为智慧城市只有以人为本，综合协调发展才是真正的“智慧”,必须通过政策来引导城市集约、紧凑、高效发展[8];另有学者强调技术角度和社会角度并重，认为智慧城市的精髓在于将城市的智能与人的智慧、城市的发展与人的追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9].

　　在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方面，现有研究通常将其分为三类，一是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二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智慧产业发展为主，三是以开展智慧城市示范应用工程为主[10,11];在智慧城市评价体系方面，Giffinger 团队设计的欧洲智慧城市组织的“六指标”评价体系从智慧产业、智慧的生态环境、智慧的城市居民、智慧的政府治理、智慧的生活方式、智慧的移动方式六个方面来定义一个良好的智慧城市[12].该评价体系末级指标达 74 个，评价视角较为多元。在国内，住建部发布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2. 0》则涵盖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智慧城市信息服务经济发展、智慧城市人文科学素养、智慧城市市民主观感知、智慧城市软环境建设六个维度，共 36 项末级指标，指标较有代表性，便于数据采集和推广使用[13].上述研究文献为本研究中智慧城市发展关键问题指标的遴选奠定了基础。

　　1. 2 关键问题研究演进

　　本研究隶属于关键问题研究，也称关键因素研究或关键成功因素研究，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便开始关注企业信息化关键问题的研究。美国的信息系统协会（SIM）对企业信息化关键因素进行常年的跟踪研究。另有学者试图通过调查企业信息主管对“信息管理关键问题”的认识，发现一些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信息管理的一般性规律[14].在我国，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企业信息化的关键因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出企业信息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有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结合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影响中国企业信息化中的关键因素[15],另有学者根据自己的不同背景，选取不同的研究对象，比如毕霞选取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关键因素进行研究[16].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于政府部门，探讨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因素[17].关键问题研究方法可以有效获取信息化实践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先于理论进行的过程，并且由实践人员把控发展方向。因此，关键问题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从实践视角全面地掌握当前的建设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但迄今为止，尚无围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关键问题尚有待深入调研和挖掘。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 1 关键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他们的观点代表着中国各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从业者的实际关注。研究旨在通过对被调查者“主观看法”的考察，达到对智慧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进行总结和描述的目的。研究分为三个步骤：前期准备、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其中在前期准备过程中，作者先是设计一个关键问题集，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将与智慧城市发展相关的关键问题整合，并设计调查问卷。随后确定调查场合与被访者。调查依托于住建部有关智慧城市主题的系统内官方培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被调查者涉及规划部门、建设安全监管部门以及城市管理部门等多个业务领域。问卷要求被访者对每一关键问题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每一关键问题设定 1-7 分供被访者选择。

　　2. 2 关键问题的选择

　　研究以住建部组织研究编制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2. 0》为基础，结合对国内外与智慧城市建设关键问题相关文献的梳理，形成了智慧城市建设关键问题集[18,19,20],参见表 2.

　　2. 3 数据收集处理与基本特征

　　本研究对调查数据分别进行了描述导向性和分析导向性的研究，即先将关键问题集分为九大类别，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手段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此后通过对不同关键问题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进而探讨智慧城市试点与否对关键问题重要性选择的影响，以及东中西部城市之间对关键问题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手段为主，问卷发放工作在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6 月展开，采取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的方法。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四次地方智慧城市建设相关培训培训期间发放问卷，其对象均为地方住建系统相关部门负责人或业务骨干（规划、地理信息、城管、施工监管），共发放近 500份问卷，回收了 334 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样本中有 270 个样本来自于 96 个城市，本文将城市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三类，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 11 个省级行政区，共 105个样本；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等 8 个省级行政区，共 63 个样本；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等 12 个省级行政区，共 102 个样本。虽然样本的数量分布不完全平均，但基于目前的研究条件，此样本已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并且，在被访者所在区域方面，各区域内部样本数的差异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认为总体样本在地理区分布上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