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论文
在传统意义上，逻辑推论明显是考古学家更推崇的研究方法，针对历史想象考古学家的态度往往是犹豫不定的，认为想象往往危及考古学的真实和客观性，是不严谨的、非理性和非科学的方法，但是有限的考古资料在还原古代人类社会上的作用十分有限。毋庸讳言，主观因素的活跃，使得想象在任何一位考古学家的研究中都不可避免。考古学其实是处于理性与想象之间的，想象并不会破坏物质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反而会丰富考古学对古代文化遗存的判断。优秀的考古学家应该有足够的想象力，在合理可靠的证据和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想象，但想象也要受到必要的限制。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活动遗存的研究，但能否正确解读古代军事活动遗存是其实现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关键，历史想象就是古代军事状况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理论之一。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凡是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他，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极地需要他。"[12]（P242）军事考古学研究就是为了构建古代军事的完整图画，考古材料因为我们的想象而变得更有意义。
二、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1.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
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发掘，军事活动遗迹的考古学解读建立在细致、科学的田野发掘基础之上，田野考古提供了揭露古代军事遗存的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基本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特别是发挥考古地层学在取得遗迹、遗物时代信息的作用。
考古地层学借用地质学中地层学的研究原理，是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军事活动遗存往往与其他类型的遗存共存，应当遵循文化层形成的原理，考古发现的任何军事遗物、遗迹，都必须借助于地层关系来确定其相对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物失去应有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在对军事活动遗迹进行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必须较以往遗址发掘更加细致，注意收集各种有用信息。
考古类型学是借用生物学对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的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与其他遗存的类型学研究有着相同的原理，一是进化原理，即军事形态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军事遗存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存在形态上的差异，这一差异的本质是文化的差异，即军事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从古而今的军事发展史就是军事遗存进化演变的历史；二是相似性原理，即依据军事遗存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这种相似性是有条件的，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对某类遗存进行对比，特别在分析某类军事遗存起源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形态演变规律和谱系的认识，获得军事遗存的相对年代信息，探讨同一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军事互动；探讨不同时期，某类军事遗存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其他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即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古代军事活动进行比照，以期获得军事文化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信息，从为达到深入认识古代军事发展，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支撑。
从考古学研究本身来说，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地层学是其基础，从考古学萌芽之时开始，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其灵魂，脱离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不能称之为考古学研究。但是考古学又需要不断发展，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切学科发展延续的生命源泉，考古学也不例外。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基础上的科学的田野考古，才能够为欲进行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可靠支撑。但军事遗存十分丰富，田野发掘所获遗迹遗物固然重要，传世文物遗存亦应受到重视，除文物自身的信息外，其流传脉络、保存现状、研究历史也是不可忽略的信息资源。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开展类型学的研究，最终达到全面认识古代军事内涵的目的。
以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这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对于"物"的研究应当遵循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梳理古代军事的发展脉络，构建相关物质遗存的时空框架，进一步地采取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军事遗存进行分区、分型，解释古代军事的形成及发展特点。
2.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在考古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运用。李伯谦先生曾说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13]
俞伟超先生总结这一方法主要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而所谓"不同文化因素"是指"源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那些互相有区别的特征"."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首先建立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参与考古学这座学科大厦的营建。"[14]
因此，军事考古学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前提是要形成军事遗存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能否成立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考古学文化"是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抽象，是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聚合形态。军事遗存的聚合能否称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答案是肯定的。军事遗存同样有着时代、地域、地方性特征的共同性，即某一类军事遗存共存于统一时代，集中于同一地域，并且有着相近的特征。
军事是某一政治主体的活动，作为政治主体，其有时代、地域的限制，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必定存在时代、地域特征，而其中的军事遗存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相对独立，构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统。如东周时期秦国的军事遗存明显区别于东方六国，而且东方六国的军事遗存之间也有着区别。这就说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着自身的军事文化特征。考古学文化是针对史前时期的文化聚合现象所提出的概念，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一概念就被政治文化概念所替代，但在本质上并无二异，都是对物质文化遗存聚合现象的建构。
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借用，将一种考古学文化当中的军事遗存归纳出来，重新审视军事遗存的聚合状态而形成的概念，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的适用范围是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包涵了具有同时性、同地域、地方性特征的一切物质文化遗存，如陶器、墓葬、居址等；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则是对军事遗存的抽象整合，如宋明时期羁縻土司制度下的军事遗存，其具有考古学文化的同时性、同地域和地方性特征的概念要求，其防御城堡、作战兵器、交通设施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考古学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的泛化，这种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认识到军事遗存所具有的特性及研究价值，所以需要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概念去解读古代军事文化。军事考古学文化多是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其在物质表现力上较史前时期更为丰富。徐苹芳先生曾对历史考古学的特点进行总结，"中央集权下的礼仪制度有严格的、统一的等级规定，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全国各地的礼仪衣冠制度上的文化差异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它同时也成了维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柱。
但是，在全国各地民间（或民族）文化风俗方面上却保留着差异，这些差异便构成了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主要内容。"而且认为，"社会越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便愈为复杂。因此秦汉以后考古学文化分区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15]
故而，军事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以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为其命名稍显欠缺，更多的是与政治实体本身结合的名称，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军事文化、楚国军事文化，这些军事文化都是由其军事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地域性特征，其与横向上的周边文化及纵向上的上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考古学文化是适用于史前时期的概念，因此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也较多的运用到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当中，但是，作为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则需要其发挥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同样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梳理、比较，既可以归纳出不同文化区中的相同因素，这部分因素是在历史时期一直占优势，又可以找出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因素，这部分因素正体现区域文化特征。"[16]
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就可称之为考古文化事象，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文化中不同因素在时间历程、文化交流、传播、互动及吸收创新中有着极大的意义。
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就是对军事文化遗存的诸因素进行提炼，然后细致分析每类因素的起源、发展及消亡，从而获得对整个军事遗存的整体认知。"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起步工作，就是区分一个考古遗存中的各类文化因素并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组别，即"分组".[17]
俞伟超先生在研究"楚文化"的过程中，就将楚文化所包含的不同因素进行了提取，分别识别为周、越、秦等文化组别，这是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其借鉴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也未尝不可，而且已经有学者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古代军事遗存进行了初步但有益的探索。
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对古代军事物质文化的研究，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时，在诸多因素中要特别注重对"人"的偶然因素的考虑。精神与思想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是目前考古学研究所欠缺的，在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军事活动是极具偶然性的活动，其固然存在内在的规律性，但一场战争的发起、发展与结束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变量，而"人"就是其中最大的变量。因此，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察军事遗存时，要注意到精神与思想层面因素的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的"中层次"的方法。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时空信息，而地层学与类型学在揭示古代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上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源流演变之后的时代背景、流变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能够补充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不足，将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掌握其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释其起源、发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释就需要具体分析当中文化因素的演变，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3.长时段"人的科学"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是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长时段"理论是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他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
与之相对应的即：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甚至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18]（P178）长时段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被考古学的研究所借用。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每一学科都侵犯它的邻人，但又始终相信它还在自己的领域。"[19]（P28）军事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拓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军事考古学也采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军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军事考古学需要借用或者通过"长时段"的路径来了解古代军事的发展状况，长时段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构建古代军事发展脉络的工具。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全面考察，与长时段研究所体现的"整体史"思想异曲同工。长时段是针对与历史的时间所提出的，古代物质遗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其时间的研究，考古学的时间与历史学的时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历史学更加注重"事件",而事件是短时段的，它反映的是某一时刻或历史长河中极短的时段的状况；而考古学的时间显然是长时段的，物质遗存的地层堆积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物质遗存的长时段。考古学的目标就是如实复原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布罗代尔也认为，考古学的研究需要跨越更广阔的编年史空间。[19]（P32）军事考古学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军事遗存的演变与发展是贯穿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近代的物质见证。
众所周知，军事活动具有普遍性及延续性。战争这一现象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我国是战争频繁之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代大约有3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
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000-5000次之多，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左右。如此频繁的战争遗留了诸多的物质遗存，这就决定了军事考古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军事遗存需要在长时段的"整体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与解释，不能将其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割裂，应当注意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互动，置于军事考古学视野下，即军事遗存、军事思想、军事制度等方面，最终形成理解的论述。
一种研究方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长时段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编年空间，但其对物质的过分关注，忽视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技术与工具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但并非全部要素。军事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战略战术进步或许是由于作战武器及其他军事通讯、地理等方面的技术进步而催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缺乏技术支撑的战略战术无法顺利开展。因此，技术在古代军事活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战争是人类活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心理作用激化的反映。人类在制造各种武器，发明各类防御设施，实施不同的战略战术都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可控性或者研究性因时而异，我们没有办法窥测古人的心理活动，但是，合理的推测应当体现在我们的研究当中，这一变量因素是军事考古学研究不能忽略的。
总的来说，长时段理论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空间，与低层次的田野发掘和中层次的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共同构成了军事考古学的方法体系。在军事考古学视野下，运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从古代军事遗存本体入手，比照不同军事集团或政治实体的军事文化特征，依据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构建古代军事状况的时空框架，将军事遗存的内涵进行提炼，获得对古代军事活动的合理解释，注重军事文化的整合分析，从而使得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不是仅仅停留在器物研究的层面以及历史价值的阐发，避免忽视"人的作用",而使其成为全方位理解与解释古代军事与人类活动的"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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