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风险因素和管理策略

　　摘    要：　从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现状入手，深入分析对非洲农业投资中面临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及自然风险，并针对所面临的风险，提出加强政治风险管理以应对政治风险，重视农产品培育和扩大销售渠道、建立农业投资信息库以应对经济风险，充分利用共同合作平台以应对社会风险，加强抗旱品种的培育和极端天气的检测以应对自然风险等风险防范措施，以促进我国对非洲开展农业投资，促使中非农业合作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     对非农业投资;风险防范;一带-路;

　　一、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现状

　　在全球投资不断下降、经济增速变缓之时，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此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同时，我国为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加大政策引导和公共服务力度。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位列全球第二。其中，非洲是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现增长最快的前三大地区之一，投资流量为53.9亿美元，同比增长31.5%。非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雷，2019)[1]。

　　从投资规模、投资分布及投资领域三个方面来看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现状。投资规模方面，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规模占比还较小，资金投入比重不高。2018年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虽继续拓宽，但规模上仍保持相对集中。我国对非洲的投资存量排前5的行业领域为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及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而农业并未在其中，证明其比重较小。投资分布方面，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区域虽广泛，但分布不平衡。我国在南非、赞比亚、苏丹、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这5个国家所进行的农业投资总量较大,而对其他国家农业投资占比较小(刘洋，2017)[2]。投资领域方面，近年来随着非洲农业投资环境逐渐改善,许多企业相继到非洲国家投资建厂,开始涉及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家禽养殖以及农产品加工等诸多领域，如中非农投在坦桑尼亚设立剑麻农场、石家庄雄狮牧业已占据喀麦隆当地鸡蛋和鸡肉销售的20%市场份额、中国水产总公司在塞内加尔从事捕鱼业并成为代表性企业等。可见，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现状呈现投资规模比重小、投资分布不均衡但投资领域逐渐扩大的情况，表明中非农业合作具有较大潜力。
 

　　二、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风险

　　我国对非洲各国进行农业投资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等风险，阻碍了我国对非洲的农业投资。

　　(一)政治风险

　　非洲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政局不稳、领土争端、农业政策不倾斜、东道国政府腐败、农业政策变动五方面，已成为各国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一项障碍因素。一是非洲政局常年处于不稳定状态，主要源于政党的碎片化，难以推行全国性的农业政策，经常会因政党政策分歧而出现政党之间矛盾或内部分裂，导致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面临风险。二是领土争端问题。非洲各国领土争端大部分是由于民族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及自然资源的抢夺所引起。非洲是世界民族最多，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导致其民族关系复杂、民族问题尖锐。另外，重要资源如矿产、油气、水等资源的发现，可能会改变政府对其领土边界的态度，会刺激其用更激烈方式去处理领土边界问题。三是非洲各国政府给予农业投资政策和法律支持力度还不够。部分非洲国家对外来投资的农业企业不仅未设置优惠政策，还具有一定壁垒。如赞比亚相关法律规定外来投资农业企业不能与当地农业企业一同享受农业优惠政策等。四是非洲的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诸多清廉报告认为，全球最为腐败和落后的区域是非洲。腐败已成为非洲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阻碍。在腐败之下，非洲许多国家出现政府庇护或执法不规范现象。如部分非洲国家海关管理非常混乱，经常出现报关公司与海关官员互相勾结，敲诈农业投资者的现象，给我国企业对非洲农业投资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五是农业政策的不稳定性。由于非洲政治体制正处于发展或变动阶段，非洲各国对农业政策也经常是朝令夕改，农业政策的时常变动容易带来政策认知错误，政策执行还容易出现混乱局面，也使得对非洲各国农业投资的风险不断增加。这些情况所导致的政治风险使得我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也成为我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瓶颈(赛格，门明，2010)[3]。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有关于货币、外汇、市场等经济因素的变动而对涉农企业实现目标收益产生的不利影响。在货币方面，由于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不稳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进而导致其货币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弱，货币容易出现贬值现象，通货膨胀率较高。如依据中非贸易研究中心分析，在2016年十大贬值货币中，依赖石油等资源型经济的国家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其货币分别贬值33.2%和18.9%，成为2016年非洲市场上表现最糟糕的十大货币之一。而东道国货币的不稳定性又直接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和汇率，从而给涉农企业带来较高的价格和汇率风险。

　　另外，市场规模的大小与自由度同样影响我国企业对非洲农业投资的意愿程度。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失业率偏高，使得非洲国家国民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往往不高，市场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其市场规模较小且发育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部分涉农企业容易出现农产品销售困难的现象，同时涉农企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其生产成本较高。在市场自由度方面，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干涉过多。而农业作为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支柱性产业，非洲国家统治者为了从农业获取经济支持，法律规定农作物的垄断收购机构为市场营销委员会，该机构低价收购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其差价利益则用来维持政府官僚体系的运营费用(高贵现、朱月季、周德翼，2014)[4]。这实际是在剥夺农业投资的利益，不利于我国农业企业在非洲开展农业投资活动。除此之外，非洲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销售进行管制的目的更多是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往往会禁止我国涉农企业的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出口，会进一步挤压农产品销售市场，使得我国涉农企业在非洲举步维艰。

　　(三)社会风险

　　贫富差距过大一直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11年-2018年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在可计算的国家中，基尼系数在0.4以上的非洲国家有28个，其中有8个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5。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后果是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医疗、通讯、交通等体系不健全。如非洲铁路总长度占世界铁路总长度比重仅为7%，不仅运输价格较高、运输效率较低，且非洲各国之间缺乏公路、铁路或者航线等公共交通设施，各国之间彼此是相对“孤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对非洲的农业投资吸引力。同时，与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建设也十分落后，导致水资源利用严重不足。数据显示，非洲灌溉的耕地面积不足500万公顷，仅占可耕地面积的4.9%(范龙宾，2014)[5]，这也使我国涉农企业在非洲进行农业投资面临困境。另外，收入差距过大，也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非洲有接近一半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温饱都成问题的极度贫困下，容易滋生暴力行为，从而导致非洲社会治安较差，抢劫、枪支事件时有发生，对农业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非洲各国气温常年较高，使得非洲成为疟疾与艾滋病的高发地区。在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部分农民即使患病也难以及时救治，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缩减，农民劳动生产率下降，农业生产成本上升。

　　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还存在一个较大问题就是两国的农业文化存在较大不同。很多非洲国家的农民依然处于原始部落阶段的生产生活水平，多年来的国际援助使得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农业组织管理能力不高。而我国农民几千年积累的精耕细作农业在品种、耕作方法和农耕文化等方面的复杂度远远超过了一般非洲农民的接受能力，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又一壁垒，也会影响我国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四)自然风险

　　非洲是全世界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地区之一,而非洲农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敏感(史文娇、陶福禄，2014)[6]，其主要表现在粮食产量受气候影响较大。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非洲干旱地区的农业收成将减少约10%(詹世明，2009)[7]。随着当前全球气候不断变暖和干旱的加剧，虽然并不是所有农作物都在减产，但是在非洲种植面积最广的玉米较容易受到这种变化的不利影响。同时，高价值经济作物(茶、咖啡和可可豆等)的农业气候区面积会随着升温而缩减,也可能会影响非洲农产品的出口。

　　除此之外，由于非洲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在面临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如洪水、泥石流等)时，其应对能力往往较弱，其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耕地，进而使得在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农田收获没有保障，农业生产水平不稳定。数据显示，非洲粮食单产不到世界平均单产的1/2，棉花、咖啡等仅有世界平均单产的2/3(洪笑然，2014)[8]。进一步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农业投资损失会较大，增加了我国对非洲进行企业投资的风险。

　　三、我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加强政治风险管理，应对政治风险

　　想要促进中非农业合作进一步发展，必然需要加强对政治风险管理。而我国企业想要在农业投资经营过程中规避政治风险，需要建立起农业投资前、农业投资中及农业投资后的完整的政治风险管理体系。

　　在进行农业投资前，为减轻和避免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我国投资者应对非洲国家进行农业投资给予充分的政治风险评估。具体评估内容应包括东道国政治体系、政局稳定状况、法律与政策、民族与宗教矛盾，而不仅仅是依据经验来进行政治风险判定。投资者应成立考察小组针对非洲农业投资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并询问有关专家的意见，形成对非洲农业投资具体状况较为立体的认识。除此之外，投资者还可寻找权威的专业政治风险评估机构获取资料，如美国商业评估机构会提供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察不同国家经营的历史、现状及未来5年后和十年后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进一步加深投资者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认识。

　　在农业投资过程中，我国投资者规避政治风险最好的措施便是采取多元化策略，寻找多个主体的利益共同点，不断强化与东道国的联系，进而降低农业投资的风险水平。如我国投资者可以与东道国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共担风险，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等形式开展农业投资活动。在共同合作过程中，既可以将自身农业投资风险转移一部分给东道国政府与企业，又可以利用这种良好关系打开销售渠道与企业知名度，同时可以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与传统习俗，有助于进一步融入当地环境。而除了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联系之外，投资者通过雇佣当地居民，既可以消除当地居民对外国资本的抵制态度，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又可以更好地传播我国农业技术与文化，更好地促使我国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并达成中非农业合作双赢的局面。

　　最后，我国涉农企业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时，借助我国政府力量也非常重要。我国涉农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下，我国政府是涉农企业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的坚强后盾。因此，在对非洲进行农业投资后面临政治风险时，企业应该及时向我国政府寻求帮助，由我国政府出面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来减少政治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重视农产品培育和扩大销售渠道，建立农业投资信息库，应对经济风险

　　目前，许多非洲国家已将发展农业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当中。随着非洲各国对农业发展问题的日益重视，非洲国家政府也逐步放宽对外资的管制，提供更多的涉农优惠政策，使得农业投资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况下，我国涉农企业想要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便需要着重选择农产品培育种类和不断扩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涉农企业应该重视农产品培育，在农产品培育种类选择上，根据当地风俗习惯选择需求量大的产品或当地富人消费的高端农产品，比如玉米、茶叶等，还需要对农产品进行初深加工，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价值。同时，不断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在农产品销售渠道上，企业除了在非洲国家的当地市场进行销售，在管制政策放松的情况下还可以将农产品销往国内市场。由于非洲农产品与我国本土农产品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将农产品销往国内市场不失为一个较好选择。并且，依据我国对在非洲涉农企业的优惠补贴政策，其销售成本也会适当降低，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对非洲的农业投资，促使中非农业贸易合作。

　　另外，我国涉农企业在非洲还面临着一个难题是农业投资信息不足的问题。为此，我国政府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投资信息库，以帮助我国涉农企业根据不断更新的信息库内容来了解非洲市场状况，并适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可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和经济政策变动。

　　(三)充分利用共同合作平台，应对社会风险

　　面对非洲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和贫困问题，涉农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既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可以改善当地农户的生活水平。如由中农发集团经营的坦桑尼亚剑麻农场为当地居民打水井、铺设水管来改善居民用水问题，并且兴办农场医院来提供医疗救助，这样的举措既可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也可以减少由疾病所引发的农业生产效率问题，有利于提高农业投资的效益。

　　除此之外，通过我国政府批准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埃及建立的经济贸易合作区项目已经启动。未来我国涉农企业可以依托中非经贸合作区对非洲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既可以享受较好的投资环境，又可以通过产生集群效应来提高技术的管理水平，实现互利共赢(朴英姬，2009)[9]。在传播农业技术方面，涉农企业应充分利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个平台，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优先考虑适合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农业技术，避免农业技术过于复杂或所需资金过多而引起农民的反感。同时，由于农业投资具有较长周期性的特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传播必然要坚持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可以通过中非共同经营的模式，来加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纽带作用，避免我国专家一撤离，示范中心就荒废的局面。

　　(四)加强抗旱品种的培育和极端天气的检测，应对自然风险

　　面对非洲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涉农企业需要采取诸多措施来防范和抵御其可能面临的经济损失。首先，针对目前气候变暖和干旱加剧的问题，涉农企业可以选用抗旱农产品品种进行培育，可以应对因粮食减产所带来的粮食安全危机。目前许多机构都把玉米的抗旱改良品种研究提上了日程，且取得了一些成效。我国涉农企业在抗旱品种的研究上也要加快进程，增加对这方面研究的投入力度，以应对干旱加剧所带来的风险。其次，涉农企业还需要加强对极端天气的检测，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度，有效结合气候变化来制定防范和保护措施，尽可能降低其经济损失。同时，涉农企业还可以在农田周围建立水流疏导系统，不断建设农业灌溉设施，合理利用水资源，不仅可以防止洪水的侵害，还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投资的效益。

　　参考文献

　　[1]孟雷,齐顾波，于浩淼.“一带一 路" 倡议下中国对非洲农业政策及其减贫路径研究[J]世界农业, 2019(9):38-45.
　　[2]刘洋.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出路[J].世界农业，2017(3):175-180+232.
　　[3]赛格，门明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应对[J]西亚非洲, 2010(3):60-65.
　　[4]贵现，朱月季,周德翼中非农业合作的困境、地位和出路[J].中国软科学， 2014(1):36-42.
　　[5]范龙宾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现状及前景分析[D].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6]史蚊娇,陶福禄非洲农业产量对气候变化响应与适应研究进展[J]中国农业科学, 2014, 47(16)-:3157-3166.
　　[7]詹世明.应对气候变化:非洲的立场与关切[J].西亚非洲，2009(10):42-49+80.
　　[8]洪笑然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风险及控制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9]朴英姬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国别、路径及策略选择[J]西亚非洲, 2009(7):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