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鲁艺”文学系的设置及其影响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两所文艺高等院校，分别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简称“鲁艺”)以及基本照搬其模式成立的部队干部艺术学院( 简称“部艺”) 。相比戏剧、音乐、美术三系而言，“延安时期”高校文学系的设置相对较晚。延安“鲁艺”成立之初并没有文学系，招收第二届学员的时候才开办了文学系。据统计，延安“鲁艺”五届学员共 685 人，文学系虽然只招收四届，但学员人数为 197 人，占到总人数的 28． 8%，远高于招收五届学生的其他三系。

　　①这足以看出文学系在延安文艺高校中的地位与作用。“延安时期”高校文学系不仅培养出一批作家和文艺干部，而且最关键的是在抗战胜利及建国后对当代文学的影响非同一般。正如有人所说，建国后“全国各省市文联和各协会，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是当年鲁艺的学生”，②正是由于这种非同一般的地位，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延安时期”高校文学系的设置及其影响展开梳理与研究。由于“部艺”存在时间较短( 1941 年底成立，1943 年解散) ，且教员大都为“鲁艺”支援过来，学校影响较小，因而下文主要以“鲁艺”文学系为中心展开论述。

　　一、招生考试、课程设置与教师构成( 一) 招生考试在抗日战争形势下，延安高校的招生都相对宽松。“鲁艺”“第一期学生差不多全数是从抗大、陕公来的”，③这种由组织上派送的方式，都不需要考试，只要有点文艺基础，可以直接入学。

　　④第二期后，生源开始多元化，有了招生考试，但仍然十分宽松。文学系的招生考试主要分为笔试与口试。这种考试方式类似于现在大学的研究生复试。笔试主要是主观题。虽然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并不知道每一期的考试题目，也不知道具体出题的人是谁，但根据“鲁艺”文学系学员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文学系招生考试的一些特点。据陆地回忆，当时她投考鲁艺文学系的笔试题目为:“一、作文一篇———写你一段难忘的回忆; 二、阐述对当前抗战文艺的见解; 三、回答几个文学知识的问题; 四、分析一篇自己最欣赏的作品。”

　　⑤这是1938 年底的考试，可见文学系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招生考试也应该与此类似。而第四期的笔试题目有些不同: “一、半天写出一短篇小说，题材、题目自选; 二、半天写出一篇文学论文，题材、题目自选。”

　　⑥第五期的笔试题目与第二、三期的类似，“一篇论文题为《文学的作用》”、“叙述文题《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⑦据陆地回忆，她当时的口试考官是代系主任陈荒煤; 而第四期学员苗延秀的笔试出题者是当时的系主任严文井; 第五期学员纪云龙的笔试出题者是周扬。可见，当时的笔试题目大多由系主任出，而且笔试题目有其共同性，主要有两篇文章: 一为叙述文或者小说，考的是学生的文学作品的写作能力; 另一篇则为论述文，考的是学生对文艺功能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叙述文着重的是叙述学生的一次难忘的经历，是真实的过往经历;论述文则着重考查的是学生对当前文艺特别是抗战文艺功能与作用的认识，直接指向当下。由此可见，延安“鲁艺”文学系的招生考试着重强调的是现实性。这也是延安高校最突出的特征。

　　( 二) 课程设置与教师构成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环境，延安高校教学模式总会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课程设置并不固定。据肖殷回忆，第二期文学系的课程有:“艺术论、旧形式研究、世界文学、中国文艺运动史、名着研究、俄文、创作。”

　　⑧其中，“艺术论”和“中国文艺运动史”是周扬主讲，是全校大课，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课色彩。当时文学系的教员主要有周扬、萧三、徐懋庸、严文井，后来增加沙汀、何其芳，教师人数很少。

　　⑨而且周扬的正职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只是每周来校上课。在沙汀和何其芳没来延安之前，周扬还兼任文学系系主任，并代过“创作实习”课。

　　⑩由此可见，文学系在创办之初，不仅教员奇缺，而且课程也少。

　　到了第三期，由于“鲁艺”开办了普通部、专修部与研究部，学制也不再采取“三三制”的短期培训模式，不仅学员人数大大增加，教员也逐渐充实，开办的课程也比前两期要多。文学系第三期除了前面所说的课程外，还增加了茅盾主讲的“市民文学”以及何其芳主讲的“古典文学和诗歌”。此外，还有沙可夫主讲的全校大课“现实主义”。

　　第三期文学系最吸引学生的课程，除了周扬主讲的“艺术论”和“中国文艺运动史”外，就是周立波主讲的“名着选读”课。在“鲁艺”学员的回忆中，周立波的“名着选读”被提及的次数最多，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刻。这门课在第二期也有开，但直到周立波到来，才被学生津津乐道，并吸引其他专业的学生来旁听，逐渐演变成全校大课的性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与其讲授的内容有关。周立波当时选取了古今中外名着进行讲解与阅读，但主要是外国名着: “《驿站长》、《塔曼果》、《外套》、《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装在套子里的人》、《信使》、《卡尔曼》、《羊脂球》、《浮士德》。”

　　正是由于内容丰富，并且主要选取的是学生不大熟悉的西方名着，加之周立波本人的讲课艺术，使得这门课迅速成为“鲁艺”最受欢迎的课程。

　　第三期文学系的教师队伍比前一期壮大不少，主要有周扬、何其芳、沙汀、茅盾、周立波、舒群、陈荒煤、严文井等。

　　文学系第四期和第五期已经逐渐正规化，学制也比前三期更长，达到两至三年。在这种正规化的培训模式下，文学系的专业课程比以前更多，教师阵容也比以前更为强大。这两期的教师有:周扬、何其芳、舒群、艾青、萧军、严文井、张松如( 公木) 、陈荒煤、欧阳凡海、邵子南、孙犁、鲁藜、天蓝等。

　　从第四期开始，“鲁艺”施行新的教育计划，文学系也按照新的教学计划展开教学。从这期公布的课程表看，全系必修课有: 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创作问题、近代名着选读、中国旧文学选读、中国小说研究、中国诗歌研究、作家研究、文艺批评; 选修课有: 理论名着选读、民间文学、新闻学、翻译、写作实习。不仅如此，三年的时间里，哪门课在哪一个学年上，每门课的课时都进行了规定。

　　从课程的设置，必修与选修的分配，课时的规定等等，都可以与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相媲美。可见，经过三期的教学摸索，延安高校文学系逐渐走上正规大学培养的道路。并入延安大学之后，文学系第五期的学制变为两年，课程也比以前减少。这期的课程有: 文艺现状研究、中国文学、世界名着选读、写作实习、新闻学、边区教育，其中，边区教育与新闻学二选一。

　　需要注意的是，第五期开设的一些课程并没有出现在延安大学的教学计划中，很多都是根据实际需要临时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的。据纪云龙回忆: “我们听过萧军讲《〈八月的乡村〉创作谈》，何其芳讲《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公木讲《民间文学论纲》，邵子南讲《〈李勇大摆地雷阵〉是怎么写出来的》，孙犁关于《〈红楼梦〉讨论的发言》，舒非讲《边区秧歌运动》。……还请胡绩伟讲过《边区〈群众报〉的办报经验》，陈企霞讲过《〈解放日报〉的副刊》。”

　　这些课程，除了公木的《民间文学论纲》是常设课程外，其余的都是请一些作家或编辑现身说法，谈谈自己的作品如何出来的，或者是编辑工作的经验。与公木主讲《民间文学论纲》一样，严文井也开设了《“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这样一门常设课。

　　二、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比较

　　与当时另两所代表性高校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相比，延安高校在正规化、专业化方面处于极大的劣势。无论是学制、办学规模、课程设置、教师阵容、教学模式等方方面面，延安高校都不可能与有几十年办学经验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相提并论。对于创办于 1939 年下半年的“鲁艺”文学系来说，更不可能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在正规化和专业化方面一决高下。由于资料限制，我们将主要以西南联大中文系与“鲁艺”文学系进行对比。

　　从招生考试来说，“鲁艺”的文学系只进行了简单的笔试与口试，而经过组织推荐的学生压根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而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是从中学通过报考的方式招入的。从学制来说，“鲁艺”文学系在第四期的时候才实行 3 年的正规学制，按课时和学年来展开教学，但到了第五期，学制缩短为两年，课程也大幅缩水，讲课也很少; 而西南联大一直实行的是 4 年正规学制，按学分制来展开教学，与今天大学的教学一致。从课程设置来看，“鲁艺”文学系在第 4 期的时候课程最多，三年总共设置 15 门专业课，一般情形下，“鲁艺”文学系的常设课程设置也就是五六门左右。

　　而西南联大规定学生毕业必须修满 132 学分，相当于 40 门左右的课程。

　　据统计: “1937—1946年的九年中，中文系教师共开出专业课程 107 门，每学年有 20 门左右的课程供学生修习。其中文学课程约占 65%，语言文字课程约占 35%。必修和选修课各半。”

　　西南联大中文系每学年有 20门左右的专业课程，四年加起来的专业课程高达80 门左右。如此丰富的专业课程可供学生选择，这是“鲁艺”文学系完全无法媲美的。从教师数量来看，“鲁艺”文学系最后两期教师数量最多，达到 13 人左右。而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合并而成，教师数量更为庞大。1942—1943 年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有 10 人，副教授 2 人，助教 12 或 13 人，兼职讲师与教员 6 人左右，再加上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教授、副教授在中文系开课者有 4 人左右，教师数量有 30 多人。正因有如此强大的师资力量，西南联大中文系才可以每学年开出 20 多门专业课供学生选择学习。

　　虽然相比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高校，延安高校在正规化、专业化方面处于劣势。与西南联大中文系相比，延安高校文学系在课程设置、教师阵容等很多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就对建国后中文系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新文学传统的梳理与确认方面，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的中文系显然无法与延安高校的文学系相比。可以说，如果没有延安高校文学系，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对新文学传统的梳理与确认，仍然是一个十分漫长和艰难的历程。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从培养目标与教学模式来看。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等传统高校的培养目标是通才，也就是培养专业知识掌握得比较全面的人才。而“鲁艺”则是为了培养抗战所需的文艺干部。正因培养目标的不同，“鲁艺”文学系要培养的是直接能派往前线的文艺干部，而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则是熟悉中国文学知识的专业人才，两者在培养模式等方面就大不相同。西南联大、中央大学要培养通才，因而采取的是正规化、专业化的教学模式，通过学分制让学生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并在大三、大四培养更为专门的人才。“鲁艺”强调面向当下，服务于抗战，因而不可能像一般高校那样正规、系统地传授专业知识，只是尽可能快地培养出对抗战有所帮助的文艺干部。因此，“鲁艺”的教学模式前两期是短期培训制，第三期则专门针对抗战需要开办了普通部，第四、五期虽然学制更为正规、时间也更长，但也是采取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参加实践的时间甚至比上课学习的时间更长。正因面向当下，服务抗战，“鲁艺”文学系的教学就有明显的针对性，更强调的是与当下密切相关的文学样式，因而更重视梳理新文学传统，培养新文学的写作者。

　　其二，从课程设置来看。西南联大中文系每学年开设有 20 门左右的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分必修与选修，并且在大三大四按文学与语言分开培养。而“鲁艺”文学系五期常设的必修课也就五六门左右。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所大学中文系的常设专业主干课: 延安“鲁艺”文学系: 艺术论、中国文艺运动史、名着选读、中国文学、写作实习; 西南联大中文系( 文学组) : 大一国文、中国文学史概要、音韵学概要、文字学概要、各体文习作、历代文选、历代诗选、中国文学专书选读。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所列的课程每一届都会有所变化，特别是延安“鲁艺”，课程的设置比较随意，往往是根据老师来设置课程的。相对来说，西南联大由于师资力量雄厚，专业必修课相对固定，选修课则是根据老师来设置的。按照现今中文系的学科划分: “鲁艺”文学系的常设课程中，“艺术论”就是今天的“艺术概论”，但这门课由周扬主讲，与“文学概论”类似，基本可以纳入文艺学。“中国文艺运动史”也为周扬主讲，主要讲的是新文学运动史，就是今天的“现代文学史”。“名着选读”前后由几人主讲，周立波影响最大，从其所讲书目来看，除了少数古典名着和鲁迅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西方名着，可以归为比较文学。“中国文学”，只在第四、五期出现，前面两期有“旧形式研究”、“古典文学和诗歌”这样的课，应该归入古代文学。“写作实习”是每期都有，可以归入今天的写作学科，但需要指出的是，“鲁艺”的“写作实习”是新文学写作练习。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跟今天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十分接近，学科归属清晰:

　　“大一国文”类似于今天的“大学语文”，属于公共课，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文学作品各半。“中国文学史概要”、“历代文选”、“历代诗选”、“中国文学专书选读”很明显属于古代文学。“音韵学概要”、“文字学概要”属于语言学。“各体文习作”也可以归入写作，然而，它实际上是两门课，一为现代文写作，一为文言文写作，大二和大四( 或大三) 分别开课。

　　从新文学的角度来看，“鲁艺”文学系 5 门常设专业课中有 2 门主讲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写作实践，占常设课程的 40%; 而古代文学的课程只有 1门，占常设课程的 20%。西南联大中文系文学组必修课中，古代文学的课程为 4 门，占总课程的50% 。此外，“大一国文”与“各体文写作”两门课中，古代文学的部分也各占一半。我们如果将这两门课当成一门古代文学一门新文学算，也就是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文学组的专业必修课中，古代文学的课程应该是 5 门，比重至少在 60% 以上。而新文学的课程只能当成 1 门来算，比重为 12． 5%。

　　而新文学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课堂仅有的这点比重，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诸多教授力争而来。

　　而新文学在“鲁艺”文学系那里，却天然占据主流地位。原因很简单，延安“鲁艺”培养的是直接面向当下、服务抗战的文艺干部，自然更重视与现实联系紧密的新文学。新文学的教学与写作，也成为延安高校文学系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在延安高校那里，实践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实践的时间往往与课堂教学时间一样多，甚至会更多。在“鲁艺”文学系，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新文学的规律和写作技巧，在课外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创作，并通过下乡和上前线等多种途径收集素材，进而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学作品。

　　从具体课程来说，从延安“鲁艺”第一期开始，一直到延安“鲁艺”结束历史使命，周扬主讲的“中国文艺运动史”一直是全校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第一期的时候，延安高校还没有文学系。

　　从这一点来说，足见这门课的地位。为了讲好这门课，身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周扬还专门写了讲稿，题名为《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 后来发表于《文学评论》1986 年第 1 期) 。这份讲稿并未完成，仅写出了引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部分内容。这份讲稿，对新文学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梳理，并始终坚持对新文学运动进行界定与归纳。这份讲稿始终强调，新文学运动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并为它们服务的。这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是周扬的一贯观点。延安“鲁艺”的诞生，也是文艺服务于抗战政治的需要。因此，通过“中国文艺运动史”、“艺术论”这样的全校大课的讲授，很容易让文艺为战争服务这样的观点贯彻到学生的文艺创作中去。这也就是“中国文艺运动史”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将新文学运动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这种以重大事件来给新文学分期的做法，也对后来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影响深远。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这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以及按重大事件来给新文学分期的做法是否合理，“中国文艺运动史”对新文学传统的梳理与确认，对新文学进入大学中文系的讲堂，在学科地位上能够与古代文学相提并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比起西南联大中文系始终由古代文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三，从教师的背景来看。虽然延安“鲁艺”文学系，也存在像西南联大那样由新文学作家主讲古代文学课程的情况，如何其芳曾主讲“古典文学和诗歌”这门课，但新文学作家在延安高校地位很高，并不存在需要通过主讲古代文学课程来站稳脚跟的现象。延安“鲁艺”八年的时间，文学系的专任教师大概有 18 人左右，他们是周扬、何其芳、沙汀、萧三、徐懋庸、茅盾、周立波、舒群、陈荒煤、严文井、艾青、萧军、公木、欧阳凡海、邵子南、孙犁、鲁藜、天蓝。这 18 人都是新文学作家，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学者。而他们的很多课，都是现身说法，讲授自己的作品是如何写成的。

　　可以说，全部用新文学作家来上课，也是延安“鲁艺”文学系的一大特色。而 1942—1943 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共 10 人，他们是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浦江清、游国恩。其中，朱自清、闻一多是着名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也可以列入新文学作家的行列，新文学作家占教授总人数的 30%。当然，西南联大中文系还有沈从文、李广田等新文学作家为副教授。

　　正是由于有了新文学作家加入西南联大教授的行列，新文学才逐渐进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讲堂，有了一席之地。但正如前面所说，西南联大中文系专业必修课中，只有大一国文和各体文习作中有一半的部分涉及到新文学，是由新文学作家来讲授的，其余的新文学课程都出现在选修课中，但也只有两三门。新文学作家还需要讲授古代文学的课程，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如闻一多讲授的课程基本为古代文学的范围，朱自清也开过“陶渊明”的选修课等等。

　　因此，虽然两校中文系都开设有写作课，由新文学作家教授新文学的写作技巧，对新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鲁艺”文学系教师全由新文学作家组成，不仅常设课程以新文学为主，而且还开设大量讲座，邀请新文学作家来谈创作经验，让新文学作家来指导学生日常的写作，这些都更有力地促进新文学传统在延安高校的课堂得以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学大多以延安高校的教育模式为主。延安“鲁艺”文学系的教育模式也极大影响了新中国大学中文系。民国时期，北京高校中文系古代文学与音韵学占绝对优势地位，新文学的创作虽然如火如荼，但始终很难进入大学中文系的讲堂。到了西南联大，虽然也有一些新文学作家进入教师队伍，走上大学中文系讲堂，但多以教授古代文学为主，新文学虽已进入大学中文系的讲堂，但地位仍然不高，新文学作家仍然在大学中文系被古代文学教授鄙视。这种重古代文学轻新文学的状况，在建国后得到了巨大的改变，现代文学的地位得到大幅提高，成为与古代文学并驾齐驱的中文系主干课，甚至地位更高。这种改变的发生，不能不归功于延安高校文学系重视新文学传统的梳理以及新文学创作的教育模式。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