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散文作品中的幽默手法探析

　　摘   要：  毕飞宇自九十年代开始创作, 凭借个人鲜明的风格惊艳文坛。自2013年起, 毕飞宇陆续出版了收录他非虚构作品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和散文随笔集《写满字的空间》两部作品, 一部将自己比作苏北的“堂吉诃德”, 回忆儿时在乡村热血而滑稽生活, 一部则记载成人后的所思所得。

　　关键字：   毕飞宇，散文，幽默艺术
 

　　在散文作品中, 毕飞宇把他真切地袒露在我们面前, 既不掩饰自己儿时的贫穷与孤独, 也不矫饰成人之后依然存在的尴尬与窘迫。毕飞宇的散文作品虽数量不大, 但依然保持了他鲜明强烈的个人风格, 其特征的呈现, 较之小说甚至更为典型和酣畅。其中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幽默特质, 在散文创作中更是被放大, 在研读其散文的过程中很难不被注意。

　　毕飞宇散文个人化风格的彰显, 与其娴熟自如的幽默手法的运用密不可分。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角度, 深入毕飞宇的散文世界, 探讨其幽默艺术基本的表现方式、深层的形成因素, 并进一步在当代散文创作的总体趋势下对其艺术价值进行简要评述。

　　一、毕飞宇散文中幽默艺术的表现

　　幽默首先是一种语言, 以文字的形式直观地传递给受众。语言是幽默艺术的载体, 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文字可以变成一种游戏, 而修辞手法等语言表现技巧的介入, 更是丰富了给语言增加幽默性的策略。毕飞宇在散文表达中擅长运用比喻、戏仿手法, 在语气上能够巧妙地以轻驭重, 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用语风格, 常有奇语, 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幽默的踪影。

　　毕飞宇向来注重语句的观赏性与字里行间的耐人寻味, 追求语言的新颖奇特, 喜用修辞手法, 尤擅长使用比喻。他能够做到朱自清所说的“多远取喻”, 即“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同来”。例如他在《歌唱生涯》中写道, “音乐系的琴房离我并不遥远, 不时传来一两句歌声。那些歌声像飞镖一样, 嗖嗖的, 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一边流血一边游荡, 我喑哑的一生就这样完蛋了。”歌声如飞镖注定射中我的命运, 并非我的主动选择, 而是他们纷纷落在我身上的, 这里就有了一种宿命感, 而这种宿命感到了文章最后与我“歌唱生涯”的落败, 又形成了一种反差带来的微妙讽刺。“歌声”与“飞镖”本身存在语词色彩的反差, 作者又接着放大了这种不合理, 顺势使得“歌声”真成了一种武器, “边流血边游荡”也不再有一般语境中的悲壮感, 反而略显滑稽与荒诞。

　　毕飞宇很喜欢戏仿定型话语, 定型话语是指一些约定俗成的话语, 用在特定的情况下, 含义比较固定。他根据表达的需要, 对定型话语进行了改动。在其笔下, 这些定型话语由于使用的时空语境不同, 具有极强的调侃效果。作者往往选择通俗的、严肃的定型话语, 通过戏仿解构了严肃, 又保留了通俗易懂的特点。毕飞宇在《歌唱生涯》中写到, 自己夜晚在操场练声, 操场附近的宿舍区有人喊话让他别唱, 他却坚定地表示, “士可辱, 不可不唱。”这里戏仿了出自《礼记》的“士可杀不可辱”, 故作正经地化解了自己的尴尬。

　　毕飞宇热衷于这样的文字游戏, 他的语言向来是俏的, 俏得花枝招展又不俗气, 他的语言放肆到有些“油嘴滑舌”。他自己也承认说, “写作的时候作者也会和作品抢话, 只不过笔是你的, 有没有人监督你, 越说嘴越滑, 自己不觉得。”这种放肆已变成他的特有风格。作者在语言放肆的同时保持着叙述的克制, 他在陈述一些重大事件时常常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 故意把话说清, 使听者知其重。

　　二、毕飞宇散文幽默艺术的“野生”特质

　　如果要用一个词把毕飞宇的幽默与其他散文作家区别开, 我想用“野生”一词。这个词不仅包含了他个人的性格特质, 也映照了他的成长背景。“野生”, 是相对于“家数”和“传承”而言, 指毕飞宇的散文创作自成一派, 无刻意遵循的章法与招式, 缺少厚重感同时也不受束缚。

　　弗洛伊德在《笑话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说, “成年人都有一点厌倦社会所要求的严格的思维逻辑和理性的道德规范, 他们想暂时从这种紧张中逃脱一下, 因而人们就不是考究实用而是去享受小孩子式的好玩了。”这是从心理学角度点出了幽默感与童心的关系。

　　幽默是一种游戏, 尚有童心的成年人往往热衷于这种游戏。毕飞宇就是这样的成年人, 他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收集了满满的童心。他用少年的视角回忆了在苏北农村充满笑泪的童年生活。毕飞宇自诩为远东的“堂吉诃德”, 在贫瘠的乡村中, 骑上现实这匹瘦弱的马, 在荒芜中开辟自娱的小天地, 碰撞出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毕飞宇说, “忧郁与白日梦盈溢了我的人之初”。正是童年的孤独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做梦, 不分黑夜白日。在《桑树》一文中, 他写道, “重复真是寂寞, 那些傍晚的寂寞, 那些黄昏的寂寞。我都怕了黄昏了, 它每天都有哇, 一天一个, 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些令毕飞宇畏惧的黄昏里, 既有胃的空洞, 也有情绪精神上的空洞。童年的毕飞宇从村子里的桑树上找到了弥补空洞的慰藉, 一个孩子在寂寞中, 他的感官会变得异常灵敏, 风吹草动间便能寻着快乐, 于是九月的云, 蒲苇棒和红蜻蜓全是他的玩具。麻雀变成了他的阶级敌人, 用手电筒光柱探照夜空使他联想到浩瀚的宇宙。在匮乏的环境中, 他学会了从自然中“找乐子”。

　　钱钟书在其散文《说笑》中说,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 欣然独笑, 冷然微笑, 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毕飞宇的幽默, 是为寂寞的生活透一口气。我们从毕飞宇关于儿时生活的记录中, 可以探出他的幽默特质的部分成因:他的幽默来自白日梦, 他的幽默感多少是化解困顿生活的经验衍生。儿时物质与精神贫乏生活中滑稽的笑料, 背后其实藏着眼泪。但毕飞宇丝毫未流露出自怜情绪, 显示出幽默者开阔大度的心境。

　　与鲁迅、林语堂、钱钟书、梁实秋等充满幽默精神的前辈们相比, 毕飞宇的写作没有表现出深邃的智性, 亦没有极锐利的讽刺性, 他的幽默显然更加“入世”。前辈们的写作, 往往秉持着超然独立的心境, 这种心境使他们站在时代的边缘冷峻俯视或旁观, 书写人世总总。

　　而毕飞宇的散文中并没有这种幽默带来的锐利, 他只是“平看庭前花开花落”, 这种一头扎进世俗的姿态使得毕飞宇的散文充满泥沙俱下的日常生活细节, 他回忆儿时的吃食, 写食物匮乏时期的众生相, “你家在村东, 如果你家的锅里烧了红烧肉, 村子里西边的鼻子会因为你家的炉火而亢奋—除非你生吃”。这里用“村西的鼻子”指代“村西人”, 很能博得会心一笑, 破折号后的转折出其不意, 调笑中流露出贫困时代的窘迫。

　　毕飞宇很少直接地去言明贫困所带来的苦难, 而是通过对过去的滑稽再现解构苦难。毕飞宇还写儿时村里的时尚, 比如给衣服打补丁, 把红领巾改造成泳裤, 皆充满物质匮乏生活中的点滴趣味.带着浮世生活的笑泪。毕飞宇的幽默中的那些让我们倍感亲切的啼笑皆非, 是他有意避免了居高临下审视的结果。他把自己放入窘迫喧哗的庸常生活中, 字里行间的幽默感体现了他俗世的智慧。

　　中国传统文人素以清高自持, 写作时往往有意避开俚语与不雅字句, 以保证文风的优雅与文品中彰显的人品的高洁。毕飞宇的写作不会刻意营造出雅致的风趣, 也不刻意卖弄学识, 他从不避讳用“大俗话”去表达, 敢说亦会说。这种不避讳这给他表现幽默开拓了更大的余地。同时他似乎也并不过分在意所谓“文人的身份”, 钱锺书在谈幽默时说, “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 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毕飞宇幽默与调笑的对象, 从不私心地剔除自己。相反, 他对于自我的剖析调侃甚至更加不吝。他写道, “刚到南京的时候我还留着长头发, 那是我作为一个九流诗人所必备的家当。九流诗人同时也热爱踢球, 当然了, 是野球。在我沿着左路突破的时候, 我能感到我的头发在拉风。一事无成的人格外敏感, 头发在飘, 风很滑, 这里头荡漾着九流诗人自慰般的快感与玄幻。”毕飞宇自嘲为“九流诗人”, 并且还借助具体情境刻画自己得意洋洋的滑稽形态, 不遗余力地调侃青年毕飞宇。

　　“自慰般的快感与玄幻”这样的描述, 毕飞宇亦并不避讳。从文中关于青年时的个人形象的描述可以看出, 年轻时期的毕飞宇是带点嬉皮色彩的, 多少吻合了他的幽默风格。毕飞宇敢于放下文人面子, 不掩饰自己的“俗”, 用幽默给自己的过往与文章解了绑。他以普通饮食男女的姿态, 用日常而俏皮的语言, 构造了一个充满生趣的散文世界。

　　三、从当代幽默散文的发展观照毕飞宇的散文写作

　　从时代观照一个作家, 从他合乎时代与超越时代的书写中, 往往能够更透彻地了解作家的心灵。毕飞宇的幽默散文, 既有合乎文坛潮流之处, 亦有超越了当*写作弊病, 保持个人风格的笔触。当代文坛如一面明镜, 能够照出毕飞宇散文中幽默艺术更加细微的特质来。

　　在大环境的变迁中, 当代幽默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是幽默文学创作的低潮期。结合历史背景不难发现, 这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时间段, 在这些年代里, 文学与政治互动密切, 个人化的文学创作很难有出路, 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散文往往带有浓厚的时代抒情意味。如果说这种散文是诗化的、美化的, 那么与之相反, 幽默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丑化”对象以达到调侃目的的。

　　幽默散文创作在这个时间段的流失就成了自然的结果。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文学、港台文学的传入, 对大陆文坛产生了震动, 一批带着“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应运而生, 幽默散文随之兴盛。毕飞宇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起来的作家之一, 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 他忌讳高姿态地抒情, 亦不盲目跟从某种时代潮流, 而是带着强烈的个人化风格。

　　在作家不受社会功利观左右, 保持自由心态的前提下, 散文的创作才有走向幽默的可能。

　　作家所生活的大环境越宽松, 越容易滋养作家的自由心态, 理论上应该越容易诞生高品质的幽默散文。然而到了开放的九十年代, 幽默散文的发展似乎进入了另一个瓶颈。标榜天性自由解放的九十年代文坛, 看似形势大好, 实则问题重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带来心理和观念的巨大冲击, 在生活的急剧变化中, 一些作家的写作走入了一种极端的私人化, 这就与幽默的本质南辕北辙了。幽默者的眼里应当有芸芸众生, 从而观照他人, 观照社会, 指出我们这个社会滑稽的弊病来。倘若这个作家本身是病着的, 指望他们去针砭时弊则是痴心妄想。因而想要在那些极尽描写私人生活之能事, 带着情绪与想法的宣泄的作品中寻出点幽默来, 实在是为难。同样是写个人生活, 毕飞宇选择把自己推远了, 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审视自己的过往种种, 避免了展览私人生活的嫌疑。

　　毕飞宇在新世纪的散文创作, 并未显示出新时代的虚浮与茫然, 而是以生动的幽默与冷静的自嘲反映了他所恪守的清醒。

　　当然, 当代文坛亦诞生了许多优秀的幽默散文, 并且因作家个体差异衍生出多样化的风格来。黑格尔曾指出:“在幽默里是艺术家的人格按照自己的特殊方面乃至深刻方面来把自己表现出来。”

　　幽默在艺术上呈现出的审美特质与艺术家自身的人格特质、修养紧密相关, 因而不同的作家其幽默的艺术特征会有不同的倾向:王小波的机智佯庸, 史铁生的坦诚细腻, 北岛的真切反思, 余华的冷峻犀利, 当然还有毕飞宇的放肆不羁。他用幽默的文字重温了自己童年的白日梦, 回溯了成人后依然的赤子之心。

　　我们跟随毕飞宇的散文, 跟着他在生活中透了一口气, 得到会心的一笑。毕飞宇的身份, 也将不仅仅局限于小说家, 他实在是一位趣味盎然的散文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