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体文学论文
摘 要： 乡绅、地主是宗法制乡土社会的掌权者，是维系上下关系的纽带，对乡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系建构有绝对话语权，是乡土小说人物形象谱系的重要一翼。现代乡土书写中的乡绅、地主形象呈现出共性明显、个性不足的特征，尽管他们中也会有一些思想开明、体恤民心的面影，但普遍存在着的是自私狡猾、横行乡里的落后性，更是导致底层农民生存苦难的渊薮，预示着乡绅阶层是乡村新社会秩序的强大阻力，他们是革命理想主义乡土叙事逻辑中被否定的对象。现代乡土小说中的乡绅、地主形象折射出乡土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乡土传统统治秩序在现代激烈革命中逐渐没落的必然命运。
关键词： 现代乡土小说; 乡绅; 地主;
Abstract： The squire and the landlord are the power holders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in the rural society, the link that maint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s, and they have an absolute sa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political, economic,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and they are an important wing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local novels. Squire, the landlord's image in the modern vernacular writing presents obvious, lack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despite some of them will be open-minded, compassionate and id, but there is a cunning and selfish arbitrary unproductive, but lead to the origin of suffering, the underlying farmers survival gentry's stratum herald is the country powerful resistance to the new social order, they are revolutionary idealism in the vernacular narrative logic is no object. Through the appearance of the image of the squire and the landlord, it reflects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inevitable fate of the traditional ruling order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modern fierce revolution.
Keyword： modern local novels; squire; landlord;
现代文学走过的三十年历程，可谓是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十年。在乡土社会，乡绅、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土地政策的不同，以及作家创作理念与艺术构思的差异使得乡土小说中乡绅、地主的形象也难以一概而论。这类形象是传统乡土社会“文化权威”的象征，其中乡绅是封建伦理道德、儒家文化的衍生物，是宗族文化的传承者、阐释者，是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自晚清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涌入强烈冲击着落后的封建统治秩序，曾经坚如磐石的乡村社会结构有所松动，乡绅阶级在农村的权威不断减弱。而地主阶级则继续独占乡土社会的大量土地，并以此为资本欺压农民，这种封建土地制度直到土地改革的完成才彻底摧毁。实际上，乡绅与地主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历史关联性，乡绅一般指向乡土社会那部分受过教育，并有一定威望的地主群体，他们获得社会地位的前提是封建统治结构在乡土社会的运转，随着“土地革命”的完成与新政权的建立，这一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也已不复存在。我们重回历史现场，在乡土小说中的乡绅、地主形象中不难窥见乡土社会掌权者的更迭，以及乡土画卷的丰富性。
一、复杂多元的乡绅形象塑造
乡绅，从广义上是乡村绅士的统称，出现于宋代，到了明清时期凭借新的政治制度与拥有的财富参与地方权力，以特定阶级身份存在，属于乡村社会基层权力组织的一部分，执掌乡村权力，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稳定。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1)1这里的乡绅精英是“有文化的地主、乡村教师、较富有的商人、受人尊敬的长者、有势力的家族长等类型的人,他们往往是村庄中的权要人物,占有统治与支配地位,在社区公务中起主导作用”(1)2。实际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绅始终是管理乡村事务的主导力量，拥有“天然”的统治权威，这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皇权止于县政”、“山高皇帝远”的传统使然。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乡绅阶层的统治出现了衰微，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反传统与思想启蒙，把斗争矛头指向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度，而乡绅做为封建专制文化的扞卫者，也是极力批判的对象。对于现代乡土小说而言，无论是早期的乡土启蒙叙事，或是二十年代末开始的乡土革命叙事与三、四十年代民族救亡话语背景下的乡土战争叙事，亦或是以沈从文、师陀等京派作家为主的乡土审美叙事，乡绅一直是人物形象谱系的构成元素，以此勾勒出乡土“权力者”势力由强到弱的发展轨迹。五四时期，鲁迅的乡土小说不乏道德品行上劣迹斑斑的乡绅形象，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离婚》中的慰老爷、七大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等，这些活跃在乡土社会的“人上人”并没有以儒家文化的“成德”与“内圣”之学体恤民心，教化民众，而是尽显专横刻薄、自私贪婪、阴险狡诈等种种不堪，以此显现出他们道德的反动性与压迫农民的罪行，并同当时的思想启蒙与社会批判主题相融合。其实，在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南方，曾流传着“无绅不劣，有土皆豪”的话语，虽然偏激，但至少说明了当时乡绅劣质化已成为普遍现象。
到了三、四十年代，沙汀、吴组缃、张天翼等作家笔下同样出现了这种欺强凌弱的劣绅形象。沙汀幼年时期就经常跟随舅舅穿梭于农村社会上层的士绅豪门中间，目睹了这一阶级内部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卑劣行径，对之深恶痛绝。抗战爆发后，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使乡绅阶级的丑恶嘴脸再次浮现，他们勾结国民党政权，与袍哥帮会的相互利用加深了社会现实的黑暗。沙汀认为：“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件必要的事了。”(2)3于是，他在《淘金记》《在其乡居茶馆里》等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白酱丹、刑幺吵吵、愚生先生等“伪善”的乡绅形象。“直到现在，白酱丹白三老爷，虽然依旧存着点野心，但人们总一样对他敬而远之，再三回避着他。他们不仅畏忌着他本人的双重身份——又是绅粮，又是大爷，以及他那无穷无尽的诡计；他们更担心那一两个挡在他面前，实际上掌握着北斗镇命运的人物”(3)4。这句话足以说明白酱丹的品行及权威地位，他为了得到金矿开采权可以用尽计谋；《在其乡居茶馆里》的刑幺吵吵利用自己的乡绅威望与兄长的权势在村镇飞扬跋扈，帮儿子逃避抓兵役；《防空》中的愚生先生到政治学校、防空协会学习知识的真正目的不是造福百姓而是为了自己的“仕途”，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这些乡绅阶级，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扞卫者，他们凭借个人权威，行使着乡村社会的实际权力，沙汀在不露声色中展现出一幅丑陋与怪诞共生的画卷。
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有力地表现了传统乡绅统治造成的乡土社会危机，连续干旱的天气致使田里庄稼籽草无收，这样的天灾使整个乡村陷入生存困境，而义庄里存放的一千八百担粮食成了板凳头上的棋子，乡绅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从中谋利。小说主要塑造了两类乡绅形象，老一辈乡绅毫不例外地表现出对新事物的抗拒：义庄管事人称“笑面虎”的柏堂深受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害怕从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未来损害到他的经济利益，坚决主张关闭学校，借大富户方永清之子试用耕种机的失败经历嘲讽西方先进农用机械；敏斋老向叔鸿打听自己儿子的下落，觉得要真是共产党被抓也算是为家族除害，这种偏激的想法根源于对“革命”的决绝反对，不容许不同人生选择的存在。青年一代的乡绅对新事物虽没有抵触心理，但也不愿继续父辈们的生活轨迹。从学堂毕业两年回家的松龄当起了少爷，用祖宗留下的钱挥霍无度，狂热迷恋小脚女人；在省城当教员的叔鸿在父亲去世后家势衰微，陷入一场难解的官司，但他仍没有长久留在家乡的打算；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的耀祖选择了当工人走革命道路，与腐朽的宗法制度彻底决裂。小说通过对不同年龄、身份乡绅形象的分析展现了该阶级逐渐衰落的历史命运，思想守旧、自私、目光狭隘的老一辈注定会被时代淘汰，而年轻一代要么堕落成纨绔子弟要么对未来另有打算。因此当村民像洪水猛兽一样冲进祠堂抢粮时，那扇被双喜死死堵上的门显得何其不堪一击，义庄的管事和区长像敬神的猪一样被拖到龙王台下，其他绅士慌张地朝着不同方向躲藏，龙王台上瓦缸被摔的粉碎，“西风癞痢”曾被乡绅们奉为脾气最好的菩萨也被打翻在瓦砾中。其实，农民的革命暴动推翻的不仅是乡绅们眼中神灵般的物什，更是封建宗族制度没落的预兆。小说在写出一个个人物性格之外,更要紧的是解剖了黑暗的封建宗法社会，指明乡土社会的统治秩序会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变化，欺压百姓的剥削者迟早会被消灭。
除此之外，张天翼的《脊背与奶子》也较为典型，小说主要通过既是族长又是乡绅的长太爷形象嘲讽封建族权的虚伪，他曾多次戏弄任三嫂，最后才把这一可怜的女人逼得远走溪庄，无耻的族长命令任三把妻子捆回来以“淫奔”之罪接受族规惩罚。当任三嫂被打得浑身血流不止时，长太爷注意到的竟然是任三嫂的奶子，后来以抵债的名义强迫任三把妻子拿来抵押。任三嫂表面很顺从，让长太爷去桥头迎接，见面后狠狠地打了这个装模作样的“伪君子”，然后半夜与情人逃跑。张天翼以他惯用的讽刺艺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达到一种“不带感情的有力的嘲弄”效果，描摹出封建宗族制度下丑恶的魂灵，满口仁义道德的乡绅在族权庇护下胡作非为，欺压弱小者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任三嫂没有屈服于长太爷的淫威，以此传达出宗族制度在乡土社会统治力的削弱。当然，乡土小说中类似的“土豪劣绅”形象还有很多，像蹇先艾《初秋之夜》中拥有田产与财富的前清举人，陈涉《像样的人》中不顾民众死活，处处追求“像样的人”生活方式的杨砚田等。他们是国民党政权在乡土社会的统治基础，靠着祖上承传下来的威望生活，控制地方权力，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勾结，在农民面前尽显阴冷狡诈、巧取豪夺的面影。
上文中沙汀、吴组缃、张天翼笔下的乡绅形象无不是丑陋、凶残、暴戾、荒唐可笑的代名词，从宏观的社会学视阈来看，是因当时民族救亡的特殊语境使然，这一阶层中的大部分人靠剥削劳苦大众来积累财富，思想上固步自封对新事物抱以敌对恐惧心态，的确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从具体文本来说，这是作家在阶级论革命理想主义文学观左右下的必然叙事逻辑，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乡绅的声望高低不一致，好坏也有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战时乡土叙事中固然有“恶棍”型的乡绅，但那些正面、善良的乡绅形象，他们身上保留着温文尔雅的诗教传统底蕴，同样有值得乡民信赖的一面。比如王统照《山雨》中的陈庄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乡绅，但他却不再以那种鱼肉百姓，心如毒蝎的面目出现。在村子里“是一个和善廉洁的老人，所以全村的人都尊重他，并且因为得人心，他事实上是领导着一村的农民忍受任何压迫，消弭了农民的反抗”(1)5！作品发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对该形象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现实生活中这样善良的乡村权力者根本不存在，是不真实的，并抹杀了当时乡土社会激烈的阶级矛盾。还有评论者指出，陈庄长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是颇为独特的一个。
事实上，倘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审视乡土小说中乡绅阶层的性格特征，不难发现，在那些道德沦丧的乡绅之外，确有少数待人真诚、关爱农民疾苦、富有正义感的正面乡绅存在。五四时期，如彭嘉煌《今昔》中的芝大王爷痛打鱼肉百姓的清乡委员，把农民的利益置于首位。王鲁彦《阿长贼骨头》中的深波先生，面对偷窃成性的阿长没有丝毫的袒护，当众谴责阿长如果“不能做人，就跳河去吧”。台静农的《天二哥》同样塑造了善良而又怀有慈悲之心的乡绅吴六先生，他看到天二哥痛打弱女子小柿子时，用力拉开天二哥，解救弱小者小柿子。许杰《隐匿》中的乡绅江峰，当传统封建礼俗与生活习惯依然占据主流的乡土社会时，他依然剪掉自己的辫子，且在处理外甥女彩珠因丈夫多年不归同外人私通怀孕之事时，不是传统的迂腐与残酷无情，而是亲自把彩珠藏匿起来待产，直面突然归来的彩珠丈夫。这些地方乡绅以其政治、经济、文化优势赢得农民推崇的同时，不忘其劝善归过、正人心，造福一方百姓的历史使命。
无独有偶，沈从文在时代大合唱中弹奏出了不一样的旋律，执着地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价值，醇厚真挚的乡绅形象就是他理想人性构建的一部分。《边城》中的船总顺顺，《长河》里的滕长顺等，他们年轻时聪明能干、吃苦耐劳创下了一份不错的家业，拥有相对富足的生活，加上乐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德行赢得乡邻尊敬，逐渐成为有名望的乡绅阶层。“凡地方公益事,如打清蘸,办十地会,五月竞舟和过年玩狮子龙灯,照例有人神和悦意义,他就很慷慨来作头行人,出头露面摊份子,自己写的捐还必然比别人多”(1)6，这是顺顺的处事原则，对公益如此，对乡亲更是以宽容待之。儿子大佬的遇难间接上与老船夫有一定关系，但他并未因此心生怨恨，还在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无依无靠时施以援手。他对儿女的婚事不会强加干涉，完全遵从他们的意愿，打消了地方恶霸试图用碾房作为嫁妆与之联姻的念想。《长河》中橘子园主人滕长顺因美好的品行深得民心。他帮助村民时慷慨、不计较个人得失，把无家可归的“老水手”看成家人一样对待。村里遇到大小事情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排解困难，可以说是维护乡民利益的保护神。沈从文小说中无论是船总顺顺还是滕长顺，他们身上都很少遗留传统乡绅之流的劣根性，褪去了鲜明的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作者在叙述中也有意淡化他们富裕的经济条件与特殊的地位，而把重心转向他们作为“乡下人”内心善良、真淳的面影，对人性美的歌颂达到了新的高度。沈从文说“美丽总是令人忧愁的”，大抵是因美好事物的短暂而不免忧伤，乡绅与村民之间这种和谐融洽的关系终究还是无法抵挡现代文明、商业经济的冲击，当“新生活运动”“保安队队长”等新生事物威胁到乡民生活，由乡绅阶级实现乡土社会整合的传统模式必将被新的组织体系取代。
二、典型的地主阶级形象
在宗法制乡土社会，乡绅、地主都潜在地充当着地方权力者的角色，如果从历史层面来讲，乡绅阶层的实际威望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不可避免地凋零下去，而地主阶级对自然村社的统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土地革命洪流中被改造，并退出历史舞台。比起乡绅形象的复杂、隐晦，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地主形象要清晰得多，而且多以农民群体的对立面出现。《人民文学辞典》对地主和恶霸是这样定义的，“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2)7。占有土地而坐享其成，真正劳动的农民却没有土地，长此以往必将滋生阶级矛盾，使原本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乡里共同体”内部发生裂变，这也是地主阶级在历史上多以反面形象出现的缘由。
带着明显阶级色彩的地主形象进入作家视野应该是从20年代末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革命的对象是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目标，无恶不作的地主在乡土小说中的面貌愈加清晰。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恶霸地主形象最早可追溯至华汉的《暗夜》。台静农《蚯蚓们》写了饥荒年月，贫苦农民集体向地主讨借贷，这些狡猾的地主当面应诺，背地却连夜派人向县里递禀贴，结果第二天参与革命的农民被抓走。紧接着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频繁出现地主形象，既迎合了时代诉求也成为作家想象乡土的方式。列宁说：“农业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1)8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越强越能够助长地主阶级的剥削势头，从而涌现出一批恶霸型地主形象，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预示着土地革命的必然性。
学者王余杞曾提到，文学作品虽然不是新闻报道，但也须扣紧时代脉搏，尽快反映社会现实。基于此，众多作家敏感地捕捉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轰轰烈烈土地革命推动下的乡土巨变，而革命的对象之一就是惨无人道的地主阶级。蒋光慈是“最努力提倡革命文学”的作家，虽早期热衷于写“革命+恋爱”的知识分子题材，但乡土社会激烈的阶级矛盾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塑造了背叛地主家庭的李杰带领农民成立农会斗争地主的场景。同时也塑造了地主胡根富、李敬斋，乡绅何松斋、张举人等形象，暴露他们放印子钱，专门欺压贫苦百姓的罪恶。茅盾把“社会剖析”的视角从城市小资产阶级扩展到乡土，他的“农村三部曲”、《水藻行》等小说在当时堪称表现农村生活画卷的经典，塑造了像张剥皮这样靠蚕食农民，不劳而获的地主形象。同茅盾创作出发点相同的还有叶紫，他突出小说的社会作用与政治倾向性，初登文坛就声称要“攀住时代的轮子向前进,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伟大的题材”(2)9。他的《丰收》《火》《星》等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乡土社会尖锐的矛盾、农民凄凉的生活景象，侧面控诉了何八爷、甲老爷、四公公等地主阶级的罪恶，他们的贪婪、狡诈加深了乡土苦难。除了创作初衷的相似，茅盾和叶紫都是“左联”成员，他们重视文学突入社会现实，遵循客观写实的原则，把艺术的真实性与历史的具体性相统一。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这一思想在俄国、日本的实践使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并从“人的解放”的鼓吹者成为“阶级解放的信仰者和实践者”。
固然，乡土小说是左翼作家文学实践的一部分，他们在民族救亡的抗战背景下依旧延伸着“为人生”的文学传统，描写“广大群众的数重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广大的饥饿，巨大的灾祸”(3)10。结合当时社会现实，造成“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痛苦”的源头是地主的残酷欺压，这一阶级成了作家笔下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并从经济剥削的角度揭示他们的反动性。一直秉承“鲁迅风”创作模式的萧红在指出农民自身驯良、卑怯的性格导致其苦难命运的因素时，也没有忘记揭露地主阶级惨绝人寰的剥削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小说《王阿嫂之死》中如“阴毒的老鹰”一样的张地主，他的凶狠造成了一个完整家庭的破碎。先是王大哥被张地主烧死，极度悲伤的王阿嫂在休息时同样遭遇张地主的暴力致死。一个张大嫂死去了，还有无数相同命运的农民正在遭受蹂躏，不幸与悲剧不会停止。《桥》中虽没有直接出现地主形象，但我们从中依然能够窥见整个地主阶级压迫民众的丑恶嘴脸。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正在遭受不幸蹂躏的农民背后或多或少都站着一个面目可憎的地主，他们的专横与恶霸行径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生存挣扎
老三爷（戴平万的《山中》）、王老爷（徐盈《旱》）、郑老板、李老板、财宝（夏征农《禾场上》《春天的故事》）、赵太爷、舜四爷、归松二爷、九头鸟（蒋牧良的《旱》《报仇》《干塘》《三七租》），地主恶霸九爷、三太爷（张天翼的《笑》《三太爷和桂生》），陈浩然（丘东平《火灾》）等，这些地主形象同样无恶不作，想在民族战争中趁机大发国难财的有之，与反动政权沆瀣一气草菅人命的有之，提高农民租种田地成本并逼迫缴纳名目繁多赋税的有之，如果这些地主形象多与自然灾害、经济剥削、阶级压迫等内容密切相联的话，那么艾芜、王西彦笔下的地主形象就更贴近民族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
艾芜的创作从早年以边地流浪经历为背景的《南行记》到后来具有时代性、革命性的乡土书写，字里行间无不倾注着对社会下层民众的热情。他的乡土小说以自己熟悉的风俗民情为基础并进一步深化，既吸收五四文学精髓，又自觉接受革命战争时期文艺思想的熏染。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苦难中觉醒挣扎的农民群像让我们看到了战时大后方的现状，但在民族危难之时剥削农民、极力钻营的反面地主形象更是了解现实农村生存处境的一扇窗。《荒地》中刻画了地主刑太爷，他不仅占有村庄远近几十里所有荒地，还以减免两年地租的形式换得佃户儿子替二少爷当兵，这何尝不是地主欺压农民的策略。《信》中的蒲隆兴老爷是一个蛮横、粗暴的恶霸形象，太太、佣人完全要依顺他的脾气行事，还把政府向他索要的乐捐转嫁到佃户头上。《丰饶的原野》塑造了地主汪二爷、易老喜、冯七爷等形象，邵安娃是汪二爷家里的长工，因性格的懦弱没少受欺压，老实本分的农民邵安娃遭易老喜毒打而又被汪二爷解雇，无奈地回家后发现老婆被冯七爷霸占，忍无可忍的邵安娃跳河自杀，可以说这场悲剧是失去人性的地主共同作孽的结局。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侧面烘托地主阶级的狰狞面目，艾芜都尽量从人物的动作、言语、心理活动等角度揭示反面人物龌龊不堪的灵魂，避免落入人物形象脸谱化的窠臼。
王西彦的乡土小说在文风上与艾芜有颇多相似。当民族救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时，他主动迎合时代诉求，乡土小说创作也渐趋成熟，作品中的地主形象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西彦早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为他的乡土叙事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品中无论是对水深火热中农民的同情还是对剥削阶级的深恶痛绝都浸润着深厚的生命体验。人们常常注意到他笔下经济上受压迫、精神上被落后封建思想毒害的农民形象系列，而相对忽略了地主阶级在战火硝烟中的矫揉造作与浮夸。《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描述了战乱中的乡间怎样成为乡村地主阶级的“乐土”，他们挥舞着手杖耀武扬威地命令农民执行修路任务，致使无数农田毁于一旦。地主的独子强奸了雇农李娃娃的童养媳，为了长期占有而把李娃娃送到野战医院做担架兵，结果李娃娃在一场空袭中不幸牺牲；《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中既是地主又是保长的杨七月为非作歹，男盗女娼之事无所顾忌，抗战时期替日本兵收购耕牛使农民失去劳动助手；《刀俎上》同样写了战争年代抽丁的规定对于地主阶级如一纸空文，当他们热闹地喝着满月酒庆祝新生命的诞生之时，贫苦农民荣林爷被逼交纳“缓役费”，无奈之下凄凉地在自家的牛栏上吊而亡。这样的现实恰好印证了王西彦《隔膜》中的母子对话，根生问母亲为什么哥哥去前线打鬼子而有钱人就可以不去，母亲无奈地说了句“打鬼子说是穷人的事哩”，言语间透露出乡土社会兵役制度的黑暗、不能见日的抽丁内幕。尽管当时的《兵役法》有“三平”原则规定，而实际上贫富贵贱之间根本不平等，“官绅富豪子弟多不服役，他们凭借钱势千方百计躲避兵役，比如，伪造证明文件，当勤务兵特务队，勾串贿赂办理兵役人员、保甲长、检察体格的军医等”(1)11。像上文中提到的那些有钱有权的地主独子、保长都可列入逃避兵役之列，他们在民族灾难面前仍不忘个人享乐，遇到危险就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到最后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更多的是根生哥哥这样贫穷的农民，并成为社会解放的中坚力量，不过反动的地主阶级在农民的集体斗争中迟早会走向穷途末路。
整体上看，无论是蒋光慈、茅盾、萧红、叶紫等作家在“土地革命叙事”视阈下的地主形象，还是艾芜、王西彦等人在“民族救亡”视阈下对地主形象的型塑，剥削、压榨、贪婪……，可谓是他们的普遍特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愈演愈烈，地主阶级形象谱系中偶有出现一些“大时代”背景下民族意识觉醒，变得开明起来，与农民联合起来对抗侵略者，富有正义的面影。相关作品如沦陷区作家李辉英的《松花江上》，程造之的《地下》，谷斯范《太湖游击队》等。《松花江上》塑造了王德仁、施大先生等地主阶级群像，他们最初恪守着一套腐朽的封建思维，不理解青年农民的抗日活动，王中潘号召村里的地主缴纳小米供给前线的战士遭到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太岁头上动土”的事，年轻一辈应该到田地里干活而不是拿枪造反。在亲眼看到义勇军不顾一切地帮助村民防御洪水、收割庄稼时，地主们逐渐醒悟，尤其是施光烈死于敌手更是激怒了一向顽固的父亲施先生，他与王德仁都加入了义勇军，开始了光荣的“造反”。《地下》中的地主兼镇长庞学潜，当枪声在大旺镇响起时，他一心想着怎样镇压村民的反抗情绪，为了保住生命与财产宁愿屈辱地寻求和平。当看到艰难地在血水、烟火、弹雨中挣扎的民众，他的思想开始转变，支持儿子救助难民并把他们组织训练起来的提议，懊恼自己以前对刘隆山、罗三这些抗日英雄的误解，号召大家不能掮抢的去耕作，身体强壮的上战场与敌军拼杀。《太湖游击队》除了军官，还塑造了一个员外式的地主罗三爷形象，他在思想上虽支持抗日但却不知道如何行动，只是知道不与镇上的伪组织维持交往，在经历了一场官司后自觉加入“太湖游击队”，留下了旧小说中绿林好汉的影子。如果残戾地欺压贫苦民众，助纣为虐，强取豪夺的地主形象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土地革命与阶级斗争的需要，是作家革命理想主义叙事路径下的产物，那么民族战争视阈下零星的开明地主形象或有社会现实依据，更多凸显的是同仇敌忾御敌的民族凝聚力，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立体、丰满的地主形象。
三、乡绅、地主阶级的历史命运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乡绅阶级尽管对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的稳定功不可没，那些富有民族正义感，心存良知的正面地主形象也会偶尔出现，但他们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没落的命运将不可逆转。师陀的《无望村馆主》《三个小人物》《刘爷列传》等小说生动地呈现出曾经“人上人”的地主、乡绅在挥金如土、无限度地欺压弱者之后的凄惨命运，陈世德以父辈留下的财产称霸一方、昏庸无道的结局是彻底丧失家园沦为卑贱的乞丐；胡凤梧“在性格上，承袭了光荣和不光荣的列祖列宗的一切特点，虚妄、忌刻、骄傲、自大”，穷奢极欲的生活到第四年就因家境衰败而破产，他母亲的生活不得不靠女儿做妓女维持；小六爷继承了三百亩的遗产，结婚后背叛妻子在城里买了一个女人，过起了喝酒、赌博、昏庸的生活，最后变卖遗产落魄地像乞丐一样活着。这些地主少爷的命运可悲可叹更可恨，“大部分有钱人的少爷，他们自己曾经被娇宠过，羡慕过，赞叹过，他们全是没有希望，没有出息，假使他们的父亲根本没有田产，甚至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他们的境况决不会比现在更坏”(1)12，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悲剧。他们的生命沉浮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随着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土改”运动的展开，农民由被压迫的弱小者到翻身做主的角色转变，标志着乡村宗法制度的分崩离析，乡绅、地主阶级曾发挥的社会功能也被新的乡村干部所取代，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村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形式更是泯灭了传统乡土社会产生乡绅阶级的土壤。
随着抗战的胜利，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拉开了，而延续二十年代末“经典土地革命”的乡土书写范式重新得到重视。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以龙王庙前批斗地主豪绅的诉讼会开始，描述了乡土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覆灭，《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分别截取农村生活不同的横截面揭示新政权领导下底层农民与封建旧势力斗争的胜利，告别了地主包揽村政，任意欺压农民的历史；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华北农村的土地革命为背景，展现了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本该属于他们的果园的斗争过程；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恶霸地主韩老六，有地有房有财宝，甚至身上背负着27条人命，驻村工作组同韩老六经过三次周旋后取得了成功，但也说明了土改运动的复杂与曲折。毋庸置疑的是，地主阶级在乡土社会的统治权威已日薄西山，取而代之的将是新的民主政权。尽管地主形象存有类型化、平面化的弊病，但这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对文学内容潜在规约的体现，多围绕“被肆意压迫欺凌的弱者在外来新政权强大力量的支持下除霸复仇的”故事，其叙事动因除了某些社会现实依据外，还有动员农民群众同地主阶级作斗争，消灭不合理生产关系的历史需求。尽管像钱文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阎恒元（《李有才板话》）等地主有了更加自觉的阶级意识，为了延续自己的传统势力，更加疯狂、残忍地剥削农民，但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他们的挣扎终究无法改变崩溃灭亡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这场运动的结束，预示着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历史。在当代乡土文学发展中，涌现出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生死疲劳》等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地主形象，但已走出传统“阶级斗争”为纲的叙事模式，而是消解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多用游戏、调侃的方式建构其性格更为饱满的地主形象。
有学者曾说，历史事实是凝固的，而对它的阐释是无止境的。我们很难考究历史中乡绅、地主形象的真实面目，现代乡土小说中的这类形象至少映射出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流变与动向。尽管乡绅、地主这一系列人物在乡土小说中多以反面形象出现，丑陋、“吃人”几乎是他们的本质特征，但仍是人物形象谱系的构成部分，从中可以折射出民主革命、民族战争的曲折，农民从被压迫到翻身做主的生命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传统乡土社会统治秩序的更迭，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与规律。
注释
1Vivienne Shu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5
2(1)梁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里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949）》，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7年，第53页。
3(2)黄曼君：《沙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4(3)沙汀：《淘金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62年，第15页。
5(1)王统照：《山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34页。
6(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7(2)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上海：广益书局，1952年，第133页。
8(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6页。
9(2)叶紫：《从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的刊物》，《无名文艺》，1933(1)。
10(3)《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1月8日。
11(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中国农民负担史>编委会联合编写：《中国农民负担史》第2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434页。
12(1)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