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假传流变及其艺术特性探析（

　　假传，又称拟人传记，是一种以拟人化笔法为物立传，带有寓言、史传性质的叙事散文文体。它采用“一人一代记”的传记模式，体例形制完全遵循《史记》人物列传的形式，连辞气口吻都故意模仿《史记》，“叙事处处皆得史迁精髓”,②就其客观性叙述而言与史传同轨。

　　它为文立意又颇得寓言“幻设为文”、“藉外论之”的旨趣，“其流实出于庄周寓言”; ③而假传“作意好奇”,④又产生于“唐人始有意为小说”⑤的时代，因而具有一定的小说化倾向。假传创作在中国文坛兴盛于唐宋年间，当时已经出现了传奇、话本等成熟的叙事文学形式。到了宋代，假传创作说理倾向日益突出。作为朝鲜⑥小说史重要链条环节的假传体，从高丽朝中期林椿、李奎报等人的假传作品问世开始，取得了相当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 朝鲜假传流变及其艺术特性

　　假传体文学在中国兴起时间很早。战国时期《庄子》“寓言十九”,虽非为人物写传，但其中的拟人化表现形式，已然具有了假传文体的若干因素。随后汉代贾谊的《鵩鸟赋》以拟人手法而抒发对人生之深沉思考，可看作是假传文学的发育状态。之后，魏晋时期的俳谐文，已经具有了假传文学的雏形。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毛颖传》，“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①标志着假传文学体式的正式形成。

　　由于王禹偁、欧阳修等人的推扬，韩愈诗文对宋代文学发展走向乃至对后世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假传体文学亦在中国宋元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操觚染翰之手不乏苏轼、秦观、张耒、杨万里等文苑名流。到了明代，假传创作更是步入了繁荣期，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唐、宋、元三代总和。然而由于这种“游戏之文”与中国根深蒂固的“载道”、“言志”、“缘情”的主流文学审美意识相悖，同时大部分仿作在思想内容上因袭旧意，艺术手法上又缺乏创新，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未取得一席之地。

　　假传体传入邻国朝鲜后，它上承朝鲜历史悠久的寓言传统，其假托性和寓言性适应了武臣政变、武人专政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最早的假传作品林椿的《麴醇传》和《孔方传》。此后，高丽文坛又陆续产生了李奎报的《麴先生传》、《清江使者玄夫传》、李允甫的《无肠公子传》、李穀的《竹夫人传》、李詹的《楮生传》以及释慧谌《竹尊者传》、《冰道者传》、释息影庵《丁侍者传》等十篇作品，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篇篇皆有新意，虽然作家大都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中国，但是反映的思想均与朝鲜本国本朝事紧密相连，展现了当时的时代风潮和思想变化。这些作品紧紧围绕所拟写事物的特征，通过为其立传，在字里行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麴醇传》、《麴先生传》对酒文化、酒政的阐释； 《孔方传》对货币经济政策演变的思考； 《楮生传》对纸张在政治文化中所起作用的理解； 《竹尊者传》、《竹夫人传》、《丁侍者传》对修竹文化的独特诠释等。更为重要的是，高丽假传在拟人化事物物性特征的背后，加诸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的深刻思索，并表现出泾渭分明的褒贬态度。

　　高丽假传体文学作品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卓越的成就，在艺术上也采用了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推进情节，使拟人化的人物活灵活现于时代历史的舞台之上，并且具有了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将拟人化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高丽假传体文学将象征艺术、俳谐艺术巧妙融合，采用多种多样的浪漫性艺术手法，妆点寄托沉郁的现实。朝鲜假传体文学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一系列亦人亦物、半人半物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虽是器物的拟人，但仍然来自于现实生活，具有一定个性，是当时社会中某类人的象征，带有若干典型意义，同时也渗透、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些都使得假传体文学在朝鲜叙事文学向小说化发展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假传作为一种特殊的传记，其最大文体特征就是通过拟人化手法刻画艺术形象。而假传体裁所运用的以拟人化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的特点是其走向艺术化历程的关键。高丽假传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既具一定个性，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文意蕴的艺术世界。假传的“假”便是虚构，其虚构的对象是拟人化的器物。高丽假传之《麴醇传》和《麴先生传》便是抓住美酒清莹醇厚的特点，以醇酒拟人； 《孔方传》是将古代外圆内方的铜钱拟人； 《清江使者玄夫传》是以龟拟人； 《竹夫人传》抓住竹子固、直、节、坚等特性，以竹拟人； 《楮先生传》紧扣纸张的功用，以纸拟人； 《竹尊者传》是以竹“虚空应物”的禅性，对竹拟人的又一篇假传； 《冰道者传》是紧扣冰的物理特性，以冰拟人。林椿的《麴醇传》设置了麴醇的祖先与杵、臼定交的情节，作者将酿酒原料以及酿酒的过程拟人化，以此展开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实际暗示了人们，舂捣粮食乃是酿酒的最初步骤。然后再“薰蒸渐渍”,从而酿造出清醇的美酒。作品说麴醇参与主持国家很多大事，从接待宾客、奉养老人、到祭祀神灵祖先都离不开他，实际上意在言明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国家事务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以拟人化的手法展开故事，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

　　高丽假传拟人的时代呈现出历史化特征。其主人公虽然均为拟人化的物品，但几乎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如《麴醇传》中，林椿将麴醇活动的时代背景设置在中国南陈的亡国之君陈后主的时代。作者对陈后主和麴醇的批评，实际上是映射高丽毅宗及其周围的文臣； 以陈后主沉迷酒色、荒淫无道的统治影射毅宗的昏庸无道。

　　又如《清江使者玄夫传》，作者将玄夫主要活动的历史背景设置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宋元王时代，则主要是为了敷衍化用《庄子·外物》中关于“神龟”的寓言故事。应该说，李奎报的两篇假传其时代感较之林椿的作品要淡漠一些，但透过其引用的历史典故，不难判断人物的生活时代。《楮生传》历叙了楮生在中国汉、晋、梁、陈、隋、唐、宋、元，直至明代的生活遭际，实际上是作者有意识地选取了这些历史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暗含了作者褒贬的态度。

　　高丽假传具有情感化的拟人特性。高丽假传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已经具备了较为丰富的人类情感，李穀的《竹夫人传》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如： “夫人独居，往往歌《卫风》，其心摇摇，不能自持。然性好饮。”这是作品对竹夫人的丈夫松大夫离世后，悲痛与寂寞心情的描写。这既是竹子迎风摇曳，同时也是竹夫人孤独落寞情感的写照，只能依靠饮酒来消解自己的愁情。当然，应该指出的是高丽假传作品中的拟人化人物流露出的情感还是比较单一的，但从作品的行文中仍然可以窥得其在通往更加丰富的人物情感描写的艺术探索之路上所做出的尝试。

　　二 高丽假传体文学与朝鲜民族文化特质

　　高丽假传作品大多取材于与文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物，如酒（ 《麴醇传》、《麴先生传》） 、纸张（ 《楮生传》） 、竹器（ 《竹夫人传》、《竹尊者传》、《丁侍者传》） 等，体现了文人特殊的审美旨趣。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与中朝两国文人共通的儒道传承的审美爱好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宋朝的情况相类似，高丽前期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奖掖下，实行“崇儒重文”的政策，汉文化的发达和科举制的实施，使得翰墨书斋、科举功名成为读书人生活的重心。文房用具、醇酒，以及“岁寒三友”等成为读书人心目中高洁品质的象征，也自然成为了他们表情达意爱用的载体。此外，高丽中后期，“武臣政变”后，文人们经历了朝鲜政治最恐怖的时期，大批文臣遭到放逐，甚至杀戮。幸免于难的文人隐遁山林、寄情诗酒。面对世风浇漓、人心不古的黑暗社会现实，松、竹、梅成了他们对高尚人格精神的寄托； 美酒、笔墨纸砚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伴侣。集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高丽假传，在题材的选择和艺术加工上自然表现出浓郁的人文化气息。

　　从选材类型上看，高丽假传作品的题材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一是酒题材。此类假传有林椿的《麴醇传》、李奎报的《麴先生传》等作品。中国酒文化影响着高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其文化效应历来为文人所重视。酒题材也就成为朝鲜文人假传最早也是最常采用的题材。《麴醇传》和《麴先生传》堪称高丽假传中思想艺术价值最高的精品。这两篇作品对其后假传体文学在朝鲜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此后，朝鲜朝时期创作产生的一批“心性”寓言小说，酒的拟人化形象成为每篇作品必然登场的“人物”,由此可见林椿、李奎报作品影响之深远。二是以竹、龟甲、纸、钱、冰等极富中国儒、释文化内涵的审美意象为题材。从竹的品性中升华出的人格、品质、风貌，超越了物质，拥有了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凝结为东方民族儒、释文化中独特的品格、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竹夫人传》从“竹节贞”的角度出发，塑造了一个节妇的形象； 《丁侍者传》从竹使用价值中塑造了一位“扶人于颠跌”的侍者形象； 《竹尊者传》则是一篇禅宗僧侣创作的充满禅机的作品。龟是一种有灵性的生物，中国古人将其视为吉祥的象征，于是龟甲成了占卜物最理想的选择。李奎报的《清江使者玄夫传》便选择了神龟卜筮的题材。纸张是文房四宝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朝鲜文人李詹的《楮生传》便选择了纸张作为创作题材。冰在古代东方文化中是儒家文人心目中操守清白、心地清明、纯洁高尚品质的象征，冰水之间的物理转化关系又使之成为佛教阐发佛理的重要意象。

　　释慧谌的《冰道子传》便是一篇以“冰”为题材，将儒、释文化中对冰意象的理解巧妙融合的假传。高丽假传都选取古代东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同时又极具文化意蕴的意象为题材，为读者构建了一种光怪陆离、充满艺术想象的人文世界。

　　高丽假传的的人文化特点，还体现在作家们对题材的艺术加工处理上。高丽假传在叙写主人公祖先世系时，往往将其附会成辅佐某位华夏人文始祖的功臣，以彰显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与人们生活的息息相关。《麴醇传》中，麴醇的“九十代祖牟，佐后稷粒蒸民有功焉”,后稷是周的始祖，曾被尧帝举为“农师”,教民耕种，被认为是开始种植稷和麦的人。酿酒的主要原料便是大麦等粮食。《孔方传》中，孔方的祖先，在黄帝时代，为黄帝所发掘、征用，从此以后方显露于世。《清江使者玄夫传》中，玄夫的“远祖文甲，尧时隐居洛滨。帝闻其贤，聘以白璧。”《竹夫人传》中，竹夫人的祖先“（ 苍莨氏） 识音律，黄帝采擢而典乐焉。

　　……伏羲时，与韦氏主文籍，有大功”.《丁侍者传》中，丁侍者说自己是伏羲与女娲的后代。

　　高丽假传的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与韩愈《毛颖传》的奠基示范作用有关。韩愈的此种艺术处理，增添了文章的幽默、诙谐趣味。释息影庵的《丁侍者传》将“侍者”说成是伏羲女娲的后代，更多的便是要达到这种谐趣的艺术效果。其次，高丽假传题材处理的人文化特点还表现在其作品主要采用“使事用典”的艺术手法。高丽假传作品通常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中国，并引经据典，大量使用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典故，几乎是言必有所出，然而一切又是围绕着一个拟人化的物品。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高丽假传的题材均选择了极具东方文化意蕴的审美意象，大量中国历史文化典故的使用，使高丽假传在题材的艺术处理上，表现出突出的人文化特点，这同时也是朝鲜假传体文学体裁特点上的一个显著标志。

　　总结而言，高丽假传体文学是朝鲜汉文文学发展成熟的产物。它受中国唐宋散文的直接影响，在本国繁荣发展的汉文文学的基础上，在高丽中后期叙事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异军突起，结出了丰硕的艺术成果，形成朝鲜文坛一抹亮丽的风景。假传在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朝鲜假传文学体式的发生、流变来看，中土文明对旧属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长达几百年藩属国文化特质及其生成，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