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统区文学创作的风格和倾向

　　国统区由于区域最大，作家数量最多，以美学价值而论，也长时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国统区的文学创作也最复杂、最丰富。笔者通过对 1943 年国统区文学创作的梳理和分析，以企呈现 1943 年国统区文学创作的风格和倾向。

　　一、诗歌创作

　　20 世纪 20 年代，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并倡导白话诗，充分反映“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 30 年代，“中国诗歌会”与“新月派”“现代派”对立并竞争； 抗战爆发后，派别的对峙突然消失，几乎所有的诗人一起唱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战歌； 然而行至1943 年，中国新诗正如朱自清所说的那样： “抗战以前的新诗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道路”,“抗 战 以 来 的 诗 又 走 到 散 文 化 的 路上”.对于 1943 年国统区内的诗歌创作来说，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派”、以冯至为代表的校园诗人以及以袁水拍为代表的政治讽刺诗这三种流派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

　　（一） 以胡风为中心的“七月诗派”

　　“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之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等杂志为基本阵地的青年诗人群，其主要成员有绿原、牛汉、阿垅、贺敬之、鲁藜等。“七月派”作为一个诗歌群体在理论和创作的选择上基本走的是现实主义道路，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有机结合。七月派诗人在文坛出现的时候正是现实主义作为主流的时期，可以说，七月派诗人从“出生”就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也对七月派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西方近代浪漫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叛逆精神，这种强烈的个性精神给予了七月派诗人更多的自觉意识，七月派诗人开始结合现实找寻自己的新形式，并从西方现代派中学习新的表现手法。

　　1942 年在桂林工作的胡风为南天出版社编辑《七月诗丛》，并于 1943 年出版发行。《七月诗丛》包括 1942 年 8 月阿垅的诗集《无弦琴》、1942 年 11月绿原的第一本诗集《童话》、1943 年 7 月鲁藜的诗集《醒来的时候》、1943 年 11 月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等。《七月诗丛》在 1943 年的国统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 以冯至为代表的校园诗人群体

　　提及以冯至为代表的一批校园诗人，我们不得不注意到 40 年代位于昆明的大后方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在当时遍地硝烟的大背景之下，西南联大呈现出了一种相对安静的校园环境。在西南联大，有新月派领袖人物闻一多、早期白话诗代表作家朱自清、现代派诗人李广田与卞之琳等，同时西南联大还聘请了英国著名的现代派文学理论家和诗人威廉·燕卜逊任教。于是，在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学的熏染下，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风也在慢慢地形成。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 40年代的校园诗人如此评价： “现在 40 年代的校园诗人恰恰是以逼视（直面） 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分裂） 为主要追求与特点的，而且他们将这种现实与灵魂的逼视上升为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是普遍、超越的人类经验和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同时又通过对现代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

　　最早实现这种诗歌理想的便是冯至，创作于 1942 年的《十四行集》是其典型代表。《十四行集》1942 年 5 月由明月社出版，收录了十四行诗 27 首，附录杂诗 6 首，以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存在方式为切入点，通过对生命与死亡、独立与联系之辩证关系的分析，透视出了一种生命存在意识。而此时期非常活跃、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群体，也逐渐成熟，代表作家穆旦正是在 1942 年创作了他最杰出的《诗八首》、《出发》等诗作。
　　
　　（三） 以袁水拍为代表的政治讽刺诗派

　　在 40 年代中后期的国统区，国民党政府贯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坚持反动反对革命、坚持落后反对进步、坚持独裁反对民主的面目日益暴露。于是在国统区内形成了一股讽刺文学之风，其中以讽刺诗的成就最为突出。国统区的诗人们以强烈的使命感与敏锐的政治性，纷纷以笔为枪，冷嘲热讽，以喜剧的方式埋葬充满悲剧意味的旧时代。

　　袁水拍就是政治讽刺诗人的代表。袁水拍在 1943年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后，于 1944 年开始了讽刺诗创作，并在1946 年将 1944 - 1946 年间创作的讽刺诗结集，出版了著名的诗集《马凡陀山歌》。在《马凡陀山歌》中，仅有 4 首讽刺诗是创作于 1944 年，然而，1944年作为袁水拍创作讽刺诗的开始年份，有着重要意义。这 4 首讽刺诗分别是《求饶》（1944 年 1 月 20日） 、《幕开幕落》、《活的明白》、《冻结》（1944 年 12月） .

　　二、小说创作

　　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一段话引起了笔者对 1943 年小说创作的思考： “一旦文人的全国性疏散流浪结束，虽在极度的贫困境遇中，依旧积习抬头，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小说家队伍重新结集，再增加新人，无论是表现当下现实的，或进入时代追忆的，仍能将现代小说推向成熟。”

　　笔者发现 1943 年的小说创作研究，可以从旧作家对成熟题材的继承与发展、新作家对新题材新手法的开拓两个角度来进行比较分析。

　　（一） 老作家对由鲁迅开创的乡土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继承发展

　　从五四时期伊始，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创了乡土和知识分子题材两种类型的小说。1943 年的作家们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小说创作路线，同时又根据时代背景和自身思考进行了发挥。在小说创作中着重于暴露、鞭挞和批判，既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进行批判，也对农村环境下落后顽固的生活习俗进行批判。很多作家在描绘知识分子的形象时，都进行了重新的定位考量，加入了对自身的批判性内省。而在对乡民的形象进行描写时，也并不总是把他们描写成受害者和受压迫者，而是开始突出乡民自身的问题。如果说抗战前鲁迅所开创的小说题材是对于“恶”的发现和批判，通常是以压迫者为批判对象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情况则出现了变化，作家开始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知识分子和乡民自身，开始对自身进行批判、鞭挞和清算。这种批判推动了文学的觉醒，也是知识分子自我认知、自我反省的过程。这种特点非常突出地体现在两位深受鲁迅影响的四川作家---艾芜和沙汀身上。艾芜的《冬夜》和《江上行》集中对乡村的深重苦难进行描写，遍布着“精神上的痛苦”.沙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乡土小说，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乡土社会民众生存状态的无尽失望和深切忧虑。如 1943 年 5 月出版的《淘金记》，写乡民们整日泡在茶馆里，评头品足，“虽然是并无目的的，淡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依旧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乡民无法了解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所做的只是在茶馆里消磨时光。这造成了他们的思想顽固僵化，无法接受新事物的冲击和变革，使得整个乡土环境、整个社会都变得呆滞死板、毫无生气。

　　（二） 新作家的出现及对新题材、新手法的开拓谈及 1943 年出现的新作家，路翎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作为“七月派”小说的代表作家，路翎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1937 年开始发表作品，1942年之后达到了创作高峰。1943 年路翎创作的《饥饿的郭素娥》，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1944 年 3 月，胡风把这部作品编入“七月新丛”,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这部中篇小说与 1945 年创作的被誉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情感和意志的百科全书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一起，被视为是路翎的代表作。另一种创作倾向是体现在民族抗争大背景下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如 1944 年，郁茹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爱》在茅盾主编的《文阵新辑》上发表。小说从女主人公罗维娜离开重庆的小家，去外地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开始写起，描写了她为了反抗恶劣环境和摆脱私爱牵绊而进行的内心斗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易巩创作于 1942 年的《杉寮村》揭示了“生命危机面前女性的自立精神”.主人公黄青叶为了生存，不再像她的婆婆那样死守着田地，而是加入了为军队挑货物的行列。她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为了更好地生存，她尽其所能地寻找赚钱的方法，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女性的自立、自强精神。她不像以往的农村妇女那样任劳任怨，麻木地接受着苦难，而是勇敢地反抗命运。作者通过对黄青叶这类有着强烈生存意识女性形象的塑造，说明农村女性的觉醒。

　　三、戏剧创作

　　不同于抗战初期政治教化与宣泄功能相统一的“广场戏剧”,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的戏剧发生了变化，“剧场戏剧”又回归了主流，并且出现了三大潮流，即历史剧、讽刺剧以及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戏剧。
　　
　　（一） 历史剧

　　1942 年后，在国统区出现了“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同时，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了文化的高压政策，许多剧作家都失去了公开评论和抨击政治的自由，于是，作家们通过历史剧这种相对隐蔽的方式，以古喻今，呼应现实的主旋律，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从 1942 年 1 月至 1943年 12 月短短两年时间里，郭沫若陆续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和《孔雀胆》等多部作品。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大多强调了时代性、现实性和政治性，而郭沫若的历史剧作除了这些共性之外，还具有独特的抒情性和主观性。郭沫若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注入到了剧中人物身上，于是，我们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也可以看到剧作家的自我倾诉。除郭沫若之外，田汉的五幕话剧《秋声赋》、阳翰笙的六幕历史剧《天国春秋》、五幕历史剧《草莽英雄》等也陆续发表，形成了现代戏剧史上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并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讽刺剧

　　如果说历史剧是以歌颂的形式来反对侵略、赞颂抗战，那么讽刺剧就是以讽刺的形式来揭露腐败、反对暴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讽刺剧也开始崭露头角。讽刺剧多以滑稽的台词、荒唐的故事来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嘲讽，这些剧作有的暴露国民党官场的丑恶腐败，有的揭示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小企业的扼杀，有的表现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意识，尖锐地讽刺和鞭挞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这一时期是陈白尘从事戏剧运动与戏剧创作的活跃时期： 1941 年创作的独幕剧《后方小喜剧》，对国民党政府腐朽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1942 年出版的《结婚进行曲》是其讽刺喜剧的代表作，强烈而夸张的讽刺产生的喜剧效果，使他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将这一时期的讽刺喜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除了陈白尘之外，老舍的三幕话剧《面子问题》、五幕话剧《归去来兮》等，都是 1943 年重要的讽刺剧作品。

　　（三） 描写知识分子的戏剧
　　
　　进入 1943 年，戏剧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 戏剧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已由民族英雄转变为现实中的普通知识分子，出现了一批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戏剧。如： 1942 年，于伶的《长夜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 1943 年，吴祖光的《少年游》； 1944 年，陈白尘的《岁寒图》、袁俊的《万世师表》等。

　　另外，在 1943 年国统区还创办了两个戏剧类的刊物，分别是由夏衍、吴祖光等人主持的《戏剧月刊》和洪深、吴祖光编辑的《戏剧时代》。

　　参考文献：
　　[1]朱自清全集[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2]钱理群。 中国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