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海战违背了国际公法

　　传统国际法承认战争是国家推行政策的工具，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诉诸战争权”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当时战争法的形式也是非常古老的战争规则。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开始了战争法的正式编纂。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成文的国际战争法规主要有 1856 年《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1864 年《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1868 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某些爆炸性子弹的圣彼得堡宣言》。《万国公法》中指出，“公法有二源，即理与例焉……乃诸国情理所应当行者，并交际往来所惯行者，合成公法。”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除了以上战争条约外，很多各国公认的惯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作为古老、悠久的国际习惯法同样成为近代战争法的渊源。纵观近代战争法，是反对黩武的，任何国家除自卫之目的，不得无端挑起对别国的战争。清朝《公法会通》就将“无故征伐邻邦”列为“犯公法之案”。在中日开战之前，清政府仍然处于和平的幻想之中，相信“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拙。”

　　清朝当政者的这种判断，是对国际局势和国际法本质幼稚无知的表现。于国际法而言，“仅有公理，而无实力的支撑，对违反公理者是无能为力的。”

　　近代国际法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利益协调与权衡之下达成的规则，日本敢公然对中发动战争，正是英国政府远东政策向日本偏移，欧美列强企图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必然结果。1894 年 7 月 25 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突然袭击中国军舰运兵船，不宣而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一、“高升号”事件，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
　　
　　1895 年 7 月 25 日，日本和清朝两国军舰在丰岛海域遭遇，双方的海战拉开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序幕。交战当中，有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英籍商船高升号，船籍为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所有，属上海怡和洋行的财产，受雇于清国政府，船内载有 1200 余名清兵，大炮 12 门和大量弹药，前往朝鲜牙山，是增援牙山的军队。日本浪速号向高升号进行炮弹射击，高升号沉没，落海逃生的清兵遭到日舰水兵的射击，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除 245 人遇救外，其余 871 名官兵全部殉难。

　　高升号发生之后，清总理衙门向各国发出照会，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 “何意该国忽逞阴谋，竟于本月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轮多只，先行开炮，伤我运船，并击沉挂英旗英国高升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公理难容。”。英国国内也是一片哗然，政府照会日本公使，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开始竭力掩饰，并出高额抚恤金安慰受难者。“高升号船长得救恤金2000 元，一等驾驶手( 大幅) 1500 元、导航员800元。”

　　而且会见英国公使，报告调查的全部结果。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国际法学者也先后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论证日本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们的主张是，日本向清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期限是 7 月 25 日，而清国向朝鲜半岛继续增派军队是对日本通牒的挑战，高升号虽是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但它由于被清廷征用，性质就从商用转化为敌国运兵船，击沉高升号符合战时国际惯例。8 月 4 日，英国政府设在长崎的英国海事裁判所开庭审理高升号事件，认定高升号事件为日本浪速号炮弹击沉。8 月 17 日，上海英国海事裁判所开庭审理高升号事件损害赔偿责任案，最终判决日本政府不负责任，日本军舰的行为正当，裁判同时对英国政府提出了批评劝告。英国主持的两次裁判，明显偏袒日本，并未主持公道，裁判结果认定日本向清国发出战争通牒的有效性，以及击沉高升号的正当性，确立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合法性，日本也因此以 1894 年 7 月 25 日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实际开战日。

　　而纵观当时的国际法，高升号事件是日本公然蔑视和违犯国际法的暴行。首先，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并未开战，高升号也不能断定为“敌舰”，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其次，1864年的日内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中规定，“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

　　日本浪速舰不仅炮击无防卫能力的抛锚的商船，还向落入水中求救的人射击，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暴行。第三，日本强调高升号是被征用向朝鲜派兵的，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威胁，看作是敌对行动，并以此作为开战的理由。但实际上，无论朝鲜政府乞求中国派兵，还是清政府作为宗主国派兵入朝，都是符合国际法的。既有《天津条约》作为依据，也有《公法会通》的国际法依据。而日军派大军入侵朝鲜却是无理由的干涉内政，制造对中国开战的借口。
　　
　　二、宣战诏书，日本随意曲解国际法

　　8 月 1 日，光绪帝发布诏书对日宣战。同日，明治亦下诏书对清朝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光绪帝宣战谕召为: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倭人渝盟寻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以姑容。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

　　日本宣战诏书中这样写道: “……朕兹对清国宣战……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无遗漏……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

　　可见，中日两国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属邦”的法律地位问题。清政府认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 卷，第 4 页。) “盖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 卷，第 6 页。) 因此，清政府认定的朝鲜的法律地位是独立自主之国家，但又是向中国进贡的藩属国，帮助解决朝鲜的纠纷和内乱，出兵保障朝鲜安全，是中国应尽的责任。日本则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之国家，清政府出兵朝鲜是干涉朝鲜内政，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高度，来维护亚洲和平。日本一直以来就否定“属邦”之说，坚持朝鲜为独立国，未有宗主国。1876 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明确写明: “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为了扩张的需要，它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中国干涉朝鲜内政，违反国际法。

　　中朝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万国公法》规定，“公法有二源，即理与例焉。凡此辩论，千言万语，总归一致，乃诸国情理所当行者，并交际往来所惯行者，合成公法，此外别无所谓公法也。”宗主国和其属邦的权利可以通过协议确定，也可以通过两国间的惯例确定。中朝之间则是由惯例形成的宗主和蕃邦关系，但它不同于国际法上附庸国。朝鲜“就其内政，自执全权，而不依傍他国，其君主、官长可以自行。各国自主其事，自任其责，均可随意行其主权。”

　　即朝鲜的内政外交均由朝鲜自主，是自立自主之国，但它仍接受中国保护，并向中国进贡，这是二者长久以来形成的国际惯例，也成为两国关系的国际法源。对此朝鲜也一直承认。

　　因此，日本企图控制朝鲜，并以朝鲜独立的维护者自居，其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参考文献 ：
　　［1］戚其章． 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2］宗泽亚． 清日战争［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