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宴会礼仪上女性地位的变革研究

　　摘要：古代由于受“男尊女卑”思想控制,女性在宴会上的地位低下,有“男女不同席”的传统习俗。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餐饮文化与男女平等思想的传入,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中国宴会礼仪逐渐改良出一种崭新的、文明的宴会礼仪,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共同出席宴会的权利和较为平等的地位。这也是近代中国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

　　关键词：近代中国; 宴会礼仪; 女性地位;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and Causes of the Status of Women in Banquet Etiquette in Modern China

　　LI Cheng-c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ohai University

　　Abstract：In ancient times, due to the idea of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control, women in the banquet status is low,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men and women have different seats”.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catering culture and the idea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Chinese banquet etiquette has developed a new and civilized banquet etiquette through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modern times. The new banquet etiquette gives women equal rights and status to attend banquets with men,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modern China's progress towards civilization.

　　宴会礼仪是中国的传统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底蕴。而自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不断地碰撞与交融,中国传统的宴会礼仪深受影响。西方带来的自由平等思想,强烈冲击着中国的纲常礼教与等级制度,特别是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被视为男子附属品的广大女性,在西方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思潮冲击下,开始争取自身权益并逐渐获得与男子相对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宴会场合中的各项权利也是近代女性不断争取的方向。近代中国女性在宴会礼仪中的地位虽不能达到西方女性地位的高度,但相比古代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近代宴会礼仪的改进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一个方面。关于近代女性地位变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大多是从受教育状况、婚姻状况等方面介绍,从近代宴会礼仪这一角度分析女性地位变迁的专着、论文则相对较少。直到现在,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女子不上桌”的旧俗,这说明宴会场合中的女性地位这一话题仍然具有研究的必要。近代宴会礼仪上女性地位的巨大变革是近代女性争取自身权利与中国近代社会逐步走向文明的重要表现,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中国近代新型宴会礼仪的形成

　　(一)男女同席、尊重女性的宴会礼仪传入中国

　　与中国传统的宴会礼仪不同,西方宴会上往往以尊重女性为准则进行座次的安排,秉承女士优先的原则。“席之陈设,男女主人必坐于席之两端,客坐两旁,以最近女主人之右手者为最上,最近女主人左手者次之,最近男主人左手者又次之,其在两旁之中间者更次之……及进酒,主人执杯起立(西俗先致颂词,而后主客碰杯起饮,我国颇少),客亦起执杯,相让而饮……食时,勿使餐具相触响,勿咀嚼有声,勿剔牙。进点后,可饮咖啡,食果物,吸烟(有妇女在席则不可。我国普通西餐之宴会,女主人入席者百不一觏),并取席上所设之巾,揩拭手指、唇、面,向主人鞠躬致谢。”[1]6270这一段对于西方宴会礼仪的介绍体现出,西方女性不仅可与男性一同入席,其地位甚至高于男性,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女性要与男性同席赴宴却几乎是不可能的。1878年,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伦敦公使馆“仿行西礼,大宴英国绅商士女,令如夫人同出接见,尽欢而散”[2]483-485。但这并不能为清廷朝野中人接受,“传闻因此为人弹劾”[2]483-485。可见西方尊重妇女的宴会礼仪在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郭嵩焘在英国宴会上与夫人同席,尚且不能为国人接受,更不必说改变国内宴会上的女性地位了。着名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特别指出:“东方教化中所具之恶习之一,轻视女人”,“不能与男人同等,此实与西人之公见,大相反对者也。”[3]但西方宴会礼仪的传入毕竟为中国女性争取权益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看到西方女性在宴会上得到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不少开明人士开始反思中国社会中男女地位的巨大差距与中国宴会礼仪上的陋习并着手改革,中国女性在宴会场合中地位低下的状况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二)尊重女性的宴会礼仪逐步形成

　　随着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境内逐渐兴起了一股“西餐热”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热衷于吃西餐,对于西式宴会礼仪也愈加接受。鸦片战争后,崇洋之风自通商城市兴起,逐步蔓延至各内地城市,其中尤以上海的变化最为显着。据记载:“西菜馆,从前又称番菜馆,一名大菜馆,清末民初就有一江春、一枝春、一家春、一品香、大观楼等十余家,现在又陆续开设的又有数十家,所卖的均是英美式的西菜,也有几家卖俄式西菜的。”[4]民国时期,吃西餐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风潮,引得国人竞相追逐,这种现象多出现于知识分子群体中,其中又以学生群体表现得最为明显。

　　诸多西式宴会文明礼仪的传入促进了中国宴会的改良,尊重妇女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我们可以从一个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女子的记述中观察到当时女子参加家庭宴会的情形:“我们在围坐餐叙的时候,有一位与我颇为相熟的中国女宾对我说,‘你试想!旧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还是分桌分坐的!’我初听莫名其妙,请她加以解释。她说从前中国有一个时候,男子并不把客人请到家里宴会,他们总在外面请客;后来他们即有在家宴客的,只有男子宴叙,女子并不参加的,后来就有男女宾同室聚宴的,也是男的归一桌女的归一桌。现在便不同了,仿效西俗,男女也可以同桌宴会,共同谈笑了。她这样解释的时候,还加说一句,说她觉得这种新例比旧例好得多。”[5]可见男女同赴宴会已经成为当时的宴会礼仪。从民国宴会上已经出现了各种有关男女相处的交际礼仪,可见男女同席在当时甚至已经成为常事,因为只有男女同席赴宴成为了社会的共识,男女同席时所需要的宴会礼仪才会出现并逐渐规范。如民国时期有关宴会礼仪的记载中有这样的内容:“……(J)赴宴会(一)男子在进入餐室之前,可以将外套等杂物交给号房。女子的外衣可以不必,但在坐时卸下的时候,不好将手套等堆摊在桌上,应当安放在另一较远的位子上。(二)侍者本当将位子给女客移出,如侍者忘却时,在旁的男子当代劳。(三)如果东道为男子,当先探问女友所喜好的,然后告知侍者。如果为女东道,最好先期将菜单定好。”[6]由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成为规范的男女交际礼仪体现了近代宴会上男女同席、尊重妇女等宴会礼仪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认可。

　　二、近代宴会礼仪中女性地位的变迁历程

　　(一)由男女不同席到男女同席

　　中国古代传统宴会上对于长幼有序、男尊女卑这样的等级观念是十分重视且严格遵守的,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是不可与男性同席宴饮的。《礼记·内则》中记载,“男女不同席,不共食。”《郑氏规范》中也有类似记载:“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劝酬,庶几有别。”[7]这虽与当代人们所说的“女子不上桌”的风俗有所差别,但也反映了在古代的尊卑等级之下,女子是没有资格与男子同席共食的。如曹丕称帝后,曾令郭皇后一同出席宴会,《吴质别传》的作者就讥讽道:“其至亲如此。”[8]而当时一些世家大族的女儿也只能于宴会时在外窥探,不得入内,如徐邈“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9]1207,贾充“每宴宾僚,其女辄于青璅中窥之”[9]1172。上述史实说明了封建王朝时期,女子多不可与男子同席赴宴。而到了晚清,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西交流大幅增加,而这一时期西方思想的传播是从上而下的,最先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的是清朝皇室、大臣与开明的知识分子。清政府在不断与西方接触并逐渐建立起外交思想与外交体系的过程中,也在逐步接受西方的饮食文化与宴会礼仪。据记载,同治年间的晚清宴会中已经出现女性宾客。她们多穿着新式衣裙,此时的女性宾客多为外国女性,但毕竟推动了中国女性参与宴会的社会风气的兴起。又如《新民从报》在光绪二十年(1902年)也记载了皇太后赐宴各国公使夫人的内容,但这也是由于清政府需要频繁与西方交往才采用了西方宴饮礼仪。晚清时期,女性参与宴会大多只停留在西方人的宴会以及清政府的官方宴会上,并没有起到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女性在宴会中的地位产生较为普遍的变化,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西式餐饮与宴会礼仪的态度由排斥抗拒逐渐转向接受与向往,男尊女卑的思想也逐渐被抛弃,女性开始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甚至是更为主要的地位。此时的宴会已经不单单是官方操办的政治性宴会,宴会的社会功能得到体现,且由于宴会中邀请的外国来宾都携夫人一同出席,中国社会中也慢慢出现了男女共同出席宴会的现象,并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说明在民国时期,女性参与宴会已经得到社会的基本认可,而且女性与男性同席而坐也成为了可能。

　　(二)由男尊女卑到尊重女性

　　古代也偶有男女同席宴饮的场合,我们可以从史料记载中看到宴会礼仪中分明的尊卑等级。在中国宴会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座次礼,所以即便是古代女子可与男子同席的情况下,也需要恪守男尊女卑的宴会礼仪。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记载:“男坐于左。女坐于右。”[10]此处男女虽可同坐一席,但仍是男女依照礼仪东西分向落座,不可混坐,且宋朝以左为尊,这样的座次安排仍然恪守着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与汉族宴会礼仪不同,少数民族由于未受到儒家礼法传统的严格约束,在宴会上的男女之限也并未过分强调。蒙元时期,“上下同食,举杯同饮,不耻残秽”[11]。郑思肖虽不耻这种男女杂坐的现象,但也说明了元朝蒙古族女性与男性同坐共饮的现象十分普遍,女性在宴会上的地位与男性相对平等。另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清朝,是一个汉文化不断渗入、各民族文化充分交融的王朝。这一点在清朝宴会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着名的满汉全席,就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果。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对于清代宴会礼仪有诸多记载,如“摆上合欢宴来,男女东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12],八仙桌一般遵循的原则是“坐北朝南”“尚左尊东”“门面定位”等等。从《红楼梦》这些对男女座次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男女同席赴宴的情况下,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也是被严格遵守的。

　　而近代的中国女性在宴会上显然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广泛的权利,除可与男性同赴宴会外,近代女性在宴会上的地位提高还表现在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宴会礼仪进行改革上。据记载:“无锡朱胡彬夏女士以尝游学于美,习西餐,知我国宴会之肴馔过多,有妨卫生,且不清洁而糜金钱也,乃自出心裁,别创一例。”“食器宜整齐雅洁,案上有布覆之。每座前,杯一,箸二,碟三,匙三,巾一,凡各器,食时宜易四次。”[1]6295以自己的思想推动宴会礼仪习俗进行改良,近代女性宴会地位的提高可见一斑。我国第一位女飞行家林鹏侠有这样一段记述:“侠抵兰旬日,邵主席以次均设宴款待,各界欢迎非常热烈,全城震动,所以旬日来忙碌异常。元旦日省政府开会,邵主席亲来请侠到会演说,难以推脱,所以说了几分钟,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唤醒民众。此次北来之目的……,不但欲救济西北之灾民,出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且认为对于海外失业之华侨有极大之关系。”[13]另外,据《裙衩大会》记载,“1897年底上海道台蔡钧之妻邀请中外女性名流122人在上海张园商议建立女学堂事宜”,“去冬(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假座张氏味莼园之安垲第,设宴畅叙”,“是日到者,华官以蔡和甫观察之夫人为主,而沪上各官绅瀛眷从之”[14]。由此可见,此时的宴会对女性来说,并不仅仅是社交娱乐的活动,也具有了参与政治活动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功能,女性将自己的思想与意志融入到宴会中,也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女性地位的显着提高以及女性思想的极大解放。

　　三、近代女性宴会地位提高的原因

　　(一)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

　　近代正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空前密切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思想环境都发生了强烈变化。西方饮食文化的不断传入使中国传统餐饮礼仪产生了变化,从而促进了中国宴会礼仪的不断改良与进步。“到民国二三十年代,形成了八大菜、八小菜、四冷荤、四热荤、两甜点,外加一些水果的格局。”[15]西方文明的宴会礼仪,引起国人纷纷仿效,近代中国的宴会体现出了中西结合的特点,这使得宴会上女性的地位也产生了巨大变革,古代的女性不可自由参与宴会以及男女须分坐、男尊女卑的习俗逐渐由男女同坐、尊重女性的礼仪代替,不得不说是近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而日常的餐饮礼仪发生的变化只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一个缩影,整个社会掀起的思想开放、尊重女性的风气也为中国宴会礼仪改变,特别是中国女性在宴会上地位的提高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社会背景,为中国女性营造了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近代女性可以在宴会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这是由一代代近代文人不断宣传启蒙而产生的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女性依附男性生存的局面,为女性地位大幅度提高、女性思想大范围解放奠定了基础。

　　(二)近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观念决定行为,古代女性受到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只能被迫服从足不出户、三从四德等对女性的种种压迫性质的要求。古代社会有缠足之风,明清尤甚。女子缠足后走路都不便,更不必说参与社会劳动了。这些原因就使得古代女性几乎无法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更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而至近代,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方式遭到了破坏,使许多在男耕女织经济模式下以纺织为生的妇女失去了生活来源。这些妇女迫于生计,就不得不到纱厂、丝厂、火柴厂等工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女工。至民国时期,关于妇女职业问题的讨论仍然是一个极热的议题。如在民国期刊《教育与职业》中也有关于女性职业的讨论,一篇题为《妇女职业问题的研究》的文章这样写道:“像我们邻近有一个漆工的老婆,天天想找工作赚钱,我劝其跟她的丈夫学漆工,她以为漆工非妇女所可做的,我再三劝她,她尚为社会习惯所拘,如果大众一齐演讲劝导起来,其势必如导泛滥横流之赴海,一定可望成功的。”[16]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女性对外出务工的看法仍然受到自古代沿袭下来的社会习惯的拘束,但相比封建社会,近代的社会观念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舆论不再要求女子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而是开始鼓励女性与男性做同样的工作。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近代经济状况发生的巨大变化。近代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使近代女性不得不外出务工谋求生计,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通过自身劳动获得了经济来源,有的甚至成为了家庭中的经济支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近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在其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等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关于女性地位的社会观念也因此改变。近代女性的经济独立为近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中国宴会礼仪上女性地位的巨大变革提供了条件。

　　(三)近代中国女性思想的变化

　　近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女性在婚姻自主、接受教育与社交自由等方面可以争取到的权利不断增多。“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有‘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运动之发展’的规定所以现在社会上男女平等的呼声,几日聒于耳!”[17]由此可见,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已经写在了党纲之中,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由国家强制力推行,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呼声,人们要求在法律、经济、教育、社会各个方面践行男女平等这一原则,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权利得到了国家的保障与社会的认可。这些权利的获得,一方面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女性地位的反思与改革,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近代女性的思想解放以及对自身权利、地位的不断争取。

　　清末民国时期的兴办女学与男女教育平权运动的兴起,使近代社会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的知识女性,她们致力于让男女平等的思想在社会各个方面得到践行。女性思想的觉醒要依靠女性群体自身的推动,因此近代女性获得受教育权,对于女性思想的解放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女性受教育权历经了教会女学、国人自办女学等阶段,至1907年,《奏定女子学堂章程》颁布,女子受教育权的合法地位才得到承认。后民国政府进一步细化女子学制,五四运动后更是掀起了一股女学的风潮。“据1907年统计,当时有女子初等学校391所,有女学生11 936人,男女学生人相差很大,其比例为49∶1。”[18]民国以后女子学校和女学生数量逐渐增加,“到1916年,男女学生的比例为21∶1”[19]。

　　20世纪初年,近代社会还出现了女性留学的风潮。这些女性多是前往日本,少数前往欧美国家,当时出国留学的女性人数只占男性人数的百分之一。尽管人数稀少,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出国留学。据记载:“1925年,在总数2 500个留美生中,女生为640人,占25.6%。”[19]这比之20世纪初期女性留学人数仅占男性留学人数的百分之一这一状况有了极大的进步。女性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解放意识随着女性受教育权的不断扩大而不断觉醒,对于宴会上女性应得权利的争取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综上所述,由于古代社会受“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束缚,古代宴会中的女性地位始终低下,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甚至没有与男性同席宴饮的权利。而至近代,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与尊重女性的宴会礼仪,使宴会场合中的女性地位与古代相比有了显着的提高,近代的中国女性逐渐摆脱了古代“男女不同席”的礼教束缚,不仅可自由赴宴,与男子同席,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思想对宴会礼仪进行改革。随着近代女性与社会的接触不断加深,她们由此获得的参与感与平等思想也随之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女性在饮食活动上的角色与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近代宴会场合中女性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是近代女性角色与地位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表现,也是近代社会不断开放、进步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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