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建议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FDI在中国的总体行业分布情况，以及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其次，文章分析了外资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再次，进一步分析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将对如何高效发挥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     外商直接投资;绿色经济发展;驱动效应;存在问题;影响机制;

　　引言与文献综述

　　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得到快速壮大，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节能减排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当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但是中国人均能源却特别缺乏。同时，大量工业废水、废弃污染物的排放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创新，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FDI)长期以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也是逐年增强，FDI的规模从1992年的110亿美元一直增加到2019年的1384亿美元。如何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经济总量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利用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成为当前必须要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还是阻碍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目前还未有明确的结论，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的分析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

　　部分观点认为FDI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李文鸿和曹万林(2020)认为FDI能够通过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绿色创新研发资金支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环境规制则会更合理地引导FDI，从而充分发挥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支持。

　　也有部分观点认为，FDI抑制了绿色经济增长。贾军(2015)发现FDI对中国环境效率提升产生了显着抑制作用，当FDI所在地拥有环境技术优势时，则FDI能够更好地融入该地区的绿色生产中，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李光龙和范贤贤(2019)认为FDI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而这种抑制作用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显着，而贸易开放的提升则能够降低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

　　其余学者认为不同类别的FDI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呙小明和黄森(2018)发现只有以国内市场作为主要目标的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促进中国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因而各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一定要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减少引进那些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外商直接投资。周杰琦和徐国祥(2020)就FDI影响中国省级绿色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当要素市场扭曲效应较高时，FDI通过资源诅咒和低端产业锁定效应抑制区域绿色经济增长，当要素市场扭曲效应较低时，FDI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余稳策和杨立卓(2017)认为不同类型的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其中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来自于服务业以及相关高端制造业的FDI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其他类型的FDI则不利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本文的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FDI在中国的总体分布情况，及其对中国绿色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详细分析外资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第四部分分析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现状

　　FDI在不同产业的分布情况直接影响着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当FDI主要集中在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时，则消耗能源大、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此时就会对地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FDI集中在能耗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低的第三产业时就会对地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表1显示了近10年中国实际利用的FDI总规模，以及中国三大产业吸引FDI的规模。由表1发现，2010年-2019年区间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实现了稳步增长，FDI的规模已经由2010年的1057.35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81.35亿美元，其中第三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第三产业FDI的规模已经由2010年的499.63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952.73亿美元，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则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由图1发现第三产业实际利用的FDI占总FDI规模的比重由2010年的47.25%增加到2019年的68.97%，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际利用FDI占总FDI规模的比重则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不同来源地的FDI所投资的产业领域不同，因而其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通常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的FDI，更多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和相关污染程度比较高的行业，而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FDI更多集中于电子、机械和其他精密仪器生产行业。由表2发现，来自于荷兰、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的FDI出现一定增长，而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FDI在缓慢减少，因而总体上FDI来源地的变化可能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

　　(一)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绿色资金支持效应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较晚，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长期不足，因而中国绿色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还有较大差异。此外，绿色技术研发投入高而收益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国内投资者在对绿色技术了解较少的情况下较难做出准确预判，因而对绿色技术研发的相关投资积极性较低。加之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国内绿色创新企业难以从资本市场上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开展绿色技术研发所需要的资金。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有效缓解绿色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资金不足的困境。此外，当外资进入绿色企业后也会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督，避免资金的浪费，从而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最后，当外资企业参与到绿色技术开发的过程中时，凭借自身丰富的绿色研发经验以及高效的技术研发管理经验也会进一步提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因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绿色资金支持效应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与国内竞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掌握着更高的绿色技术，因而他们在绿色技术的开发与绿色技术的应用方面拥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加之当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绿色经济发展，因而外资企业在进行绿色技术开发和应用绿色技术生产产品时，将会享受到更低的税收优惠。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人们对高质量的绿色技术产品拥有了更多需求。此时，外资企业拥有较大动力，利用自己庞大的资金、先进的绿色技术生产出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绿色产品，从而抢占中国市场份额。当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已经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其有较大的动机采用更加先进的绿色技术，通过环境保护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在社会观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这将有助于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欢迎。国内中小型企业在面临市场份额降低、而短期内生产成本却依然不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迫于竞争压力要么被市场所淘汰，要么与其他企业合作或者吸引其他投资者投入更多资金开发或引进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出符合消费者新需求的产品，从而重新夺回市场份额。因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将有效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表1 中国三大产业吸引FDI规模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下同。

　　表2 中国近10年利用外资主要来源地

　　图1 FDI在中国三大产业分布变化趋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首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快劳动者在内外资企业间的流动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国内绿色经济发展。拥有绿色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为了在中国顺利投资生产，其必须培训并雇佣大量的中国劳动者，这有助于中国劳动者掌握更多的绿色技术。这些经过外资企业培训的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流动，将有利于国内企业学习、吸收和模仿外资企业的绿色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其次，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内外资企业的合作经营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国内绿色经济发展。由于投资政策的约束和独资经营将会面临较高的经营成本，这使得大量的外资企业采用合资经营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合资企业生产运营的过程中，外资企业所使用的先进绿色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容易被中方合作者所吸收和掌握，因而通过绿色技术溢出对所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此外，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实现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国内绿色经济发展。在当前经济高度分工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必须通过与中国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企业进行密切的合作才能实现产品的顺利生产与销售。为了提升自身的经营效率，外资企业必须对产业链的整体经营效率进行一定的维护与提升，这会使市场绿色技术溢出到相关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地区间政府过度竞争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从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各个地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直接投资落户本地区。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会导致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此时，各类低质量的外资企业依赖超低的生产资源也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这不仅降低了外资企业开发并使用绿色技术的积极性，还会诱导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权利寻租获取更多低廉的生产要素，从而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拥有较高绿色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反而失去了比较优势，从而降低在本地区的投资。此外，一旦外资企业在本地建立生产后，为了保护这些外资企业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会优先将各种生产资源配置给外资企业，而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外地企业获取生产资源的机会。这种地方保护行为的持续，最终将使得市场分割严重，外资企业无法通过规模投资获取经济利益，这进一步抑制了外资企业使用绿色技术的积极性。

　　对外资企业较低水平的环境质量达标要求，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中国各地区较低的环境质量达标要求，会使得那些在发达国家面临昂贵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外资企业，将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会挤占中国大量的生产资源，阻碍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此外，当这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时，其不仅不会产生绿色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示范效应，还会阻碍国内企业的绿色研发，最终造成国内企业的低端技术锁定，因而抑制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

　　较低的绿色技术水平限制了内资企业对绿色技术的吸收效果，从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快速发展经济，因而长期以来在绿色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不足，从而造成中国绿色技术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当中国国内绿色技术水平严重偏低时，外资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与中国企业合资建厂时不会将最先进的绿色技术用于合作生产中。此外，技术水平的偏低也使得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开发新技术的效率较低。最后，FDI在中国引起了部分绿色技术的溢出，但是由于国内企业较低的绿色技术水平使得其技术吸收能力较差，极大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

　　有效发挥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改变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并继续加强市场化改革

　　要想避免地区间政府过度竞争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从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必须进行如下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方面，要通过使用新的绿色GDP指标来对官员进行政绩改革，从而避免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迫使地方政府积极通过改进地方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劳动资本水平、提升技术水平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高质量的绿色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要加大市场化改革消除地方间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的壁垒。只有通过规模经济才能使得绿色技术的使用得到有效回报，才能激励外资企业更多采用先进绿色技术。因此，各个地区间政府要密切展开合作，让生产资源在各个地区间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地方保护行为造成的低水平产业重复建设，让外资企业的投资更容易实现规模效应，从而更好发挥驱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

　　(二)对外资企业要设立与内资企业一样严格的环境质量达标要求

　　各级政府监督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引资环节的监督，严厉查处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生态环境，从而引进高污染、高耗能外资企业投资的行为。对于引进的外资企业要加强环境监管，对于超额排放废水、废气和其他污染固体废物的行为要进行严格的处罚，提升外资企业的环境成本。大量的事实表明即使是全球性的知名跨国公司，如果缺乏严格的环境监管依然会因为在较低违法成本的驱使下出现违法排污的行为。因此，对于违反环境标准要求的企业要进行及时的社会曝光，进一步提升其环境违法成本。环境违法成本的提高，将会迫使外资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绿色技术改造中，从而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三)政府应当积极促成FDI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从而更好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在中国的溢出

　　政府应当通过政策的引导、相关交流平台的建立，从而让内外资企业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对那些掌握先进绿色技术的外资企业采用中外合资的方式进行投资生产时，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合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更有利于低碳、清洁的绿色生产技术在中国的顺利传播与扩散。

　　(四)通过合理的政策设置引进那些更有利于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

　　只有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有效甄别，真正引进那些低碳清洁的外商直接投资才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增长。因此，政府要对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指标设定严格准确的要求，从而将那些第二产业中污染程度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通过相关出口退税政策的合理调整，积极引进那些以中国市场作为目标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更有利于通过竞争效应和上下游产业链的模仿学习效应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此外，当中国消费者享受到绿色产品的服务后，消费观念也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绿色经济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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