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方面来讲,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其作用动力主要来源于为微观实体经济提供廉价的融资成本,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应着重从微观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融资约束和预算约束方面。金融市场和制度环境都存在很多差异性,受国家机制限制,我国金融市场带有明显的政策制约性质,国家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政策实现经济发展,然后通过直接分红或收税、融资等其他隐形方式参与金融资金的分配,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配置相关资源,从而形成我国金融发展对国家经济以及实体企业具有的独特作用。
一、以往对于金融发展和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结果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其进行研究过,金融发展对于企业融资约束具有一定缓解作用这个观点都是认同的,而影响途径机制却不尽相同,相对于内源融资企业来说,外源融资企业在金融市场发达国家成长会很高。对于金融发展,信息披露和企业管理要求都降低了外源融资成本,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以及金融体系是否合理、结构是否适合等都直接受到该国家融资约束企业资金规模的影响,尤其是企业是否有充足的现金流,反之,企业融资约束也将直接影响银行的金融体系。
目前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显示,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通过强化市场现金流动性构建风险分担机制等很多途径来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中国金融发展进程处于金融约束政策环境下,所以中国政府为金融企业和生产企业创造并提供机会,同时也会参加其分配,主要体现就是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对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在金融约束政策参与组合非市场化特征下,不同企业资本受到金融发展的影响多是难以均衡的。
二、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地域性分割存在,其主要表现就是省级行政区域差异化。通常来讲,衡量某个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主要是通过金融中介比率、金融市场比例、股票等硬性指标,但不可忽视的是仅仅靠指标的对比,无法从实际上反映金融市场对当地实体经济的影响。当然,从各地股票市场以及金融中介市场发展的程度两个方面出发,通过对相关数据和指标的对比,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我国金融约束的政策特征。综合评价我国各地金融市场发展情况的主要方法是采取因子分析,即在经济总量中,凡是金融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不低于80%的采取因子依据,被选择采取因子的省份自己组织调查当地金融总值、股票市场指数以及金融中介发展指标等在当地经济中占据的比重。
三、金融发展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力
使用相对固定的效应面板回归方法,受稳健标准误差,控制异方差影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将面临投资资金融资约束,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会更高,加入金融市场和市场发展指数回归结果可见,金融发展对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工作是非常显着的,但是对于非国有企业就不是那么显着,同时金融中介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比股票市场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大。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因素的控制,其相对而言政策性较强,金融约束政策多数是通过金融中介,如中行、建行等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国有制特征。当然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微小的。相对来讲,国有企业受到金融发展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效果不明显,应当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工作,从而为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带来积极作用。
未来金融体系改革,应该有助于提高整体效益,更加合理结构,能有效化解风险,增加金融服务广度,更好吸收和动员社会资本,这就必须要鼓励创新,特别是要进行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开放式、分享型的经营理念,用互联网思维去做金融,这样就会增加金融的覆盖面。常态下可以通过化产能、调结构等措施来实现,使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速都会发生很多大变化。过去经济发展靠的都是投资,投资收益率非常低,以后的一个理想状态即是投资的收益率要大大提高。不管是过去投资效率的原因,还是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对于未来金融体系来说,金融和中介效率都比较低,所以要合理配置结构,增加抵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在我国,相对与非国有企业来讲,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融资约束,但主要是由于预算约束导致约束水平被市场高估。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分配途径为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可以缓解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但效果并不显着。同时,我国金融系统对于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而致使金融发展无论对国有,还是非国有的投资效率影响都相对偏小。此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也大大弱化了金融市场对企业融资的约束。因此,在当前我国“新常态”的背景下,要想真正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那么就应当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郑长德。中国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及其形成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4):7-13.
[2] 沈红波,寇宏,张川。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6):55-64.
[3] 田利辉。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J].管理世界,2005(,7):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