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原理论文
摘 要： 作为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陈炳富先生在管理学学科建设、研究方法、理论洞见、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陈炳富先生力倡管理学的独立性并致力于中国特色管理学建设，提出并终身践行“五结合”“三不断”的管理学研究方法，结合《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堪称中国管理学术创新的范本，培养、带领学术团队为中国管理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历程对当今的管理学研究有所启迪。
关键词： 陈炳富; “五结合”; 《孙子兵法》;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Management in China, Prof. Chen Bingfu presented rich spiritual wealth. This paper re-evaluates Mr. Chen Bingfu's contribution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is insights on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Sun Tzu's Art of War and modern management, the fronti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It additionally extracts some enlightened ideas from Mr. Ch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research proces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today's management research.
Keyword： Chen Bingfu; Five Combinations; Sun Tzu's Art of War;
陈炳富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持了南开大学恢复商科（管理）教育的工作，组织成立了国内最早以“管理学”命名的系科，对中国的管理教育和MBA教育重建工作做出了历史性、开创性的贡献，他因“古代管理思想与管理伦理研究”而被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授予“管理科学奖”（学术类）。1陈先生最为国内外学界知晓的是他从管理学视角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其管理学术思想视野开阔、立意深远，并不囿于兵家之一隅，而且他极力倡导并践行的研究方法及部分研究课题，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陈炳富先生生平与学术简介
陈炳富先生1920年出生于安徽和县，是我国着名的管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是南开大学管理学系的缔造者和首任主任，为中国管理学科的恢复重建做出过重大贡献。青年陈炳富最早就读于浙江大学外文系，1941年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学习，1946年即受聘南开大学并先后在经济系、管理学系任教。21980年领衔创办管理学系，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南开管理学特色的形成”付出了毕生心血。3在陈先生的带领下，南开大学管理学科迅速崛起并跃居我国同行前茅。
陈炳富教授在治学、育人等方面的思想洞见和创新举措，依然值得现阶段中国管理学界同仁借鉴和学习：（1）他提出重估中国传统智慧、建设中国特色管理学的比较研究思想和学科发展主张；（2）他总结出“四结合”的管理学科研及教学方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21世纪初期又提出第五个结合，4即宏观与微观结合）和“三不断”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即联系实际不断、外语学习不断、计算机应用不断）；（3）他提炼出“智圆行方”的管理学科育人理念；（4）他主持与加拿大约克等三所大学合作，创建了中国MBA培养的着名“南开—约克”模式；（5）他展现的平易近人、兼收并蓄的大师风范，堪称师德典范。5
新中国成立前后，陈炳富教授致力于经济、统计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指数”理论和“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公式的论证”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针对我国落后的经济与管理现状，提出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最小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观点，是我国最早研究经济效益的学者之一，并在这个领域多有着述。1980—2000年，陈先生将精力集中在管理学学术研究和理论人才培养方面，先后完成近20项省部级重点项目，出版教材、专着、译着、工具书30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他结合《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观点，不仅得到了国内管理学界、史学界同仁的推崇，还在欧美等国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时值南开大学建校百年，重读陈先生及其弟子的作品，不仅佩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宽广的研究视野、敏锐的学术思维、活跃的创新品质，更被他及弟子们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穿透力、生命力所折服——很多研究课题依然是时下热点和未来方向。不夸张地说，陈炳富先生堪称中国彼得·德鲁克式的管理思想家、布道者和预言家。
二、陈炳富先生与中国特色管理学
陈炳富先生是中国特色管理学派的首倡者之一。6在1980年肩负重建管理学科重担时，他就把目标定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上，体现了思想大家超越常人的战略观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陈先生认为管理学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微观分支，而是一门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独立学科。然而，在几乎是一穷二白的管理学科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管理学，难度可想而知。现在综合看来，陈炳富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第一，提出和贯彻“四结合”（本文认为应该是“五结合”）的管理学研究方法；第二，以《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学结合为突破点，通过发掘独特理论命题来尝试构建独特理论体系；第三，多学科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将自己对现代管理学和中国传统智慧的理解细化、落实和拓展。
“五结合”的管理学科研和教学方针，不仅为中国特色管理研究提供了一套导向性的理论开发框架，也给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者（首先是陈先生及其弟子们）带来了丰厚的研究回报。在中外结合思想的指导下，南开大学管理学系在国内较早设立了“管理比较研究”这一博士点研究方向。陈先生培养的博士包括来自美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等国家或地区的求学者，他们除了研究中国企业，还对美国、欧洲、日本、中国港澳台等地区的企业进行了深入跟踪和剖析。陈先生强调管理比较研究中情境因素的重要性，认为管理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特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技术、教育、自然环境等），只有将理论和实践嵌入具体情境才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也才能真正做出符合中国情境、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管理学研究成果。类似于中外结合，其他四个方面的结合也都逻辑一致地指向中国企业实践和中国管理情境。
目前看来，培养中国管理学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仍然是一个研究热点和难点。热度来源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蓬勃发展，并由此而催生的样本、数据繁荣与基于这种繁荣的创作驱动和理论愿景。难度则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研究者理论抽象能力以及中国管理学的全球对话。譬如，有分析者认为，华为公司三十多年来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不断向西方学习”。7如果这种判断基本正确，那么基于华为等中国企业实践的研究，能否得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性中国管理理论，不得不让人深思。目前，我国管理学界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比如水样组织、C理论、和谐管理理论、中道管理、和合管理、合理论等，8而且这些理论已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但是距离中国特色管理学的诞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庆幸的是，陈先生“五结合”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和教学方针，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建设和实现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范本和指南。
三、陈炳富先生与《孙子兵法》研究
现在看来，陈炳富先生结合现代管理学与《孙子兵法》的研究，是他“建设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积极尝试。陈炳富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枝繁叶茂、博大精深，如系统思维、经营智慧、对策与决策思想、用人与激励等，因此研究古代管理思想决不能局限于《孙子兵法》，还应该对儒、道、释、墨、法等各个思想流派展开研究。另外，陈先生还主张重视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对组织中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但或许是商业竞争与战争的相似性——因为军事斗争与企业竞争都是参与斗争与竞争的双方或多方的对抗活动，在斗智斗勇、谋求胜利的战略思维方面，在抗争的目标、组织、领导、实施等方面都存在着共同的性质、规律和原则，9陈先生最终决定选择兵家思想作为现代管理研究的结合点、参照点；但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极富特色的研究让陈先生享誉国内和国际学术界。
在中国知网（CNKI）搜索“作者+陈炳富”得到55篇论文（包括独作和合作，最早一篇为1957年），其中有关《孙子兵法》的研究有12篇，可见《孙子兵法》研究在陈炳富先生学术作品中的重要程度。这些研究几乎涵盖管理学的各个细分领域（当然重点是战略管理），研究议题包括动态思维与战略柔性、一般管理、决策理论、中国管理史、金融投资战略、营销战略、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模式、权变管理、全局系统观、群体效应、管理现代化等。
结合对《孙子兵法》的深入解读，陈炳富先生指出新技术革命将给管理带来三大变化：第一，日益着重于战略管理方面研究；第二，日益重视人才和人的研究；第三，日益重视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10可以发现，陈先生及其弟子们的研究基本都围绕着对这三种变化的回应展开。他认为《孙子兵法》蕴含着六大管理原则，即优化原则、激励原则、时效原则、随机原则、信息原则、组织原则。11尤为难得的是，陈先生认为《孙子兵法》具有完整和系统的战略思想体系，体现了剧变、动荡环境中组织发展和演变的“柔性化”特色。《孙子兵法》战略思想的本质是全局性和系统性，孙子的战略适应观强调随机与权变，强调在竞争中增强组织内部实力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性，其战略思想的交互性强调敌我双方竞争优势的消长。所谓柔性化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在“稳定与变化”的同时，对组织进行管理的方式必须体现出动态性、整体性、战略性、非理性和非线性特点。12
陈先生对《孙子兵法》中权变管理思想的分析，现在读来依然堪称经典、字字珠玑。他认为孙子的权变思想建立在系统思想（《孙子兵法》中体现为“五事”“七计”）的基础之上，13“系统思维统筹万端，权变思想穷究变数”，宇宙和世界“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且五行相生相克，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权变即在坚持最终战略目的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舍得”及对“经营目标、过程、手段”的选择和变化。在企业的“物系统”中，环境因素、人的因素、物的因素都会变化。而《孙子兵法》精彩绝伦之处就在于“方法权变”，具体而言就是奇正观（虚实也是一种奇正）。14奇正本质上是一种方法的权变，反映了常态与非常态、必然与偶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权变并非乱变，而是有条件的变化，条件就是战争或商业竞争中的某些可预见性和时机性。孙子的权变崇尚速度原则，速度在出奇制胜中非常关键。但强调速度并不是说越快越好，而是讲究徐疾得当，需要扎实功夫处则“其徐如林”，需要抢占先机时则“其疾如风”。权变、奇正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争胜或不败，而取胜之法常常不一而足，所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就成了一条重要的组织权变原则——能够依据形势“分合兵力”、编排资源的组织才能最终胜出——这恰恰是资源基础观战略学派的精髓。而敌人或商业对手是兵法和竞争理论绝对不能忽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说“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我方的策略应该建立在对竞争对手充分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有没有一股浓郁的动态博弈、动态竞争理论核心命题的意蕴？
陈炳富先生在强调《孙子兵法》对现代管理的借鉴价值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思索这种价值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在与其学生合作的一篇研究《孙子兵法》与索罗斯金融投资战略比较的文章中，15他们也对“兵以诈立”的兵家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商场与战场的相似性在于一样具有对抗性、危险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比较研究发现，索罗斯的金融投资战略与《孙子兵法》有着惊人的契合度，说明《孙子兵法》所蕴含原理的永恒性、普适性。但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伦理的忽视，过于强调获利或获胜，必然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较大损失。如果说“兵以诈立”是生死攸关时刻不得已的选择，那么商业竞争中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甚至为了盈利而侵害利益相关者权益乃至牺牲社会福利和自然环境的做法，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枉顾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或许是陈炳富先生与其学生们也认识到了将《孙子兵法》运用到现代商业分析中存在局限性，陈先生指导学生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企业伦理方向的学术研究，并有专着和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企业经营道德假设及相应的管理模式》《道德优势与竞争优势》等文章认为不道德经营假设、非道德经营假设和道德经营假设客观存在于经营现实中，16管理者的行为总会受某种假设的支配，并在这种支配下产生不同的管理模式，最终导致不一样的经营结果。17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分析的，陈先生是强调“中外结合”的，同时《孙子兵法》中已然蕴含着非常现代的管理（主要指战略管理）研究课题和潜在方向，比如资源基础观、18动态能力、19动态竞争20等。实际上，这些理论的创造时期几乎和陈先生学术巅峰时期同步（或略晚）产生、交相辉映，这也可能是陈先生的学术见解在欧美大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受信息技术等时代条件的局限，陈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关于兵家思想的研究并未与这些后来成为战略管理学术主流的理论进行深入对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进一步挖掘《孙子兵法》的战略管理思想，能不能让中国管理学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一个后来居上甚至引领发展的新局面？我们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四、陈炳富先生学术思想的扩展和繁荣
陈炳富先生除了自己笔耕不辍、着作等身，他还亲自指导弟子们坚持践行“五结合”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并创造了相当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其管理学学术思想的扩展和繁荣。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出了鲜明的特征：研究问题非常前沿、专业分布相当广博、机理分析格外深入、专业跟踪异常持久。
进入21世纪，陈炳富先生主编出版了其学生们的论文集《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这本论文集不仅是对此前以陈炳富先生为代表的南开大学管理学系管理思想和研究精华的汇总，也是对新时期管理学研究方向的展望。如第一篇即响应陈炳富先生一直以来“重视人才和人的研究”的导向，呼吁“重新把人从管理的对象复原为管理的主体，这就是新世纪管理革命的最核心命题”。21
《企业生态学与商业生态工程研究》充分反映了陈炳富先生带领的研究团队对研究前沿和理论热点的把握能力——截至目前，商业生态系统及其包括的商业模式、管理模式、战略模式等仍然是管理学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该文认为企业生态包括企业个体生态、企业种群生态、企业群落生态和商业系统生态等几个层面，并提出了商业生态工程的概念：商业生态工程是应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遵循企业共生进化和物质交换规律，为使企业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动态平衡与协调发展，而对商业生态系统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并运用工程技术、政策法律等建造和调节手段对商业生态系统进行的规划、设计、建设、再造、保护、治理、调整和管理等综合技术工艺体系和活动过程。相比工商管理传统议题，虽然这一定义具有浓厚的工程思维特征，但不得不说这一研究问题相当超前。22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现阶段管理学研究的另一个超级热点。陈炳富先生的另一位学生自入师门即钻研中小企业成长与创业管理，其《自由经济体系下香港中小制造企业竞争力分析》一文，已经蕴含了（区域）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思想，该文认为政府引导、商业环境、企业家精神、战略匹配、企业的变革和改进等维度，都是香港中小企业能够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23
另外一篇值得一提的研究是《高技术企业产品平台的战略管理》。24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产品平台”“产品平台战略”“平台战略”等重要概念，并提出了“平台战略的整合管理”“跨平台管理”等现在看来依然是超级时髦的研究课题。虽然此处的平台还局限在“产品”层面，尚未延伸到企业、产业甚至是跨产业层面，但能够看出他对平台、平台管理及平台战略的研究已经相当专注和深入。这篇文章与法国学者对产业平台的研究几乎同步，25且在十余年之后国内才出现有关平台战略和平台转型的专着。
陈先生还指导一些学生对新兴网络组织的结构变化、价值评价和创新展开了深入研究：《非居间化与组织变革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非居间化（去中间环节化）正在创造新的竞争环境和推动组织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动摇了传统的层级式组织结构，使得组织日趋扁平化和充满弹性，在非居间化的作用下，价值链思想和供应链管理理论推动了网络组织的出现和演进。26《关于网络上市公司价值评价方法的探讨》，敏锐地捕捉到网络时代的新鲜研究课题，评价了传统公司价值评价模型和部分新型网络公司价值评价模型的利弊，尝试对注意力资源的价值衡量、未来网络商业模式的发展预测等一系列涉及网络公司价值评价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解答。27《价值创新方向的界定性研究》，引入价值创新这一新颖的、更为根本的战略逻辑，认为虽然从新进入者的角度看价值创新更为关注新的消费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机会，但价值创新必须以一定的资源异质性为基础，同时这种创新又能够为企业资源的优化、升级提供积极影响，这种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良性的“资源—能力”互动，因此，有目的地开发、积累某些关键资源，事关企业长期的生存和绩效。不得不说，这些研究选题至今仍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空间。28
陈先生培养的博士生研究范围涉猎甚广，除上文论及的，还包括项目管理、领导力、市场营销、运营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等各个专业领域，且这些学者都在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里长期深耕、成就斐然。文集中《品牌形象测评研究》、29《服务企业的顾客忠诚及其决定因素》30反映了将美国及北欧先进的品牌管理与服务营销理念引入国内的努力，在该领域的持续研究也让他们成为国内顶尖的服务与品牌研究专家。总之，在陈炳富先生的指导下，各位博士研究生取得了骄人的研究成就，进一步扩展、丰富、落实了陈先生的研究旨趣、学术观点和思想洞见。
五、陈炳富先生对新时代管理学研究的启迪
陈炳富先生已于2010年在津辞世，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实在太过丰富，从科学研究到为人处世，从教书育人到领导艺术，远非本文所能容纳和消化，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本文仅就陈先生在管理学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创举，提炼出五条对新时代管理学研究有所助益的内容。
第一，高屋建瓴的学科建设能力。首先，陈炳富先生早年一直致力于经济学研究，但从1980年担纲管理学系恢复重建起，就大力倡导管理学相对经济学的独立性，呼吁改变社会经济中和高等院校里“大经济小管理”的现状。其次，从陈炳富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看出，一套好的研究方法是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五结合”“三不断”的方法，对今天中国管理学理论开发依然具有切实的指导价值。再者，陈先生积极邀请国内外合作者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管理学事业的建设，如1990年与朱镕基合作在国内率先开设战略管理博士培养点。
第二，独具慧眼的研究战略规划。至少在转入管理学研究之前，单从文献中看，陈先生并未表现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兴趣。转行管理学研究，奉命恢复管理学建设，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行政指令”，但他很快选择以研究《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为突破点，并在随后取得非同凡响的成就，以亲身实践说明了战略规划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对学者们自身的学术生涯规划同样非常重要。
第三，功力深厚的理论体系开发。陈炳富先生与《孙子兵法》结缘过程本身就值得我们做一些学术史性质的考证。凭着多年的学养，陈先生的研究不仅很快声名鹊起，而且渐成体系。此外，他的着述中总有一些前瞻性超强的光芒穿越时空而启迪后学，这种穿透性恰恰是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之一。比如早在1989年由陈先生主编的《经营管理大系·经营卷》，不仅高度肯定了技术和创新对企业成长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诸如用户思维、企业生态、设计创新、消费审美等很多现今企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31在该书中都可谓俯拾皆是。
第四，兼收并蓄的学术团队经营。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是学术大家完成学术蓝图、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陈炳富先生在1987—1999年之间培养了50余位管理学博士研究生，且其中有不少来自非经济管理类专业，他非常重视学科交叉效应对管理学研究的滋养，鼓励学生运用不同的学科范式来分析问题、展开研究。他的一句口头禅，“本科生研究重点，硕士生研究难点，博士生填补空白点”，大致反映了他对学生的要求和期望。
第五，相得益彰的国际学术对话。陈炳富先生及他的同事们、学生们与当时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瑞典等国学者交流较为密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加拿大研究论文集》和《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一般应用》等外文着作可供佐证。受限于时代条件，当时的国际交流范围和程度都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但陈先生依然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示范性创新成果，为中华文化传播和先进管理学说引进贡献良多。从《孙子兵法》的角度看，国际学术对话，实际也是一种智识和思想的交锋。争胜是人的天性，而中国管理学研究能否在新一轮国际比拼中胜出，的确会是一场史诗般的战役，而我们相信，陈炳富先生已为我们提供了赢得这场战役的锦囊妙计。
注释
1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陈炳富》，http://www.mss.org.cn/rewardinfo.php?infoid=95，访问时间：2019年7月3日。
2 《着名管理学家、教育家——陈炳富》，《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封二。
3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3页。
4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2页。
5 《南开商科大家陈炳富教授》，《南开管理评论》2019年第2期，封三。
6 周祖城：《陈炳富教授谈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国际经贸研究》1995年第4期，第62—63页。
7 董小英、晏梦灵、胡燕妮：《华为启示录：从追赶到领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9—227页。
8 吴照云、张兵红：《中国管理科学体系的未来构建》，《经济管理》2018年第9期，第7—19页。
9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18页。
10 陈炳富：《现代化管理与〈孙子兵法〉》，《天津商业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7—12页。
11 陈炳富、陈万华：《〈孙子兵法〉及其管理思想》，《管理评论》1991年第2期，第14—15页。
12 杨庆山等：《〈孙子兵法〉的动态思维与战略柔性思想》，《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第2期，第44—46页。
13 陈炳富、周戌乾：《孙子的全局系统观》，《经营与管理》1987年第3期，第40页。
14 陈炳富、周戌乾：《孙子的权变思想》，《南开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第51—56页。
15 陈煌铭、陈炳富：《〈孙子兵法〉与索罗斯金融投资战略比较初探》，《南开管理评论》1998年第4期，第22页。
16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159、180页。
17 陈炳富、周祖城编：《企业伦理——知迂直之计者胜》，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18 Jay Barney,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7, No. 1, 1991, pp.99-120.
19 David Teece et al.,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8, No. 7, 2015, pp.509-533.
20 Ming-Jer Chen, “Competitor Analysis and Interfirm Rivalry:Toward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1, No. 1, 1996, pp.100-134.
21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14页。
22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26页。
23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69页。
24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84页。
25 Michael Cusumano and Annabelle Gawer, “The Elements of Platform Leadership, ”IEE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view, Vol.43, No. 1, 2003, p.8.
26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171页。
27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323页。
28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235页。
29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267页。
30 陈炳富等：《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第305页。
31 陈炳富主编、李景泰副主编：《经营管理大系·经营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82、352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