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禹家族的政治家文学及其历史影响(3)

　　邓嗣之学，受于母亲耿氏。桓帝永寿中，邓嗣 “与伏无忌、延笃着书东观”,共同撰写 《东观汉记》。东汉一代，在进入东观校书着史的文士中，博通今古文经学、史传、百家典籍以及谶纬术数之学者甚多。据此推测，邓嗣既以 “通博”着称，范晔又将他与享有文学盛誉的延笃并提，他的才学当与延笃不相上下。从家学体系看，邓氏家族的文学教育观念也是以 “博通”为主，并不拘泥于经学家法。比如，邓禹擅长 《诗》学，却令十三个儿子各习一经，邓训也让子女研读各种经传，邓绥特意从班昭学天文、算术以及谶纬典籍。据此推理，邓嗣之学大约也是经、史、文、纬诸科兼通的。
　　
　　邓氏家族中，最 擅长外交辞令的，恐怕要属邓芝了。《三国志·蜀书十四·邓芝传》载，建兴元年 （公元223年），后主即位，诸葛亮欲重修吴蜀之好，恐孙权怀疑蜀汉实力，遂派尚书郎邓芝出使东吴，邓芝不负使命。传云：
　　
　　权果狐疑……语芝曰：“孤诚原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 亮亦 一时 之 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於魏，魏必 上 望大 王之 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於蜀。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 :“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从上文可以看出，邓芝每段言辞都是极富智慧的。他一语道破孙权疑虑，坦言为吴蜀双方利益而来。剖析利害之时，他着眼于魏、蜀、吴三方力量的对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吴蜀各自优势，以坚定孙权联蜀之志。邓芝此番谋议，最终 “合吴蜀之长，为唇齿之势，以进兼天下”, 光耀三国文苑。第二次出使时的答词，形象生动，气势如虹，又襟怀坦诚，集儒士节义与外交家的睿智为一身。两段辞令，正反对比，逻辑严密，不卑不亢，犹见邓禹风范。
　　
　　从整体上说，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之文学，其作品内容与汉魏政治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其文学精神彰显的是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气度、睿智与洞见，其文本逻辑不以情感抒发为旨归，而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与 “注重情感和语言个性化”的文人文学判然有别。当然，邓禹家族文学风格并不单一，邓禹之恢阔，邓绥之细腻，邓骘之温雅，邓芝之坦直，各呈异彩，时见情性之别。
　　
　　在汉魏政治文化史上，邓禹家族以文德传家，不弃武略，于功臣、外戚、士族中卓然而为一代典范。邓氏家族的 “文学”亦泽被广远。邓禹 “河北进策”为光武建国指明路径，实为经世文之杰作；邓训、邓鸿兄弟明晓边略，文武并用，为明章时期的边境安定建立功勋；邓绥、邓骘兄妹于殇、安两朝执掌国事，进贤纳士，其诏令奏疏，足见一代文治轨迹；邓弘、邓甫德父子以《欧阳尚书》传家，于东汉经学亦占一席之地；邓嗣与东观群贤共着 《汉记》，于东汉典制文章之流传功不可没；邓芝之辞令，于吴蜀两国之交好厥功甚伟。总之，作为东汉功臣、外戚、世家大族的文化典范，邓禹家族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