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宠姬形象的描写研究

　　摘  要：　《战国策》一书以记录战国时期策士言行为主, 但此书除记录纵横家思想之外, 还注意到了女性人物在社会中的作用, 特别是当时的政治女性, 其中尤以宠姬形象为代表, 由于她们接近权力中心, 更易于利用自身优势左右统治者的意志以达到自身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们也是在用自己的智慧或曰计谋在男权社会中进行着博弈。

　　关键词：　《战国策》; 宠姬; 郑袖; 女性文学;

　　《战国策》一书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刘向《七略》将《战国策》归入“六艺略”,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沿用了类似说法, 《隋书·经籍志》创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将《战国策》归入史书范畴, 并为新、旧《唐志》所沿用。至南宋发生转变, 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将《战国策》改入子部纵横家类, 后附其缘由“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 难尽信, 盖出于学纵横者所着, 当附于此”。晁公武生活在崇尚疑古思辨宋学背景下, 认识到其内容真实度有疑, 对于《战国策》一书的体察不可谓不深入, 此后, 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宋志》均把《战国策》划入子部。但有关《战国策》一书性质的争论并未结束, 除子部与史部的争论, 近现代学者如何晋提出资料汇编性质的说法。由此可见《战国策》一书性质定位的复杂性, 尽管其记言有夸饰、虚构的成分, 但仍有不可忽视的史料性质,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着作, 《战国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有纵横捭阖的游说策士, 阴险狠毒的阴谋家以及忠诚果敢的忠义之士等等, 勾勒出了战国时期重要的人物群像。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 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尤其值得注意, 尽管着墨不多, 但正是这些女性人物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女性人物的作用以及先秦历史散文中人物刻画手法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战国策》中涉及的女性约有三十多位, 其中还有几位是虚构的寓言形象, 按照社会阶层约略可分为贵族女性与平民阶层两大类, 而贵族女性中又可根据身份分为王 (太) 后与姬妾两类, 在对太后的描写中更多是展现出了对于国家权力的争夺, 对于内政外交的把握, 她们在这一斗争中“尚计”“崇利”, 展现了战国时期独有的时代风貌。与能参与国家政事管理的太后不同, 《战国策》中描写的姬妾对男性表现出极大的依赖性, 她们的受宠与失宠完全取决于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更令人深感悲哀的是, 除了家族或母国权势, 她们难以借用其他优势赢取君王欢心, 更多的还是以美色或巧言换得君王宠爱, 《战国策》中涉及的姬妾有郑袖、阴姬、江姬、魏美人、南后、韩美人。尽管她们有人赢得了荣宠, 有人成了权力倾轧下的失败者, 但都是男性权力的附庸和玩物, 命运的本质并无不同。

　　在残酷的后宫斗争中, 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是一位熟知后宫生存法则的女性, 她的性格在《战国策》中展现出了动态发展的变化特点, 读者可以见其经由后宫的争宠磨炼而逐渐成熟老辣, 从而看到一部宠姬成长史。《楚策二》中, 郑袖第一次作为“王之幸夫人郑袖”翩翩上场, 老道的政治家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贱于王乎?”就足以令她惊慌失措, 在靳尚鼓唇摇舌的一番分析之下, 郑袖显得毫无办法, 急切地向靳尚求教, “愿委之于公, 为之奈何?”由章末“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中的一个“遽”字, 足可见郑袖面临失宠危机时的慌乱。此章内容至此戛然而止, 不见描写郑袖运用何种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说, 是梨花带雨还是娇嗔含笑全由读者想象, 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在《楚策二》的描写中, 郑袖并不是主要人物, 而是作为靳尚、张仪的政治工具出现在读者视野中, 其在政治上还稍显稚嫩青涩, 因受宠于怀王而被政治集团利用却不自知, 一心只挂念于自己的宠爱, 展现出了患得患失的心态, 可以想象郑袖是刚入后宫不久, 深得怀王恩宠的阶段, 也因此对怀王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足以影响张仪生死大事。《楚策三》中张仪见楚王时投其所好, 提到“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的“彼郑、周之女”, 对张仪吊足胃口的描述, 楚怀王回应说:“楚, 僻陋之国也, 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比起第一次只是听到靳尚的一番假设就匆匆去找楚王, 这个阶段的郑袖显得有所成长, 但楚怀王确切的回应还是在郑袖与南后的心湖中投下了一块巨石, 让郑袖感受到了危机的来临, 这是《战国策》描写中郑袖面临的第二次失宠危机, 郑袖同样是作为政治工具烘托陪衬张仪的智慧, 无论是楚王还是南后、郑袖的反应, 步步皆中张仪下怀。虽然这两次的失宠危机都是张仪、靳尚虚构出来的, 并未对郑袖、南后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彼时二人仍“闻之大恐”, 或许正是因为二人对怀王好色与喜新厌旧的心性太过于了解, 知道此事很有可能发生, 才认为不可轻视, 甚至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但同时也暴露了二人明显的情绪外化, 才让张仪等人抓住弱点进而加以利用, 可见在政治上依旧未完全成熟。

　　经历了《楚策二》《楚策三》中的患得患失与一次又一次的失宠危机, 郑袖在目睹前朝后宫的钩心斗角与相互倾轧后逐渐变得老练而成熟, 终于在《楚策四》的描写中展现出了老辣深沉的一面。在面对楚王宠爱新人的危机时, 郑袖不仅没有像前两次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变化, 反而一反常情, “甚爱新人”, 而且将此事做得人尽皆知, “衣服玩好, 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 择其所善而为之”。这样的行为不仅让初入后宫的魏美人放下心防, 在后面对郑袖的话言听计从, 还在怀王面前赚尽口碑, 以至于连堂堂一国之君也被蒙蔽, 认为她“爱之甚于寡人”, 称赞其“此孝子所以养亲,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此时的郑袖可谓已对怀王了如指掌, 在知道楚王不会再怀疑自己后, 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谋, 一方面她取得了美人的信任, 开始看似推心置腹地给美人建议;另一方面, 则又暗暗布下死局, 只等时机成熟一切便可水到渠成, 面对楚王时的吞吞吐吐与欲言又止更是事先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郑袖步步为营的计划之下, 初涉后宫的魏美人自然难逃杀机。表面上看楚怀王是一国君主, 决定着生杀大权与后宫宠爱, 实际上却是被郑袖玩于股掌而不自知。如果说前两篇郑袖还是作为不够成熟的政治工具出场, 至第三篇, 则成了以郑袖毒杀美人为主题的专题小说。在对郑袖的动态描写上, 三篇呈线性递进关系, 第一次是靳尚设局而郑袖中计, 第二次是郑袖闻怀王言而入张仪局, 第三次则是在亲身经历楚王移情他人后不动声色地主动出击, 直置对方于死地, 三部分层层深入, 呈现出了郑袖在后宫争斗中的成长史, 同时又前后呼应, 彼此照应, 正是因两次前事的铺垫, 才使得“魏王遗楚王美人章”中郑袖对怀王心思拿捏的恰到好处显得顺理成章。

　　如果我们仅看“魏王遗楚王美人章”, 会因郑袖心机之深沉, 计谋之周详而不寒而栗, 认为她是一个狠毒狡诈的女人, 但纵观郑袖的成长史, 看到她在第一次危机中的惊慌, 第二次危机中的惶恐, 我们就会想到此时的郑袖或许已在后宫政治中经历了几番沉浮, 或许也曾有过被人陷害而侥幸存活的危险时刻, 她最终成长为一个甚至狠毒的女人乃由生存环境所迫, 其所作所为也有堪怜之处, 也有不得已之情状。我们甚至难以对这样一个不动声色就借刀杀人的女人产生恨意, 因其也同样是后宫争斗的受害者, 而在这三章中涉及的南后、郑袖、魏美人既有后宫宠姬阶层的共性, 同时也都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令人过目难忘, 如郑袖者不仅不是策士与谋臣的陪衬, 反而因展现出了自觉争取生存空间的女性意识而大放异彩。

　　在史书的描写中, 女性形象并非是主要角色, 但诸如宠姬、王 (太) 后因其居于王宫具有特殊身份而对朝野政治产生影响, 甚至左右君王意志, 从而走进了后人的视野。郑袖与南后均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使张仪得以存活以及如其所期得到赐金。对于这些女性来说, 后宫就如同她们的权谋场, 她们在后宫中利用自身优势与其他女子进行博弈以期达到自身目的, 与策士谋臣们游走各国游说君王以显声名赢权利其实是相似的, 但对于这种工于心计的女性却往往评价不佳, 她们的争强好胜被认为是挑起了后宫争斗甚至是影响了前朝安定, 并因此受到否定。这种因女性而引起的历史事件在先秦散文中有很多记载, 如《战国策·秦策五》中秦公子异人借华阳夫人得以回国继位, 《左传》中萧同叔子笑却克而引发两国之战, 再如《国语》中之骊姬乱晋, 这些女性虽然在历史记载中着墨不多, 但在史家的叙述中却成了推动历史事物走向的主导者, 甚至是两国之战、国家衰亡的罪魁祸首。从史书着墨的细微之处可发现作者隐含的情感传递, 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 “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以历史中活动着的人的所作所为, 阐发作者褒善惩恶的态度, 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资后人借鉴”。在宠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后是一整套男性话语体系, 而由楚怀王宠郑袖、晋献公信骊姬所导致的国家衰亡也在暗示着美人乱政、女色误国的先验命题。

　　“红颜祸水”是一个世界性的故事类型, 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故事与神话中, 在西方经典《圣经》中, 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就是因为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 人类由此背上“原罪”的罪罚, 女性更是被视为罪恶和灾难的渊薮;古希腊神话中, 绝色美女潘多拉利用魔盒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害;《荷马史诗》中最美的女子海伦更是引发希腊联军和特洛伊长达十年的战争。而在中国, 这一命题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尚书·牧誓》记载武王牧野宣誓, 列举封王罪状时说:“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 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女子祸国之名由此而始, 历代君王更是以三代亡于女祸为人君之戒。《诗经·小雅·正月》记:“赫赫宗周, 褒姒灭之。”《诗经·大雅·瞻卬》曰:“哲夫成城, 哲妇倾城。懿厥哲妇, 为枭为魄。妇有长舌, 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 生自妇人。匪教匪诲, 时维妇寺。”皆是讽刺周幽王宠爱褒姒以致亡国, 甚至将罪责归于褒姒。周代之后女子祸家亡国的论调就充斥于历代史书之中, 并作为一种权威观念成为统治者治国理家的经验教训。“女人祸水”观念在历代史书中根深蒂固, 在男权主导的史书书写中, 相对于将推过于君主, 朝代更替之时以女性为替罪羊似乎是一个更容易的选择, 妹喜亡夏、妲己灭商、褒姒断周、飞燕祸汉、贵妃乱唐、陈圆圆亡明等书写皆是如此。

　　石昌渝先生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一书中说:“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着作上承神话, 下启小说, 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后代在继承“红颜祸水”观念的同时也将这样的历史书写延续到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直至唐传奇《莺莺传》中我们仍可看到这样的论调, 为洗脱自己始乱终弃的罪名, 或曰为自己在心理上找一个更可以接受的借口, 张生对莺莺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 不妖其身, 必妖于人。 (下转第171页) (上接第154页) 使崔氏子遇合富贵, 乘宠娇, 不为云, 不为雨, 为蛟为螭, 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 周之幽, 据百万之国, 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 馈其众, 屠其身, 至今为天下戮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 是用忍情。”明代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也直言“女色从来是祸根”, 在男权书写的女性评价体系中, 男性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 其对象也在不断扩大, 由宠姬形象导致的国家灭亡推及至普通男女爱情中, 但都是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作为他们的挡箭牌, 其中不仅没有女性申辩的机会, 更鲜少有女性直接言说的记载, 在史书书写中, 女性群体几乎是集体失语的。

　　与“女色误国”“红颜祸水”相对应的, 还有对贤妻良母女性形象的褒扬与肯定。借此, 男性借性别优势与话语权力在历史话语书写体系中树立了符合自己期待视野的女性形象, 维护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统治权威需要。

　　总体来说, 《战国策》中的宠姬形象是先秦文学中刻画的较为成功的女性形象之一, 因其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这一类人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战国策》中的宠姬形象描写也同样可看作是先秦历史散文中女性文学书写的一个缩影, 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印迹, 并逐渐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当中。她们的故事被不断重写, 对后世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足的内容和素材, 开启了女性文学书写的源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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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何晋.《战国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魏颖.性别视角中的女性形象与文化语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张蓉.《左传》贵族女性问题初探[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