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
摘 要：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典范，自唐宋以来，他独特的个性魅力和诗文创作备受瞩目。同时不难发现，陶诗处处洋溢着任真自得的人格美，物我交融的意境美，以及质而实绮的语言美，这些审美特质不仅构成了陶诗独特的艺术特色，而且在当代极具审美价值。
关键词： 陶诗; 人格美; 意境美; 语言美;
陶渊明留存于世的诗歌仅百余首，但不可否认他是文学长河中璀璨夺目的明珠，钟嵘《诗品》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295，苏轼《与苏辙书》也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2]35陶渊明之所以能够享誉文坛，与其诗歌蕴含的独特审美特质不无关系。他的诗歌蕴含了任真自得的人格之美，物我交融的意境之美，以及质朴自然又意味深厚的语言之美，这些构成了陶渊明诗歌独特的艺术特色。
一、任真自得的人格美
陶渊明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他固穷守节、清高耿介，是后世文人的精神模范。而“真率”是陶渊明人格精神的底色，正如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评价的那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2]33
1．质性自然，抱朴养真。
抱朴养真是陶渊明对其人格精神的自觉追求。《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明确表达了这种人生追求：“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同时，陶渊明《劝农》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更是表现了他对上古社会自给自足、质朴真淳生活的向往。陶渊明的任真自得，是他对老庄“自然”哲学的继承与实践。老庄之“自然”是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而然的、本来如此的生命状态，人应该顺应自然的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即表明他对天然本性的追求。
陶渊明对任真自得人格精神的追求不仅挥洒在诗文中，更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饮酒的趣事：
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欲醉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3]2287
陶渊明嗜酒，无论远亲还是近邻造访，他都会设酒招待，如若大醉，则率性离席而眠，毫不忸怩造作，甚至取头上葛巾漉酒，其真率可爱于此可见一斑。陶渊明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被后世文人大加赞赏。南朝萧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发现陶渊明之人，他曾编《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在《陶渊明传》中，萧统对其人格精神推崇备至：“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2]7自此以后，“任真”成为各代文士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共识，如王维《偶然作六首》其四：“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再如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我欲醉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则是直接化用陶渊明醉酒的典故，足见后世文人对陶渊明真率性情的欣赏。
2．摒弃伪我，回归真我。
对生命本真状态的追求和向往，则意味着对伪饰的社会现实的摒弃与疏离。魏晋时期以清谈为尚，士族名流不谈国事民生，专谈老庄玄理，谢安、王羲之等均是引领时尚的清谈大家，王羲之虽然偶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清醒认识，但是并不能扭转天下清谈的虚浮风气。《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清谈的彬彬之盛：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4]
王徽之在任职桓冲骑兵参军期间无心政务，不涉实事，在桓冲询问政务时一无所知而凭机警巧妙化解，世人以此推重其清贵。王徽之的不涉俗事正是当时清谈风尚的体现。
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明确批判了这种社会风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即痛惜真淳自然之风的消失，控诉虚伪矫历之风的盛行。正是不愿与世逶迤，陶渊明才多次辞官，史书载之“不堪吏职”，即不能忍受官场的虚伪作风。辞去彭泽县令，最终回归田园，是陶渊明反对虚浮现实、回归本真性情最有力的明证。《宋书·隐逸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3]2288可见，陶渊明本性之“真”，与当时社会普遍之“伪”格格不入。由此不难理解，陶渊明时仕时隐的人生历程看似充满矛盾，实则正是他对腐朽社会现实的不满而对真淳本性的回归。同时，归田之后的陶渊明亲自劳作、躬耕自给，与当时不务俗事的清谈之风亦大不相同。可以说，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即是摆脱世俗熏染的“伪我”、回归“真我”的过程。
3．率性自得，风流典范。
陶渊明的天真自得使他的人生充满了诗意化，同时又使他的诗歌处处充满生活化。“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是他对禾苗初生、期待丰收的喜悦；“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是他对邻里和睦的欣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责子》），是他对五个孩子皆平庸的豁达；“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是他对农耕艰辛、收获微薄的辛酸；“有志不获骋，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是他对岁月蹉跎、宦仕不达的遗憾。陶渊明的诗句大抵类此，毫不伪饰地展示了生活中的悲喜。
他甚至将自己乞食的落魄经历毫不伪饰地写进诗歌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因饥饿而上街乞讨，因自尊心而口讷辞拙，这首《乞食》诗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晚年的贫困生活，也真实地反映出他朴拙真率的个性。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即在于此，后世文人赞赏陶渊明，并非因为他“浑身静穆”、不食人间烟火，而在于他不离人事人理，符合人性人情，道出了人类共同的感受、困惑、愿望。陶渊明对于不得意的贫困生活并没有粉饰，而是真率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梁启超对此评价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接触的，就是陶渊明。”
要之，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袁行霈《陶渊明与魏晋风度》中将这种人格美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而陶渊明与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王羲之等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此，即纯任自然地流露本性，毫不伪饰对真情的向往，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成为魏晋士人人格追求的美学典范。
二、物我交融的意境美
陶渊明热爱自然，他在《归园田居》其一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与子俨等疏》写道：“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大自然中的绿树、飞鸟、清风，赋予了陶渊明无尽的喜悦、恬静、安详，因此他在诗文中反复书写对自然的喜爱与眷恋，普通的日常生活在他的笔下也处处流露出生机与诗意，彰显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化境。
1．田园躬耕，自然美妙。
艰辛的躬耕生活在陶诗中显得无比充实和美妙。自41岁辞彭泽县令至62岁终老，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使陶渊明的身心完全与田园自然融为一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苦劳作，“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耕种体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邻里温情，在他笔下无不化为美妙的诗句。再如《时运》其一：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在和煦的春风中，诗人身着春天的服饰，于东郊踏青赏景。清风徐来，云雾尽散，诗人抬头望到天边一抹淡云，低头又远眺新发的嫩禾随南风摇动。这首诗用简朴的语言、开远的视角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优美、宁静的野外春景图。开头用叠词“迈迈”和“穆穆”，奠定了意境悠远、平缓宁和的诗歌基调，使诗人情绪与景色氛围处在同一韵律之上。诗人用超然的视角凝视着山、雾、风、新苗，在感受自然“心跳”律动的同时，诗人达到了“我于自然中，自然含括我”的“天人合一”境界。末句“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更体现了诗人对于炼字的熟用，新苗随风展“翼”，它在诗人心中富含人性，像诗人一样会因自由的生活而感到愉悦。新苗与诗人在这时达到了“物我交融”的状态，使我们在品读此诗时分不出何者为物，何者为人，只感受到自然之美不断涌现，心灵受到洗涤，自己也身处在诗人所营造的“物我无间”的自由之境中。
2．乡村环境，简朴真淳。
简朴的乡村环境在陶诗中尽显生态之美。陶诗中的乡村环境虽然简朴，但山青水绿、村落静谧，处处显露诗意。比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人大醉之后，信步行至东篱，篱畔的菊花开得正盛，十分可爱，诗人不禁低头采摘。偶一抬头，眼眸与矗立的南山相遇，此时远山上夕阳渐落，云霞在斜晖的映照下十分绚丽，倦鸟结伴归巢，此处的飞鸟何尝不是诗人的自指呢？促读之下，渊明与飞鸟合二为一，尽归天际悠悠云气之中，徒留读者在这交融的化境之中物我难辨。
再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笔下的村落十分简朴，面积大概十余亩的乡间宅院干净又整洁，八九间大小的乡村草屋错落而立。房檐后长着榆树、柳树，门前种着桃树、李树。俨然有序的茅草屋舍，就这样一一出现在眼前。放眼望去，不远处的村落依稀可见。正值各家做饭时分，青灰色的炊烟袅袅升起，似有若无地让人看不真切，耳边不断传来深巷中的犬吠鸡鸣。乡村环境既朦胧又静谧，它是如此平常可见，但经过陶渊明的点化后，又如此诗意盎然。
3．邻里温情，融洽祥和。
淳朴的邻里关系在陶诗中极具祥和美。陶渊明是田园生活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因此他的诗歌字里行间流露出“我”与田园的交融合一。尤其是邻里之间和谐融洽的温情，不仅融化了陶渊明，也融化了历代读陶品陶之人。
《归园田居其二》不假雕饰地描绘了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图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揭示出远离闹市的乡村野外十分僻静，既没有喧嚣鼎沸的嘈杂人声，也没有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的拥挤不堪，更没有鸡鸣狗盗的惴惴不安，这份宁静恬淡既是乡村之境的实写，更是陶渊明淡远心境的投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到了农忙时节，老农们走出半掩的柴门，互相点头问好，分享桑麻的生长情况。这哪里是一位诗人，这分明是一位背倚柴门的老农。自然淳朴的乡村生活，在陶渊明恬淡心境的映照下是如此令人动容，诗人与老农在此时已然别无二致，使人不觉置身一片祥和淳朴的境界。
三、质而实绮的语言美
陶渊明在他生前及逝后的很长时间里仅以隐士着称，他的诗文魅力，尤其是诗歌的语言魅力并未得到重视，后世文人常以“平淡自然”概括其诗，但陶诗的语言魅力远不止于此。
南朝萧统是第一个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他在《陶渊明集》中评价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2]8，笼统地指出陶渊明诗歌语言的精炼与高妙。钟嵘《诗品》推许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评以“文体省净”、“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1]296，钟嵘虽将陶诗仅列于“中品”，但已认识到陶诗的语言虽然精省纯净、不假雕饰，但是绝非田舍白话，而具有华丽、靡丽的特质。苏轼对陶诗的语言特点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35苏轼指出陶诗在表面上看起来质朴、清瘦，实则辞藻华丽、丰满。这恰恰表明了陶渊明在语言的锤炼上讲求不露痕迹、不加雕饰，这正是陶渊明的匠心之处。
1．朴素之中见绮丽。
陶诗讲求在不露痕迹的精心组织之下，创造极具美感的意境。陶渊明擅长书写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鸡犬、篱笆、菊花、豆苗、深巷、桑麻、草舍等，一切皆朴实无华，毫无奇特之处，但经过诗人的锤炼和点化，便具有吟咏不尽的韵味。
例如《时运》其一：“山涤馀霭，宇暧微霄。微风自南，翼彼新苗。”山峦间迷蒙的云雾已被初阳洗涤净尽，寰宇深处还留有薄薄一层云气。南风轻拂，新禾不禁随之舞动。一个“翼”字，使平淡无奇的田园景色生动鲜活了起来，初生的禾苗张开了翅膀一样在南风中欢欣鼓舞。又如《饮酒》其五：“釆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在包含“菊”“东篱”“南山”“飞鸟”等丰富的自然景物的同时，也散发出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采”“见”“佳”“还”等字精炼传神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悠然，仅仅二十字便描绘出一幅夕阳西下、飞鸟群回、采菊篱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妙画面，轻描淡写下尽显神韵。可见，陶诗在简单质朴的景物描写中往往蕴含着令人叹绝的灵动和绮丽。
2．平淡之中含警策。
陶诗的机警与匠心还表现在理趣之美的营造上。陶诗书写的事物虽平淡朴实，却富含情趣与哲理。例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新禾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沐浴清风、自在欣然的姿态；“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风与鸟自身没有情感，但在诗人的笔下富有情趣，也开始喜爱静谧的夜晚与清新的早晨了。再看诗人“清晨闻扣门，倒裳往自开”（《饮酒》其九），清晨未醒的他被敲门声吵起，慌张起来去开门的景象被叙述得如此充满情趣。
除了富有情趣以外，他朴实自然的语言也能蕴含引人深思的哲理。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三首》其三）等，言浅意深，令人警觉。再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归园田居·其一》）中他说自己弃官归隐是为了“笨拙”地守住自己的本性，而“拙”字又蕴含了他抱朴守真的立世态度。又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虚舟纵逸掉，回复遂无穷。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成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
陶渊明从时光流逝、草木盛衰、风雨往复的自然变化中，感悟到人生亦是有始有终、有顺有险，何不遇事达观面对它的哲理。朴实的语言讲述了时节之变，也透出了陶渊明豁达乐观、看淡生死的人生观。陶渊明真是一位能通过朴实自然之语来表真情、讲真理的一代名家。
综上所述，陶诗的语言并非“平淡自然”，恰是技艺高妙、不露痕迹而显得朴素无华，正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所说的那样：“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
四、结语
陶渊明是将自然田园作为审美对象的第一人，他以似淡而实美的语言、高妙深远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创了新天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限于其本身，而在于因文学作品所产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碰撞和延伸。而陶诗所传达给世人的不仅仅是诗歌语言的匠心独造、田园生活的美妙情境，更是天真自得、恬淡宁静的人格之美，苏轼“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2]35（《与苏辙书》）正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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