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
摘要：现当代学者对庾信其人其文的评论基本上继承了古代庾信评论的毁、誉两种观点。现当代学界对于庾信批评的毁与誉，尽管站在时代理论高度之上，运用了新的理论方法，但是在对庾信文学创作的批评过程中，仍然没有摆脱或毁或誉的两种极端观点，批评内容中许多具体意见，仍是对古代庾信评论观点的再度重复。造成这种对庾信文学批评上的周而复始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界一直没有超越基于农业文化传统而产生的重实尚用观念，以及由此决定的传统文学批评的经世致用标准。
关键词：现当代；庾信批评；毁誉；文学价值观；
作者简介：曹萌（1959-），男，辽宁建平人，教授，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秋秋（1978-），女，辽宁鞍山人，讲师，博士。；
中国近代，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度陷于低谷。学界对于南北朝时期由南入北的著名作家庾信的研究，也像古代文学史上无数杰出作家一样被搁置。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发展新文化、建设新文学之潮的到来，学界对于庾信的批评研究，也有所推进。考察现当代文人学者对庾信其人其文的评论，可以见出，这些批评意见基本上继承了古代庾信评论的毁、誉两种观点，因而外在表现上，显现出现当代的庾信批评是古代庾信评论的重复；然而值得思索的是，现当代的庾信批评已然是站在了时代理论高度之上，尤其是当代的庾信批评，更是融入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但是现当代的庾信批评，仍然体现出毁与誉的两极，无论是批评的语句还是观点的核心，仍然基本是对古代庾信评论意见的重复。有鉴于此，本文拟辨析现当代庾信批评的或毁或誉及其根本原因。
一、现代学者对庾信的批评
现代评论庾信其人其文的主要批评家有郑振铎、王瑶、钱钟书诸人。他们都适应建设新文化的时代风潮，力图从庾信的创作里淘汰掉旧的文化元素，挖掘出有助于建立新文化的建构性元素，而且以后者为主。基于这样的思想，郑振铎在批评庾信时说："（庾信、王褒）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而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像那样的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1]254这可以见出郑振铎对王褒、庾信二人入北后所创作的那些具有沉郁、刚健风格的作品是抱有高度肯定的。同时，也很容易见出郑先生是在倪璠的基础上将庾信创作前后期分别对待的，他改变了传统的对于倪璠将庾信文学的南北创作平分秋色的评价，而着重对其入北后的创作大加称赏；同时，郑先生不仅注意到了内容的变化，还将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评价，这是前人所没有认真做过的。
王瑶先生的意见与郑振铎的意见颇为近似。其区别在于前者是将庾信与另一个南朝大作家徐陵进行对比之后，再侧重于对庾信创作进行批评和评价。他说："徐庾相较，当然庾信的地位是更高的。他高出徐陵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他后半生二十多年的流离羁旅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在注重形式的文体里，输入了一点抒写悲痛的内容。"[2]151-152分析对比郑振铎与王瑶两位先生的庾信批评，尽管他们均对庾信入北后的创作持肯定的看法，但两人的肯定程度却有所差异：郑氏认为庾信的作品"美艳"而"深挚",王氏则认为庾信能在"形式美的文体里，输入了一点抒写悲痛的内容".如果结合庾信进入北朝以来所创作的大量作品看，王先生的意见显然有失偏颇，至少是不确切的。
现代学者钱钟书对庾信其人其文也有过评价，他更多的是基于"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立论的。因此，能够在驾驭庾信全部创作的基础上，既将他在南朝和北朝的文学创作区别开来，又能从内容到形式给予分别地考察，再从文学史的角度纵向并深入地予以评价。他说："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皆居南朝所为，及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 ,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至其诗歌，则入北以来，未有新声，反失故步，大致仍归于早岁之风华靡丽，与词赋之后胜于前者，为事不同。"[3]300在评价了北朝时期庾信作品之后，他接着又说："然章法时病叠乱复沓，运典取材，虽在左右逢源，亦每苦支拙，不得已而出于蛮作杜撰。"[4]1517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评价，比起前人是进步的，因为方法的严谨全面，也使得钱钟书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综合上述中国现代三位学者对庾信的评价意见，就总体倾向看，是基本一致的，虽然钱氏对庾信的创作有所微词，却也是在肯定的基础上。从共性的角度看，他们在批评上的共同点是都能做到由人及文，从史的角度入手而进入评价文学创作，所以他们既继承了晚清的批评方法和意见，又比晚清的评价全面而准确。
二、当代学者对庾信的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的评论家和学者伴随着新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将庾信批评推向一个新高度。新中国成立后，其时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和方法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以及文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随着改革开放而被引进，这些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为当代文学批评家批评庾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随之产生了一系列评价庾信的新观点。
谭正壁、纪馥华两先生在当代研究庾信上最先发轫。他们基本继承了前人关于庾信研究批评两分法的做法，但在具体评价中，他们对庾信前期创作否定得更为坚决和全面，对庾信后期的创作给予的肯定更高。两人共同撰文认为："庾信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因此他的作品内容和风格也随着这两个时期而有所不同。第一时期……写过许多内容空虚的、轻浮的、绮艳的宫体诗。第二个时期……诗赋作品的写作动机和态度可以说完全变了……读了他后期的作品，我们好像听到了一曲格调慷慨凄凉、气魄宏伟瑰丽的悲歌。"[5]9-11在这段评论里，作者虽然承袭着前人的批评意见，但却有了两点较大的突破：一方面，明确地指出因庾信生平经历不同而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前后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另一方面，则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了庾信后期创作风格的形成，即"由于他生活在北方，北方民族的豪放性格，荒凉严寒广袤的自然环境，以及北方民歌中的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朴素辽阔的意境，也都给他以极其深巨的影响"[5]14.这样，谭、纪两先生的评论，不管是论点的鲜明准确，还是论述考察范围的广阔，的确是前人所未能达到的。因此，他们的观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就被学术界视为权威性的结论。此后又有刘开扬、王毓、游国恩诸先生在庾信研究和批评轮上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但就观点意见的核心内容而言，他们大都依从了谭正壁、纪馥华对于庾信的意见和观点，或作补充，或袭承原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其时的文学批评研究领域也明显地出现了"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庾信评价上，也有所体现。如其时青年学者张可礼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的"故国之思"》一文，这篇近万言的论文中，作者首先从庾信其人入手，通过庾信南臣北仕经历的描述，说明并确认庾信"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文人".继之由人及文，认为庾信作品中的"故国之思"也是文过饰非、掩人耳目的欺人之谈，根本没有什么真情可言。继之，再以庾信的文学创作用典辞采追求太过为根据，否定了他的全部创作。考察张可礼该论文的总体倾向和他那些比较生硬决断的观点，可以见出其中极"左"思潮的影子，正是因为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才使得作为批评家的张可礼对庾信创作批评显现出武断和偏颇。溯本追源，张可礼对庾信批评的观点，其实并无新意。而是从金人王若虚和清人全祖望的观点移植而来；在论证上，张可礼又大多从政治考量出发，过分地强调阶级性，把民族之间、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矛盾当作阶级矛盾来笼统对待。张可礼这篇评价庾信的文章问世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学术界所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基本停止或被扭曲，庾信的研究也在此时按下了暂停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庾信研究得到继续。从1980年起，陆续有张明非、张锦池、顾竺、于非、葛晓音、凌迅、许逸民、孙秋克、李岚、钟优民诸人先后著文，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东海在1984年又以专著《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加入这个行列中。进一步考察可以见出，此一时期大陆学者对庾信的批评论述，其共同特点是大都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从庾信的家世来历、生平经过、创作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特色来评价和分析庾信。由于这些学者能比较成功地吸收前代人的研究成果，又大多从比较客观的社会学角度考察分析庾信及其创作，所以他们的批评观点也大多体现出客观性和历史性，张誉兮先生的意见可谓其中的代表性观点。他说："南方温和湿润的气候、清丽曼妙的景致易使诗风流丽、绮艳； 而北方的凛冽干燥、大漠秋风却往往会使诗人胸怀壮烈，诗风亦随之变得豪放、悲壮。庾信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其创作风格更是随着其所处地域空间的不同而呈现出极大的风格反差，对南北朝文学的融合以及中国文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6]23
因为时代和时代理论的发展，单纯的文学社会学角度的分析和揭示，不免会导致一定的批评盲区和考察死角。因此，"文革"结束以后，大陆诸家的观点和结论，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客观性，但就其得出结论的方法和论证过程看，又不免显得笼统和缺乏严密性，尤其是对庾信的艺术成就分析结论，更是如此。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东海的庾信研究，基本延续着晚清学者的批评模式。他在对庾信的全部文学成就概括总结时，主要基于广博的引证和全方位归纳前人观点，而在对庾信赋的研究上，又采取了大陆学者一贯的分析时代背景与赏析篇章结构的方法。更可贵的是，《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这部力作在对庾信艺术成就的分析方面，尝试性地采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即通过日本学者及作者本人挖掘的一些材料，甚至用计算机处理的材料，来说明庾信在辞采追求、声律努力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从而使他的著作在庾信研究历史上，占到了一个时代的制高点。这样，《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固然在对庾信的总体评价及采用的评价方法上，有所未逮，但在对庾信艺术成就的分析和评价上却是空前的，也能够给人以新的很好的启示。
新时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注重对庾信的代表性作品予以鉴赏。如《宿州教育学院学报》刊载的贺劼的《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从〈小园赋〉看庾信的艺术成就》，以及《扬子晚报》刊载的竺柏岳的《庾信文章老更成》等，除了几篇学位论文外，学术刊物上专门研究评价的论文则少了许多。
三、现当代庾信批评或毁或誉的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见出，现当代关于庾信的研究评价，基本上还是因袭了隋唐以来对于庾信批评或毁或誉的两个极端，亦即以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寿为代表的"艳冶""绮靡""轻险"诋毁说，和以杜甫为代表的"清新""萧瑟""老成"的赞誉说。这两种相左的观点产生以后，并行存在，相持了一千多年，彼伏此起，竟长争高，多次在某一时期出现"重复",而现当代的庾信评价仍然没有离开这个套路。对此，很多学者也试图予以解释，但语焉不详，结论未能令人满意，只有钱钟书先生对此的说明较为精辟深透。他在其《管锥编》里指出，庾信批评千余年来所以仁智互见毁誉不一，根本原因在于："好其文乃及其人者，论心而略迹；恶其人以及其文者，据事而废言，半桃啖君，憎爱殊观；一口吐息，吹嘘异用。"[4]1519-1520钱先生在这里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归结在对庾信创作的爱好与否上，认为之所以在庾信批评上体现出毁与誉的并行，主要因为批评者的艺术好尚的不同，这从我们以前的描述中即可看出，虽然不很确切，但寻根到由人及文，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在古代，由于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局限所造成的对于庾信文学批评的毁和誉，除了因为受庾信人格牵扯之外，还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有密切关系。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文化国家。农业文化表现在思想观念上的突出特征是重实尚用，这就是前代学者所说的"吾人重实际而黜幻想".这样的文化传统，也很自然地影响到对文学的评价中，使得中国人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也带有浓重的重实尚用色彩：人们往往以文学作品反映了多少真实历史的东西作为衡量创作优劣的标尺；在文学作风上，也表现为尚朴素而"不祖浮靡之气",因而对于华丽的艺术形式和文学创作中雕饰辞采，也体现出一定的排斥。正因为如此，经世致用才是文学最高的追求和评价标准。庾信的文学作品创作产生在六朝时代，其时正是中国文学史上形式主义文学最为发达的阶段，庾信又是六朝文学家中的杰出者，他的创作在形式美的方面也最为着力，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便是他在一干重实尚用传统文人学者眼里不被接受的主要原因了。所以王通、令狐德棻、李延寿这些以儒学为根基的哲学家和史学家都对他大加诋毁。因为他们使用的批评标准极为片面，也就同时给从另一方面批评庾信的学者文人留下了可以驳诘的空间，所以双方就有了不断的观点争持和对立。
进入现当代以后，虽然在批评方法上学者们除了使用传统的艺术直感的方法外，还大多采取文学社会学方法，后者作为批评方法比起艺术直感法要进步和深刻得多，但是仅用这一方法评论庾信，仍然显得简单和片面。因为文学社会学方法对于文学创作仅能作出历史的、社会方面的价值评判，而对于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内在结构、审美价值却鞭长莫及。这样，仅仅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就为其他的方法批评研究留下商榷的空间，成为造成批评意见矛盾，且不能科学地化对立为统一。这样在对庾信的评论中，出现毁与誉的简单的二元对立一直延展到当代也就是自然且为必然了。
历史对于任何人的评说，都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又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是因为每个参加这个过程的批评者，都在使用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方法，都处在他所立足的时代理论高度，对于庾信的评说也自然如此。因此，既然已经参加到评说庾信的行列中来，而且还发现了此前批评上的不足与缺憾，时代所赐予的认识能力和理论高度，就必然会推动着庾信研究者努力排除这一过程中的悖论，从而使庾信评说逐渐地体现出公正和科学，这也是必然可待可期的。
参考文献
[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2]王瑶中古文学风貌徐庾与骈体[M].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4]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谭正璧，纪馥华庾信诗赋选（序言）[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6]张誉兮。文学地理观照下的庾信创作[J].宜春学院学报，19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