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唐之前，文物有二种，一曰无形，那就是舞乐之类;二曰有形，这就是典籍之类。舞乐《兰陵王入阵曲》是北齐兰陵王之舞，又《拨头》是西域胡人之舞，为《旧唐书·音乐志》所记载。经过一千百余年之星霜，在东方之邦的日本宫内厅雅乐部代代相传，直到今天。《史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是《史记》三家注之一，为唐朝张守节撰着之书，多引用唐以前之佚书，更详于地理，又博征故实，于字句文义的诠释亦中正鹄。虽然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所刊“黄善夫本”为嚆矢，但是《正义》曾被合刻者删节以致多所散佚。幸哉，散佚《正义》在日本绵延不绝地被继承着。作为保存《正义》佚文的重要载体，惊骇世人之文物即为《南化本》。《南化本》其实就是“黄善夫本”，这部《史记》三家注最早的合刻本在中国久已佚亡，仅在舶来日本后传存而已。日本室町时代(1338—1573年)有一位临济僧，其名曰“幻云”，幻云在“黄善夫本”框廓外面，以墨笔转抄了大量的《正义》佚文。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黄善夫刊本《史记》，作为《集解》、《索隐》、《正义》的三注合刻本，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版刻本，被称作《南化本》。《南化本》这一名称，最初出现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后期大岛贽川的《博士家本史记异字》一书中，其命名据说出典于释南化玄兴旧藏的古书记载。《南化本》这一名称在现代中国的古代史研究者以及《史记》研究者的论文着作中仍被广泛使用。
《南化本》的价值所在，不仅体现在其版本的罕见，而且更为珍贵的是在印本文字框廓内外用毛笔添加的大量《史记》正义佚文，这样的“添写批注”在普通刊本中是无法看到的。这些“校记·填写”的绝大部分，主要是由月舟寿桂，即释幻云(1460―1533年)及其门下弟子在将三眼线装本改装为四眼线装本的过程中添加的。幻云等人进行的这些“添写批注”，根据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为方便起见，暂将其称为A、B、C)。
A．藤原英房(日本南北朝时期，即1336—1392年)整理的史料，以及藤原英房(1292—1348年)个人的《史记》论说。
B．释灵元(室町时代中期)之后可见的大量《史记正义》佚文和释栴室的私人点评。
C．释幻云(室町时代后期)及其门下弟子补充附加的新史料。
其中，A和B的“添写批注”，是幻云等人将底本《栴室本》的史料批注直接誊写后编纂而成的，剩余的C则是幻云等人从其他典籍中引用的部分。
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校记与填写”工作，幻云将舶来日本时的《史记》三眼线装本宋版纸(24厘米×15厘米)首先粘贴到大幅的和纸(约33厘米×22．5厘米)上，然后再改订成为四眼线装本。因此，幻云等人的“添写批注”工作，是将原本宋版纸的内容剪贴到大幅和纸上、在经过改装的基础之上进行实施的。
关于“改装前的收藏者是谁”的问题，在《史记》宋版纸上盖有“水光/邱(卯)青”印章的人物已被证实确有其人，然而书中似乎并没有增附标点以及“校记与填写”的痕迹。另外据证实，“南化本”中还出现了距离幻云逝世(1533年)后五十多年、近世初期的“校记与填写”。这些批注主要是对凌稚隆的《史记评林》(1576年出版?)以及李光缙的《增补史记评林》(1577年出版?)等典籍的抄录引用，但数量极为有限。由幻云等人改装并进行“添写批注”的黄善夫刊本《史记》，即《南化本》，此后经过释南化玄兴(1538—1604年)及直江兼续(1560—1619年)等人的传播，被米泽藩主(诸侯)上杉氏一族代代传承下来。以下，将对《南化本》A—C的“添写批注”进行详细解说。
二、《南化本》:包括了“添写批注”A和B的《栴室本》系统本《史记》
作为《栴室本》系统本《史记》的《南化本》包括了“添写批注”A(藤原英房编辑的史料以及藤原英房个人的《史记》论说)和B(释灵元之后可见的大量《史记正义》佚文和释栴室的私人点评)的《栴室本》系统本《史记》。所谓的《栴室本》，指的是室町时代后期，《桃源史记抄》的着者释桃源瑞仙(1430—1489年)在其着作的《龟策列传》卷末称誉为“广收本邦名儒博士诸家之史记论说天下佳本”的《史记》文本。该《栴室本》，是以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忠臣藤原英房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彭寅翁刊本上施行的日语读法注解以及先儒和博士家所作的《史记》说的加注为基础，在另外的元彭寅翁刊本上重新追加补充室町前期的南禅寺听松院的释灵元(听松村庵)从中国传来的被认为《史记正义》的单注本的佚文校记的文本。该文本曾为释灵元所藏，后来移转到释栴室(心华和尚)手中。释栴室为见识并收藏该文本的第三人，因此这也就是该文本被称作《栴室本》的由来。虽然《栴室本》原书现在已经下落不明，然而包含着对直接誊写《栴室本》“添写评注”和训读标点进行宗旨说明内容的《史记》却意外地保存在《龟策列传》的卷末部分得以流传至今。那就是狩谷棭斋旧藏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元代彭寅翁刊本(以下简称“棭斋本”)，而且，与“棭斋本”带有同样“添写批注”的《史记》，包括《南化本》在内，实际上存在着多个版本。我们将这些都统称为《栴室本》系统本《史记》，现列举如下:
①释月舟寿桂(幻云)·释南化玄兴·直江兼续·上杉治宪氏旧藏，现为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黄善夫刊本(南化本)②释寅闇·枫山文库旧藏，现为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元代彭寅翁刊本(枫山本《释寅闇甲本》)③释寅闇·狩谷棭斋旧藏，现为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元代彭寅翁刊本(棭斋本《释寅闇乙本》)④三条西实隆据元代彭寅翁刊本的手抄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三条西本)⑤伊佐早谦旧藏，现为庆应义塾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彭寅翁刊本(伊佐早本)⑥释梅仙据元代彭寅翁刊本的手抄本，建仁寺两足院收藏(梅仙和尚本)⑦崇兰馆旧藏，现为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彭寅翁刊本(崇兰馆本)⑧狩野亨吉旧藏，现为东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庆长刊八行有界古活字印刷本(狩本)关于《栴室本》系统本《史记》的“添写批注”，由于个人藏书时代的资料和其后传抄者抄录的附加史料存在差异，因此必须依据内容的不同分为两类(A，B)。然而，《南化本》与《栴室本》系统其他的文本不同，由于释幻云在“添写批注”中加入了《栴室本》以后的大量新史料C，于是需要在分类中再追加一类，此类将在后面加以说明。所以，总而言之，在《栴室本》系统本《史记》中进行的“添写批注”，可以分为如下所示的两个部分。
A．藤原英房整理的史料，以及藤原英房个人的《史记》论说。具体包含以下史料:
一是南北朝时期的藤原英房根据平安(年)博士学者的诸学说展开的史记论说中所涉及的有关本国《史记》接受情况的历史资料。
二是具有普遍权威性的“施行”训读标点。
三是对中国三国时期蜀国谯周的《古史考》以及晋朝孔衍、庐藏用注的《春秋后语》、南朝梁时邹诞生的《史记音》、唐朝刘伯庄的《史记音义》及陆善经的《史记注》等六朝以前及隋唐以前具有代表性的佚书的引用。
B．释灵元(日本室町时代中期)之后可见的大量《史记正义》佚文和释栴室的私人典藏。
此类为三注合刻之际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中一千多条被删节掉的大量佚文。
据认为，以上史料A和B中的“添写批注”，其内容是幻云等人使用的底本《栴室本》中早已被前人“添写批注”过的部分。其中，A的部分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忠臣藤原英房在以元代彭寅翁刊本为底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添写批注”。尽管藤原英房使用的文本现在早已失传，然而根据被认定为其手抄本的《英房史记抄》一书所援引的三家注(《集解》、《索隐》、《正义》)的特征分析，其底本应为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而且，在正文的异本校记中使用了古抄本《史记》的说法也已被水泽利忠博士加以确认。
《栴室本》系统本《史记》中A部分的添写批注与《英房史记抄》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英房史记抄》中《夏本纪》和《项羽本纪》尾页部分的英房识语中，可以分别看到丁亥的干支纪年和太岁纪年的龙集强圉，而这些年份与《栴室本》系统本《史记》之《封禅书》和《太史公自序》尾页上显示的戊子年以及着雍困敦的前一年恰好吻合，据此可以推断，两书的底本应该是藤原英房在1347年至1348年之间使用的同一本私人藏书。
接下来，将针对B部分，即大量的《史记正义》佚文展开论述。在将被认为在抄录过程中由英房本人对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进行过添写批注的《英房史记抄》和直接誊写(誊抄)了英房添写批注内容的《栴室本》系统本《史记》进行比较的时候，可以清楚地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其症结就是在对待《史记正义》佚文存在与否的问题上，据说两者中唯有《栴室本》系统本《史记》一方承认佚文的存在。
《史记正义》是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守节对《史记》的注释书，根据该书的序文介绍，全书原本是由30卷构成的。然而，由于《史记正义》的单注本失传已久，因此只能以删节、改写、省略的形式出现在南宋黄善夫刊本、元代彭寅翁刊本等《史记》三家注的合刻刊本中，而内容则仅仅停留在对其概要的简单介绍阶段。这样，在英房所处的时代(约1348年)，作为三家注合刻刊本的《史记正义》只可能以删节、改写、省略的形式传入日本，正因如此，被公认为《史记正义》佚文基础的《史记正义》单注本并未传入日本这一推测应该可以得到基本的确定。
《史记正义》佚文在日本的突然出现，从时间上来看，是元代彭寅翁刊本流入日本的室町时代中期释灵元以后的事。由于当时中国正值将散失的典籍进行搜集整理再以刊本形式宣布传播的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必须考虑到《史记正义》单注本以某种形式舶来日本的可能性。其中的一种解释为:释灵元使用据认为属于其本人所有的《史记正义》单注本，在标有英房识语的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印纸上，用墨笔对与三家注合刻本所引用的《史记正义》内容互不重复的《史记正义》佚文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添写批注，与此同时，还在与三家注合刻本引用的《史记正义》互相抵触的地方做了异同的注释。释灵元的个人藏书在成为释栴室(心华和尚)的收藏之后才得以宣布于世，因此被后世称为《栴室本》。然而，在该版《栴室本》中加入的“添写批注”，之后又被其他的元代彭寅翁刊本及南宋黄善夫刊本加以转抄，于是就诞生了这里所说的《栴室本》系统本《史记》。
关于以“添写批注”的形式在日本保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史记正义》佚文，泷川龟太郎博士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正义佚存》。泷川《史记会注考证》卷十所收《史记总论》之“史记正义佚存”条云:
书肆发现了卷下，其后十余年之星霜过，史记正义研究会在泷川博士旧宅之梁上发现了卷上。水泽利忠博士亦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等着作，对添加批注在古刊本及古活字印刷本内的大量《史记正义》佚文进行了收录，共收录佚文一千六百四十余条。这在日本的《史记》研究史上也堪称是一项最大的业绩。此后，笔者继承了泷川和水泽两位博士的研究，在《史记正义》佚文的来源及其系统的问题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我调查的结果证实了《栴室本》中之“添写批注”是《史记正义佚存》二卷最初底本的可能性。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可以参照《史记正义研究》(水泽利忠编纂1994年汲古书院刊)中收录的《史记正义佚存订补》(小泽贤二撰)一文。《史记正义》佚文中包括了订正《史记》错误部分的《古本竹书纪年》佚文等内容，着实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
三、《栴室本》的原貌和内容
“栴室本”《史记》是进行了“添写批注”处理的元代彭寅翁刊本这一论断，可以从以下的三个论据中获得理论支持。
1．从《南化本》缺页补抄(补写页)中发现的作为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的“栴室本”《史记》在《栴室本》系统本《史记》中，属于南宋黄善夫刊本《史记》的仅有《南化本》一种，其他的均为元代彭寅翁刊本(或者是其刊本的手抄本，或援据彭寅翁刊本系统的古活字印刷本)。可是，该类《南化本》中还有二十几页补抄(补写页)的部分，而这些补抄(补写页)并非全部出自南宋黄善夫刊本。正如前文所述，该书原本是帖装本，在幻云时期为了添加批注的方便起见，才将大幅的和纸衬在原来的纸张之下改订为线装本(袋缀本)的。在这一过程中，黄善夫刊本原来的宋版纸张也许由于虫蚁鼠患的蛀咬而遭到了损坏，因此并不排除在另外的纸张上补写其损毁部分内容的可能性。然而，在进行改装的时候，包括黄善夫刊本“目录”尾页“木记”在内的十几页内容已经缺失，幻云等人为了弥补其缺损的部分，于是又依据黄善夫刊本之外的其他版本进行了补写。而这里所说的其他版本指的就是元代彭寅翁刊本。长久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黄善夫刊本的木记中有多处补抄(补写)了元代彭寅翁的木记部分，而水泽博士对于书中的补抄(补写页)部分却做出“从字体的前后统一这一点来看，应该都出自黄善夫刊本”的结论。
但是，如果实际依据先前《栴室本》系统本《史记》彭寅翁刊本系列的四个版本(②③④⑧)以及同属黄善夫刊本的另一版———狩古棭斋求古楼旧藏本(以下统称为“求古楼本”)来对《南化本》补抄(补写页)的二十几页内容进行探讨的话，不难发现某些如表中所示的特征。黄善夫刊本的影印本(百衲本)《史记》是以“求古楼本”为主、缺损部分参照《南化本》进行补充的基础上影印而成的，然而在影印的过程中，对《南化本》彭寅翁刊本的摘录补抄，存在着多处张元济模仿黄善夫刊本刻页笔迹进行修改的痕迹，希望读者能事先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尽管参照了《南化本》和“求古楼本”两部《史记》，黄善夫刊本的缺页部分也并未被完全补齐，因此在判定原出处为黄善夫刊本的时候，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黄善夫刊本覆刻本的明代王延喆刊本。
如上所述，“南化本”的补抄部分(补写页)之中，能够明确认定系根据元代彭寅翁刊本进行的补抄部分(补写页)有十页左右(参见《国宝史记(十二)》所收小泽贤二《南化本史记解说》，1998年汲古书院刊)。而其补抄(补写页)中有一部分内容，不是将元代彭寅翁刊本原本或其手抄本上的文字异同校注作为“添写批注”直接进行的誊写，而是以彭寅翁刊本为底本、在依照“添写批注”的注释做过文字修改之后抄录而成的。这一论断，在与直接加注于元代彭寅翁刊本或其抄本的其他《栴室本》系统本《史记》版本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得到明确的证实。被视为原始补抄底本的元代彭寅翁刊本中竟然已有人进行过“添写批注”，这一意外事实的发现的确极其令人回味。
不仅如此，如小泽贤二前揭书所示，在被认为是黄善夫刊本的补抄(补写页)部分，还有用墨笔标注的“小板”字样，这是彭寅翁刊本的异本标记，幻云等人曾经大量使用过彭寅翁刊本的事实也由此得以确证。这样，关于《南化本》即黄善夫刊本的木记部分为什么会补抄了元代彭寅翁刊本木记内容的这一问题，其答案就可以简单归结于《南化本》的底本是同为三注合刻本的《栴室本》这一原因上，而围绕木记的各种疑问也可以由此得到一并的解答。另外，被称为《南化本》的宋刻黄善夫刊本《索隐后序》中的多处部分虽已残缺不全却几乎没作补写，这也成为在栏外添加标注的《南化本》是以未收录《索隐后序》的元刻彭寅翁刊本为底本这一论断的有利佐证。
2．得到《桃源史记抄》确认的《栴室本》认定“栴室”确有其名的文献，是抄录了桃源瑞仙《史记》讲义的《桃源史记抄》以及由释寅闇将《栴室本》的“添写批注”誊写(移抄)至其他元代彭寅翁刊本上编辑而成的“棭斋本”。这两部书在《龟策列传》中都提到了栴室的名字，如笔者将在后面论述的那样，提及的原因应该是受到《栴室本》之《龟策列传》卷末部分墨笔标注的、认为栴室《龟策列传》
晦涩难懂的意见影响所致。根据《桃源史记抄》上的文字异同分析，水泽博士经过考证认定:桃源瑞仙当时使用的《史记》版本应为元代中统二年(1261年)《集解索隐》二注合成本的段子成刊本;不过水泽博士也承认，实际上《桃源史记抄》中也引用了《正义》注释以及博士学者的《史记》论说。也就是说，援引的《正义》注释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的注释中都已有记载，而将其排除之后，仅有四条剩余的部分是在所谓《栴室本》系统本《史记》的栏外部分看到的《正义》佚文。而且，博士学者的《史记》论说也同样可以在《栴室本》系统本《史记》的栏外注释中见到。当时桃源瑞仙所使用的底本是《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史记》，如果没有参照其他的《史记》文本，道理上是无法掌握合刻《正义》注释、《正义》佚文以及博士学者的《史记》论说的。而包括博士诸家《史记》论说在内的这一《史记》文本，除了桃源瑞仙在东福寺亲眼见过的、被誉为“广收本邦名儒博士诸家之《史记》论说天下佳本”的《栴室本》之外，决不会有第二种可能;从《正义》注释中异同文字的性质来看，所指的底本也必然是元代的彭寅翁刊本《史记》。因此，桃源瑞仙亲眼看到的“栴室本”《史记》，应该是在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上加入“添写批注”后的文本。
3．从其他《栴室本》系统本《史记》中窥见的“栴室本”《史记》原貌 桃源瑞仙在《桃源史记抄》中曾经提及，“栴室本”《史记》的文本原本收藏在东福寺内，但《栴室本》在应仁之乱以后去向不明，所以已经无法看到了。然而，应仁之乱前后“栴室本”《史记》一直保存在东福寺的事实，通过多本《栴室本》系统本《史记》的墨笔识语已经可以清楚掌握。而其中的根据之一，在三条西实隆依照元代彭寅翁刊本抄录的书中可以窥见。该抄本由实隆亲笔书写，其子公条誊写了训读标点部分，根据《实隆公记》的记载，抄写的底本《史记》果然是实隆从东福寺借出的。该抄本的底本正是“栴室本”《史记》的这一推断，可以从前面的《英房史记抄》中得到论据支持;而抄本的出处为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的这一事实，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栴室本》属于元代彭寅翁刊本这种说法的说服力。
从以上列举的三项论据分析，应该可以推定:所谓的《栴室本》就是在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的页面上进行过大量《史记正义》佚文“添写批注”的《史记》文本。而添注在《南化本》上之大量《史记正义》佚文，追本遡源则正是所谓的《栴室本》也。
在考古学上，最近中国取得了显着成绩，此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出土文物之贡献。很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经常征引日本传存《史记正义》佚文所引之《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因为《古本竹书纪年》正是久已失传的古代中国的最重要文献之一。日本与中国乃一衣带水之邻邦也，互相提供文物研究的情报，当能解决历史上之诸多疑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