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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与《金瓶梅》创作比较与对立(2)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5-08-18 共5721字

  
  《金 瓶 梅》 对 《水 浒 传》 等 前 人 作 品 的“扬”,即对成书方式的发扬、保留和继承,否定中的肯定,具体表现如下:

  1. 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例如: 保留了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制; 保留了话本小说的引诗入话; 保留了很多话本小说的说话人用语: “看官听说”“话分两头” “评话捷说”等等; 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诗词、韵文; 以曲代言、用快板代言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当然是评话的特征。从形式上看,《金瓶梅》就像话本。难怪不少研究者把它看作是“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

  2. 保留了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小说中移植创作素材的传统。在拙着 《金瓶梅素材来源》中,笔者用 30 万的篇幅 ,考证了 250 多个金瓶梅素材来源问题,大体是: 移植话本的文字 20 多处;移植戏曲的文字 20 多处; 移植散曲、时调小曲 60多处; 移植小说 ( 包括 《水浒传》 《如意君传》《百家公案全传》等) 的文字 60 多处; 移植前人诗词 10 多处; 其他性质的文字移植 80 多处[1 -2].

  这些都是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金瓶梅作者应用得十分娴熟。

  《金 瓶 梅》 对 《水 浒 传》 等 前 人 作 品 的“弃”,即对成书方式的抛弃、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具体表现如下:

  1. 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创作过渡。 《金瓶梅》否定了艺人创作,开启了文人创作的风气之先。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从前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联缀、拼集向面向社会撷取创作素材过渡。《金瓶梅》虽然移植了前人作品中的大量文字,但相对于一部百万字的大书而言,仅占百分之十几而已。而其主体故事情节,众多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作者的创作。

  《金瓶梅》实现了从 “艺人集体创作”向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的过渡 ( 所谓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是指作品是文人创作,但依然沿用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方式,依靠移植、借抄前人的不少作品而成书) ; 《歧路灯》( 《红楼梦》) 则完成了从 “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向 “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过渡。

  从 《金瓶梅》到 《歧路灯》,即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同样是个扬弃的过程。《歧路灯》彻底否定了 “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的形式、体制、规范; 彻底否定了用前人作品加以联缀、拼集或移植、借用的创作手法,实现了完全面向社会,从社会中撷取创作素材( 而不是从前人的作品中移植、借抄) ,反映社会、表现社会的创作宗旨、创作规范。在小说艺术美学方面,《歧路灯》继承了 《金瓶梅》的优良传统,并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歩。由此可见,《歧路灯》是一部 “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一大飞跃。

  下面我们对 《水浒传》 《金瓶梅》 《歧路灯》三书的成书方式作一个小结:

  1. 就创作主体而言,《水浒传》 是艺人集体创作;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 《歧路灯》是文人创作。

  2. 就作品的形式特征而言, 《水浒传》 充分体现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金瓶梅》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歧路灯》抛弃了话本的形式特征( 还有些残余痕迹) .

  3. 就创作素材来源而言, 《水浒传》 是前人作品的联缀拼集; 《金瓶梅》是较大规模地保留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并开始直面社会大量撷取创作素材; 《歧路灯》是彻底抛弃对前人作品的移植、借抄,完全直面社会撷取创作素材。

  4. 就成书特点而言,《水浒传》 是艺人集体创作; 《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 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 ; 《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

  5. 就作品属性而言,《水浒传》 是话本 ( 话本的联缀拼集加工) ; 《金瓶梅》是拟话本 ( 文人“模拟话本”的产物,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 ;《歧路灯》基本上是近代型小说。

  我们说 《歧路灯》是 “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但不等于说它完美无缺,它仍然有模拟话本创作的痕迹。有研究者指出, 《歧路灯》与 《型世言》有很深的渊源。《歧路灯》与 《型世言》第十五回故事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且许多细节也相似或相同。《歧路灯》第二十九回与 《型世言》第二十七回的故事情节相似,且有的细节描写也颇为相同。因此,可大体推定李绿园以《型世言》第十五回作为 《歧路灯》故事的直接渊源或者是蓝本,同时,也借鉴了同书中的其他故事情节,敷衍成了自己的小说[3].还有, 《歧路灯》写孔慧娘之死的情节与 《金瓶梅》写李瓶儿之死的情节,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任何新事物对旧事物而言,具有质的区别。但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新的事物是没有的,它依然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事物的痕迹。这就是 “扬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对小说写 “性”的认识之比较

  小说能不能写 “性”与怎样写 “性”,两书作者的思想观念是绝然相反的。李绿园直斥 《金瓶梅》为诲淫之书,在 《歧路灯自序》中说: “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在第 90 回中,作者借他人之口说 “但坊间小说,如 《金瓶梅》,宣淫之书也。……杀却天下少年矣”.李绿园在 《歧路灯》中有很多处,或夫子自道,或借人物之口,怀着无比的仇恨抨击 《金瓶梅》写性 ( 如第 11、19、24、58、90 等回) ,言词之激烈非同寻常。

  《金瓶梅》以大量的篇幅写 “性”,作者的创作命意是写性,题材、主题都是写性。它是一部性小说。《金瓶梅》大写特写性,到底有没有价值?

  在常人眼里,性小说是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产物,毫无价值可言。但作为性小说之一的 《金瓶梅》,则有非同凡响的重大价值。

  《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 《浪史》 《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等性小说,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专写性交媾,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都谈不上。 《金瓶梅》则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性,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 而不是专写性交媾) .《金瓶梅》开创了与它那个时代相适应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其突出贡献,就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表现这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 “食、色性也”,食与性是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两大基本活动。性、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金瓶梅》写性、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勇敢地向人们生活中最隐秘的深处挺进,这无疑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

  如果我们从性学角度来考察,它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一、由于它写性的全面性、多层次、多角度性,且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它几乎涉及到性学、性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二、晚明社会的性文化现象,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

  《金瓶梅》全面揭示了这一时代的性文化现象,因此它是一部 “断代性文化史”,在中国性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三、由于它是小说,它对性现象的描述是细腻的、直观的、形象的。这是任何一部性学理论着作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它为中国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唯一的、形象直观的研究资料。当然,《金瓶梅》写性也有其严重缺陷。作者在揭露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时,所持的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其态度是崇扬多于批判; 对于具有超强性能力的男性,则是崇扬备至。作者大写特写西门庆的超强性能力。写他一天能进行很多次交媾,数天间达上百次; 每次交媾达数小时,抽送达数百次……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手法,将西门庆写成了一个性战神。这种反现实主义手法所塑造的形象,完全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表现了作者的庸俗的审美情趣。

  作者离开情节的发展,多次对男女性器官作独立的显微式的扫描。这表明作者就是一个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者。

  从总体上看,《金瓶梅》大写特写性,一方面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所作的全方位揭示,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谓大矣; 另一方面作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理学思想的强烈的蔑视和否定,难道在思想认识上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吗?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李绿园对 《金瓶梅》写性的仇视。李氏可算是个准理学家,理学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行动规范。因此,李氏与 《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和原则立场的对立。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金瓶梅》要拆天,而李氏要补天,如此而已。

  参考文献:

  [1] 周钧韬。 金瓶梅素材来源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 周钧韬。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第二卷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3] 刘铭。 《歧路灯》的故事渊源考 [J].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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