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田园诗中的佛道生命观和儒家生命观

　　“生命”是什么？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不仅是个学术难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说文解字》“生”，进也，像草木出土上。

　　“命”，使也。据《说文》之意“生”“命”皆做动词用。“生”有生长发展变化之意，生命的意义正在于它能够发展变化。死后生命停滞不前不再发生变化，生与死对立，体现了一种深刻而质朴的哲学思想。《周易》通过阴阳两爻的组合变化来揭示天地万物生命的规律。先秦时期，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

　　儒道两家都认为天地、自然、人类主观精神齐同等一，至此形成了我国古代生命观最高境界是通天人之际。只是生命观包含生命本体观和生命价值观，儒家偏重人的生命价值观，而道家则偏重生命本体观，二者相辅相成，奠定了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观。

　　宋室南渡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之后，出现了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同时田园诗也由南宋初表现战争苦难的爱国主题转向农村风土人情的主题，这一时期也进入了宋代田园诗的繁盛时期。诗坛涌现了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著名诗人，他们的田园诗在宋代乃至我国古代田园诗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尤其范成大的田园诗更具代表性。

　　范成大，字至能，一字幼元，号石湖居士。他一生著述甚多，但真正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是田园诗。南宋末年他的诗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元末明初，他的《田园四时杂兴》已经公认为经典作品”[2](P311), 甚至到清初影响也很大，有“家剑南（指陆游）而户石湖”的说法。

　　《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最传诵、最有影响力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2](P311)共六十首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 , 每组都由十二首七言绝句构成 , 是中国诗歌史上规模最宏伟、体系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田园组诗。

　　一、清新自然——体现佛道两家生命观的特质

　　范成大早年便习道家崇尚自然、追求淡泊清静之学，遵循老庄自然生命哲学观，回归自然，讲求达生、达命。所以他学习静商余山、耕钓溪的生活方式 , 隐居荐严寺十年不出。同时也写过一些风格淡泊、语意清雅的田园小诗 , 如《寒食郊行书事》之二 ,《初夏》等等 , 表现出早期田园诗闲淡旁观的审美态度 , 也表现出他描写田园风光的艺术功力。在隐居期间范成大曾借读荐严寺与僧侣讨论佛学，养成了喜佛老的思想。在后来归居生活时期也写过 “合成四大散成空 , 草木经春便有冬。生灭去来相对代 , 为君题作有常钟。”(《戏题无常钟二绝》其二 )[1](P26038)这样的诗。

　　佛教认为世界万物包括生命 , 均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 , 而非实有。范成大认为人的死亡 , 就如同草木凋谢一样 , 是一种必然 , 是一种“常”, 即死亡是人人必经的。这种看淡世事和生命的态度和道家达生、达命的追求相辅相成。

　　受这两种思想影响会更多得表现出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因此范成大后来虽入仕做官，但他的隐退之意丝毫没有减弱。在任徽州司户时曾写过 “明日又驱官里去，从教白鹭侣红鸾” （《签厅夜归用前韵呈子文》）[1](P25789)和“我乃畸於人，胡为乎来哉？”（《长安闸》）[1](P25751)这样的诗句。以“白鹭”和“畸於人”自喻（ “畸於人”语出《庄子 ? 大宗师》“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即乖异人伦，不耦于俗，阙于礼教，被当时社会视为怪物的人。）表现诗人不习惯与达官贵人为伍和追求自由的心性。

　　对黑暗官场的厌恶让他选择了归隐田园这种哲学式的生命观。以隐逸的方式来有效规避现实中伤生害命的做法体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关注，也符合是道家养生所追求的自然哲学生命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来摆脱俗世烦恼，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升华，达到清静境地。“清”和“静”既是一种美学追求，也是一种生命境界。在道家看来此乃是摒除了杂念，将天地精神融合为一的存在。佛学则直接将其作为修炼的最高境界，人生最后的归宿。

　　他归隐石湖后的诗有很多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描写，风格清新自然，恬淡闲静。如“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饷开。”[1](P26002)描写“土膏欲动”春回大地，再加上“雨频催”，春风春雨之中“万草千花一饷开”春意盎然，画面生动形象，读来让人觉得身心舒畅。

　　这正是因为他从主观上能够以一种达观、知命的理性精神来满足自己心灵的追求。不在陷入对功名利禄和生命激情的狂热之中，让自己进入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和谐的生命境界。在这种境界之中完成的田园诗自然是传世经典之作。

　　二、爱民情怀——儒家传统生命观的精髓

　　如果因此仅仅看到范成大对生命本体的关注那是不全面的。

　　作为一个传统意义的文人士大夫形象，他更受到了儒家生命观的影响。儒家传统生命价值观，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重视社会伦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判断，努力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伦理架构之中，承担社会责任，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叔孙豹更是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们生命价值的评判标准。知识分子这种心怀天下的“淑世精神”在文人政治的宋代表现的尤为突出。“富有淑世精神的文人士大夫不肯轻言隐逸，即便退居亦非独善其身，而是表现出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3](P38)范成大更是如此，晚年他虽隐居石湖，但仍旧不忘追求自我价值。田园诗依旧秉承着儒家诗学批判现实、言志载道的精神，传承白居易、王建、张籍新乐府现实主义的风格，在田园诗里埋下了深刻的爱民思想。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1](p26004)农民因“无力买田”，而被迫“废犁锄”，改在湖上以种菱为生，但也逃不过盘剥之苦。表现种菱农民深受剥削的痛苦。钱钟书先生也曾说过“他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生命观的影响很深，但田园诗在范成大以前 , 无论是以追求淡泊闲适表现士大夫情趣为主的创作 , 还是以强调社会批判主旨的悯农诗、田家词 , 都是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待农民、农村，如陶渊明虽然也有“聊为陇亩民”负耒躬耕 ,但诗中的文化品位却纯是士阶层的。王维、孟浩然虽也写了“鸡犬、桑梓、豆麦”之类 , 但文人以及官坤气还是很浓。只有范成大能够真正的站在人民的角度去体味他们的付出表现他们的疾苦，在这方面向前跨进了很大一步。

　　范成大曾出使金国，途中所见所闻都是金人铁蹄之下的残破景象，他的诗作《栾城》写到“颓垣破屋古城边，客传萧寒爨不烟。明府牙绯危受杖，栾城风物一凄然！”[1](P25853)长期的战乱使得栾城困顿不堪，县令都因无法准备精美的饭菜招待客人而差点受杖刑，何况平民乎？国破家亡千万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个体生命在残酷的战争之下无法保全自我的羸弱无力，到处充满着死亡的危险。这种状态之下更能激起人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因此在他的田园诗中深藏爱民思想。这是从他独特的生命意识和生存体验出发，体现的对生命的珍惜和敬畏。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真正把歌咏人民的生活和反映人民生活疾苦当做自己最主要职责的原因之一。

　　范成大长期隐居石湖农村 , 对农村和农民有着亲切的感受 ,因此在展示农村生活和农民情感时 , 能够较好地泯除为官者的居高临下和旁观者的无动于衷 , 以一个平等人的平常心去审视农村和农民 , 这中心态下的诗表达的情感也才真挚和亲切。程千帆先生曾对此评价说 :“这样 , 他便与后来诗人之写农民 , 或寄托自己闲适的感情 , 或嗟叹农民的艰辛生活 , 却始终处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也正是范成大对田园诗的独特贡献。”[3](P348)“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覆饱儿郎。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1](P26005)前一句诗人用农民的叹息口吻，写官府剥削的刻毒和农民生活的惨苦。后一句写朝延下诏免除租赋，而但衙役却来勒索，充分反映了农民所受之苦。

　　范成大 , 不仅把田园牧歌和悯农惜农这两种题材合起来 , 而且把自己的审美视角也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不但表现农民的生活习惯、精神追求和文化心态 , 也揭露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残酷压迫的可怜生活。这样 , 范成大的田园诗不仅有了通常意义上的审美价值 , 还蕴含更深刻的文化意味。如果说陶渊明等人是用田园来展示文人的趣味和情怀的话 , 那么范成大则是用田园来表现农民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 , 这是其他田园诗所无法企及的。

　　范成大能够把自己所接受到的文化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在广阔的农村田园诗史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 全宋诗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钱钟书 . 宋诗选注 [M]. 北京 : 三联书店 ,2002.
　　[3] 程千帆 , 吴新雷 . 两宋文学史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4] 刘蔚 . 宋代士风与田园诗的淑世精神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