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
中国尺牍文学源远流长。 关于尺牍的起源，最早的说法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 》中所称的 “三代政暇 ，文翰颇疏 ；春秋聘繁 ，书介弥盛”。后来，姚鼐在《古文类辞纂·序目》又称：“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当时尺牍都只是作为国与国之间传递信息、充当礼仪媒介的外交文书，以论辩、游说、说理见长。东汉造纸术发明后，尺牍逐渐完成了公书私人化的过渡，尺牍的创作队伍、数量、内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 或议政，或论学，或自荐，或言志，或叙离，或记游，或庆吊，或记叙……但其中叙事性尺牍可谓屈指可数。所谓叙事性特征,是指“叙事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人或事或物,而在于动态的事件,即人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其认识价值就在于显示了社会的运动过程及其意义。”[1]
本文从叙事内容、叙事角度、叙事方式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尺牍的叙事特征进行分析。
1．叙事内容
中国古代尺牍因是私人创作，故在叙事内容上极大丰富，可涵盖作者所想涉及的所有领域。 山水、田园、亲情、悼亡、教育、论学、爱国……几乎所有题材都可以进入中国古代尺牍的叙事视野。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农家田园生活题材的尺牍，如苏轼的《与子安兄》）中“亲自煮猪头，灌血腈，作姜豉菜羹，宛有泰安滋味。 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 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好事，更何所羡！ ”寥寥数字，却充满着浓浓的田园生活气息与亲情。 这类农家田园生活题材的尺牍，无论是“偶食新姜，发动小肠气”，的李之仪，或是吃羊骨头的苏东坡，再到介绍乌豆粥妙方的黄庭坚，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和反映现实的方式，注重从人物或环境的变化出发，融入时代的观照。
2.叙事角度
2.1 客观叙事
客观叙事指的是叙述者只客观地记录人物的所见所闻，不作任何主观评论，又称为“外焦点叙事”。在汉代，中国古代尺牍的叙事观念或重或轻受到历史叙事“不隐恶,不溢美”的客观态度的影响，以真实的人和事作为素材，注重实录，语言简洁理性，鲜见人物内心世界，如东方朔的《上武帝书》中“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并且很多尺牍貌似叙事范畴，但转述、综括的文字太多，能见精神的人物语言、形象及细节把握的更是少之又少，而有情节、有波澜的尺牍则几乎空白。
2.2 限制叙事
限制叙事指的是站在某一人物的角度，通过他的视角来叙述人物和事件，叙述可以采用第一人称，也可以采用第三人称，又称为“内焦点叙事”。 中国古代尺牍的叙事多以限制叙事为主， 时间上具有完整性，空间上具有整体性，具备叙事文学的基本要素，具有比较完整的生活事件性，用书信的形式达到叙事文学的效果。“忆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 ……鄙昔日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情。 儿女之心，不能自固。 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 及荐枕席，义盛意深，愚细之情，永谓终托。
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栉，没身永恨，含叹何言？ 倘仁人用心，俯垂幽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之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 存没之诚，言尽于此。 ”———（《答元微之书》）
书中站在崔莺莺的视角，简单地叙述了两人相识、相恋、相离的过程，其中夹杂描述了女主人公随着事件发展心理的变化，那种骨化形销，丹诚不泯的心声，那种对爱情求之不得的哀怨溢于言表，跃于纸上。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其情节弱化的主要原因是元稹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他们的爱情故事并不需要通过情节去叙述和表达。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尺牍的叙事侧重于揭示人物的心理世界和性格特征，而不是以情节的曲折精巧取胜。但在《尺牍双鱼·别情妓》中 “唐刘震女名无双许婚王仙客朱溉乱没入掖庭后仙客得茅山道士药因碑采孩假作中使踢无双死三日后复生仍得为夫妇若无益千金躯万万自爱”这一部分却相当精彩，正是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视角，才使故事显得扑朔迷离，情节跌宕起伏，刘无双这一人物形象也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有的尺牍还采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如秦少游在《与李乐天简》中介绍了自己的一次游历。“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泛九曲池，访隋氏陈迹，入大明寺，饮蜀井，上平山堂，折欧阳文忠所种柳而诵其所赋诗，为之喟然以叹。遂登摘星寺。 ”作者用 “适”“访”“入”“饮”“上”“折”“诵”“登”等各不相同的一组动词把游玩的过程串联起来，虽然是有意润色的结果，但这种移步换景，远景、近景与人物相交错的写法是作者叙事视角迈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他在游历途中看到的各种景色都是以自己的叙述视角出发，这种让主人公动起来，包括身体的位置移动和由此而带来的内心情绪的变化的方法，大大地延伸了固定焦点的叙事视角，丰富了文本的表现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文人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始尝试纯粹的叙事尺牍的创作，其叙述焦点由单视角向双视角转变。 如徐枕亚的《风月尺牍》通过构思在不同情境下见面的男女青年如何连续通信，并由此编写出系列化、情节化的尺牍连缀，从其卷一目录可见一斑。 “初遇园中致书寄慕—女士复书答谢—直接求婚书—某女士拒婚书—再致女士求婚书—某女士慰病略表允意书—赠照片与说部致女士书—女士答谢书—向女士索照片书—女士拒索照片书—再索照片书—寄照片与某君书—约女士游园诉衷肠曲书—女士允约书—园会后寄女士书—女士答书—赠时针与他物致女士书—复某君书并赠物—致女士书—女士复书述园会后父兄闻信交责事—答女士书—女士因情书为父兄所得告某君书—复某君书述遣媒不允事—再致某君述求学事—某君复书并约东渡事—女士答书”。[2]
不仅以书信的形式给人以真实之感, 而且视角在两人之间移动， 使双方对同一事件的个人观点及情感反映会因为个体差别而表现出一定的相异性，整个文本的叙事形成了闭合的环形链条，这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和丰富文本的表现力均极为有益。 只可惜其叙事以平铺直叙为主，没有达到像小说那样以典型事件与人物来揭示题旨的境界。“徐枕亚等人的引尺牍入小说，不是尺牍靠小说而艺术化，而是小说靠尺牍而‘哀感顽艳’，这种卖弄艳情尺牍的倾向严重亵渎了这一艺术技巧的革新。 ”[3]
3.叙事方式
3.1 叙议结合
在唐代，尺牍创作受开放、阔达的时代气氛的熏蒸，多是纵论天下，俯视古今，自我意识傲然其间，关注琐事，关注人的心灵世界的叙事尺牍数量很少，大量的素材还未凝结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作者不得不白描铺写，甚至不得不用议论性的语言来表达，叙议转换自然。
如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到世人认为韩愈抗颜为师狂妄自大，“群怪骤骂，指目牵引”，却忽地闲笔一摆，“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由议论转为叙事，了无痕迹，且言之随意，颇似笔记小品。又如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书》“吾小时南市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 向有帷帽幕，离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这段文字从自己儿时的所见起笔，以帽行的变化为切入点，其中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细节描写相当细腻逼真，颇有趣味，突然笔锋一转，认为当时的浮靡之风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3.2 注重细节
叙事注重细节，是中国古代尺牍叙事方式的一大特点。 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不洗脸、不洗澡、当着宾客面放响屁，一个懒散、无赖的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甚至于齐梁年间的文人们也继承、延续了这种文风，细节描写真切又夸张，在戏谑之中道尽人生百态，其中首推刘宋时代的乔道元。 “长婢来成，左目失明，动则入井，已死复生；次婢良信，有恒公司马之疹，行步虽旷，了无前进，隐疾难明，辞不尽韵；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獐，言语喽离，声音骇人，惟堪驱鸡。 他无所役，遣诣阿嵇，复被狗咋，困熟如泥。 ”（《与天公笺》之二）书中关于长婢、次婢、小婢的描写，惟妙惟肖，令人如睹形骸，简直就是一幅漫画，令读者忍俊不禁。
3.3 叙事与抒情相融
中国古代尺牍常从限制叙事视角将叙事性和抒情性有机地整合起来, 通过特定的场景和简单的因果情节，展示人物形象。这在女性尺牍中表现特别明显。
“前者北使至南，闻君爵列尚书，联姻帝室。 夫尚书为喉舌之司，典领枢机，参赞庶务，银章紫绶，焜耀一时。况以萧史之才名，配弄玉之芳姿。或携手于花前，或弹琴于月下，回视牛衣对泣之日，不啻人间天上。独可叹者：既有丝麻，遂弃菅剻；糟糠之妻，白首饮恨。 使宋宏高义，专美千秋。 妾独何心，能不悲哉！ ”———《贻王肃书》
南北朝时期，王肃由齐奔北魏，抛弃结发妻子迎娶陈留公主。其妻谢氏作《贻王肃书》。在书中，叙述者与写作者浑然一体，愁肠哀怨在平静的叙述中缓缓流淌，摩挲着情人的手札，回忆起比翼双飞的场景，嫉妒新妇的春风得意，羡慕古人的一往情深，其内心的独白并没有消减其中的叙事性，叙述与抒情互为因果，反而构成了一个与人物命运紧密联系的整体。
3.4 善用譬喻
中国古代尺牍在叙事上常常设譬、造语新奇，尤其善于开发喻体，把人们意想不到的、不属于同类的东西拿来应用，使之分解、展开，处于动态之中。 如袁宏道《与张幼于》中所叙为官之苦：“一处剧邑，如猢狲入笼中，欲出则被主者反扃；欲不出又非其性，东跳西□，毛爪俱落。
主者不得已，怜而放之，仅得不死。”之所以能形象地道尽为官的苦衷，就在于其使用的比喻本身不是静态的， 而是由一连串动态画面构成的，极富镜头感。
4.中国古代尺牍叙事性发展迟滞的主要原因
以情感、 思想的交流见长的中国古代尺牍在叙事性上发展的迟滞，原因很多。
首先， 它与中国古代重抒情轻叙事的文学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赋、比、兴是中国文学的常见的写作方式,其中比、兴被文人们所钟爱、赞赏,赋常常被认为不够含蓄而不被看好。 虽然赋在汉朝蔚为大观，但却重辞采、藻绘，在叙事技巧上并没有更多的进步。即使是表现出很高叙事才华，作品堪称“诗史”的杜甫，世人对其的评价也是反对多于肯定的。 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鄙哉,微之之论也,铺陈排比曷足以为李杜之优劣! ”金代的元好问也反驳道:“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清人陈沆《诗比兴笺》更说:“世推杜陵诗史,止知其显陈时事者,甚谓源出变雅,而风人之旨或缺,体多直赋,而比兴之义罕闻。 ”[4]
其次，它受到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法制度的影响。 现代叙事学之所谓叙事,是指叙事者出于某种目的、运用某种叙事体式和叙事技巧,告诉读者某些事件。 其中，叙事目的起着决定性作用。 它决定了叙事者对叙事文体、叙事方式、叙事技巧的选择，影响着读者对叙事中的伦理判断。 在文学叙事中,“伦理的判断会影响审美判断”，[5]
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人伦道德,它的审美判断也建立在对人伦道德的关注上。 如白居易的《长恨歌》,自唐到清，都被讥为“不晓体裁”,其实这正暴露了在封建礼教的控制下,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不懂得对情节的铺叙，对人物、环境的细致描写,恰恰是叙事的基本要素。 这种缺民主、少自由的政治环境中，在这种封建伦理、宗教、纲常等秩序笼罩之下的文化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比较狭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内容也极其有限， 就连不同阶层之间的尺牍称谓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不容混淆。这与封建尊卑关系的日益强化有关。欧阳修在《与陈员外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 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候。 唯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 非公之事，长吏或自以意晓其下以戒以饬者，则曰教；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属长而有所候问请谢者，则曰笺、记、书、启。 ”[6]
5.结语
中国古代尺牍从最初的公务外交文书开始，在叙事内容、叙事视角、叙事方式等方面不断成熟发展，逐渐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其叙事性特征为近代的书信体小说开拓了空间。 虽然中国古代尺牍叙事性不受世人的关注，缺乏全面的论述，但它的存在及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07.
［2］［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0-191.
［4］王先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迟滞原因之探讨[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8.
［5］詹姆斯·费伦.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 :伊恩·麦克尤万的 《赎罪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9-385.
［6］郭预衡.欧阳修散文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