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天山地区位于中国新疆东部，深居欧亚内陆腹地，东通河西走廊和内蒙古地区，北接阿尔泰山和南西伯利亚地区，西连吐鲁番盆地，西南与罗布泊地区为邻。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东天山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史前时期该地区已是内陆欧亚早期文化交流的前沿区域之一。迄今，东天山地区已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史前铜器遗存。本文拟立足现有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的分析，着重探讨铜器遗存的艺术风格、文化内涵和源流关系，以揭示该地区史前铜器艺术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和内陆欧亚早期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一、东天山地区的史前文化与铜器艺术遗存
东天山地区的史前文化始于中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 5000 年) ，其主要发展阶段则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约公元前 2000 年—前 200 年) 之间。青铜时代，以天山北路文化( 约公元前 1900 年—前1300 年) 为代表，体现出多源文化因素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并在彩陶和铜器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该墓地出土铜器数量达 500 余件，以小型饰品、工具等为主，具有强烈的地域性风格。早期铁器时代，焉不拉克文化( 约公元前 1300 年—前 500 年) 在继承天山北路文化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文化面貌，但在铜器艺术方面则是继承多于创新。同时期，东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地区游牧文化迅速成长，促使该地区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也为该时期铜器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视觉元素。其中，带有浓郁草原气息的动物纹装饰艺术风格尤为突出。
上述史前文化的创造者由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大支系构成。他们很可能与羌族、吐火罗人( Tochari) 、塞人( Saka) 、月氏和匈奴等族群有着密切关联。这些古老的东西方族群，以相异的、独有的精神与物质文明丰富了东天山地区史前铜器艺术的形式与内涵。总体来看，在该地区史前铜器遗存的诸多品类中，以铜镜、铜鍑、铜刀和铜饰最具艺术研究价值，文化内涵甚为丰富。
二、铜镜的装饰风格及其宗教内涵
铜镜是古代欧亚大陆普遍流行的重要器物之一。东天山地区现已发现的史前铜镜，依其形制可分为两大类，即具钮镜和带柄镜。其中，带柄镜依其镜柄特征又可分为长柄、钮柄和动物形柄三种。圆形具钮铜镜是中国古代铜镜的主流样式。一般认为，这类铜镜在中国始见于齐家文化，兴于春秋战国而盛于汉。战国时期，中国铜镜已向欧亚草原的中西部传播，也常见于匈奴文化墓葬中。
关于此类铜镜究竟是否源于中国本土，早期国内外研究者各执一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河南殷墟妇好墓，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以及新疆天山北路墓地铜镜的先后发现，引发了关于中国铜镜起源“中原说”“甘青说”“西域说”与“多元说”的一系列争论。
东天山地区天山北路墓地是国内铜镜及镜形饰出土最为集中的一处古墓群。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地出土了两件纹饰镜，其装饰艺术风格不仅为中国古代铜镜起源、传播和发展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揭示了该地区早期装饰艺术与先民原始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两件纹饰镜分别饰以“人面太阳纹”和“重环间饰放射形短线纹”。前者以镜钮为鼻，双乳凸为眼，圆环为面，环形面部轮廓外侧又饰以一周放射状短线，似太阳光芒，造型简练，构思巧妙。虽然此类人面太阳形图像在中国内蒙古阴山、桌子山、白岔河流域和宁夏贺兰山发现的人面像岩画中时有所见，但用以装饰铜镜，尚属首例。这种通过人格化手法表现太阳的岩画，是远古时期自然崇拜的表现，也是人类崇拜太阳并对其加以神化的一种反映。
后者镜背被四重同心圆分割，其间填饰密集放射状短线纹。饰以此类纹饰的早期铜镜，尚未见于欧亚草原和中亚西部，但在中国河南安阳、甘肃平凉及内蒙古地区均有发现，且极为相似。比较而言，天山北路墓地发现的铜镜年代较早。由于该墓地出土铜器总数达 500 余件，且包括为数较多的铜镜及镜形饰，表明该文化先民已较早掌握了较为发达的冶铜、制铜技术，且是国内最早流行铜镜之处。
因此，该类铜镜及其装饰纹样很可能是较早形成于东天山地区，并对中国中原、北方地区产生影响。关于此类放射形装饰纹样的来源，依据天山北路墓地所见文化因素及其渊源推测，很可能是受到了罗布泊地区所见“太阳墓”地表建筑视觉形式的启发和影响。
具体言之，它是对“太阳墓”地表环形列木所构成的三维空间的二维转述。只是这种转述所用的并非透视法，而是垂直投影法。其最大特点就是尊重三维视觉对象的形态恒常性，以其原有形状将之再现。这种表现手法，虽消解了透视法所带来的立体感和空间感，但却也强化了对象本身的固有形态特征和平面趣味。在铜镜的制作过程中，先民使用这种忠实于对象的视觉表现方式，以环形再现环形，以短线再现立木，在镜背的二维平面里最大限度地保存和转换了原有三维空间的视觉张力，同时也从形态上更为直接地表现了太阳及其放射形光芒的形状特征。应该看到的是，二者间形式的转换必然是以它们共同的太阳崇拜心理为基础的。
动物形柄镜，其镜柄为动物形象，是带柄铜镜中较为独特的一类。东天山以北的伊吾县出土了一件立鹿形柄铜镜。该铜镜镜面呈圆形，边缘铸一大角鹿形镜柄，与镜面焊接成一体。鹿为立姿，垂首立耳，大角呈弯月形，高高扬起，比例夸张，角外侧凸显波浪形，腿部及背部曲线起伏有力。尽管动物形柄镜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风格，但这面铜镜镜柄的立鹿造型显然与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的金顶饰上的鹰啄兽身怪兽圆雕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二者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但垂头伫立的动态造型，以及外轮廓呈波浪形的大角，这两大特征是极为一致的。内蒙古准格尔西沟畔战国墓 M2 也有发现类似怪兽纹样牌饰和圆雕鹿形铜饰。
上述具有装饰意味的动物或怪兽造型艺术均具有垂首扬角的斗角式动态，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动物形装饰艺术的独特样式之一。其造型大概是为了充分展现它们独特奇异的大角。据研究，鹿、羊、牛等动物的角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崇拜。它们被认为具有巫术的威力和避邪、祥瑞的寓意。因此，动物和怪兽造型中，对于角的夸张表现，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法，还可能与先民的“角”崇拜有关。
三、铜鍑的造型特征及其艺术影响
铜鍑，又称“铜釜”，英文名之 cauldron，意为“大锅”。大口、深腹、圈足、口沿或斜肩立对耳，是其显着造型特征。该类器物自公元前 1 千纪前后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带。东天山地区发现的史前铜鍑约有 5 件，依其器耳的形状、位置，可分为立耳、腹耳和无耳三类。其中，立耳类铜鍑的腹部造型又有球腹、卵腹和尖底腹三个亚型。众所周知，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青铜器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面貌截然不同。前者以马具、工具、兵器和饰品等小型器物为主体; 后者则多是大中型礼器。相比之下，铜鍑是十分特殊的。作为大中型铜器，它不仅为游牧民族广为接受，并在传播过程中，因注入不同民族的文化，而发展演绎出多样的风格面貌。这一现象显示出了铜鍑在古代游牧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关于铜鍑的起源，外国学者曾提出过南西伯利亚说、外高加索说、斯基泰说和中国北方说。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铜鍑起源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出现时间约在公元前 1 千纪。
铜鍑在中国北方地区产生后，出现了西渐北传的趋势。公元前 8世纪前后，铜鍑登上了新疆东疆与北疆的历史舞台，续而又对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七河流域、南乌拉尔、南俄草原与库班草原等地区铜鍑的形成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东天山地区位于新疆东部，是直接接触西传铜鍑文化的前沿地带。该地区铜鍑的造型特征，既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早期铜鍑有同源性，又具有一些新的样式特征。
其中，卵腹立耳鍑与陕西岐山、内蒙古绥远地区发现的西周晚期铜鍑比较相似，但腹部明显加深，圈足增高，腹底变得更为尖细。这种腹部加深的造型变化可能对塔加尔铜鍑产生过一定影响。
尖底立耳鍑是在卵腹立耳铜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事实上，它的造型变化不仅是腹部的继续拉长和收缩，而且其口沿立耳还出现了向内倾斜的巧妙变化。这使得铜鍑的整体造型显得更为稳定均衡。此外，该地区发现的腹耳铜鍑，敛口、鼓腹、斜肩，上腹部有一对宽带状桥形耳，腹中部饰一圈凸起的波浪纹，喇叭状圈足较小。其造型与七河流域、伊犁河谷发现的塞人铜鍑极为相似。依据考古发现，七河流域塞人铜鍑的流行时间为公元前 5—3世纪，而新疆境内此类青铜鍑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后者年代明显早于前者。因此，东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地区很有可能也是其起源地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铜鍑传入东天山地区后，与当地陶器艺术之间发生了积极的互动，使得巴里坤草原陶器中带足器的数量、器形更为丰富多样。如拜其尔墓地、东黑沟墓地一些遗址中发现的带足陶釜、陶杯等。南湾墓地出土的一件镂空足陶罐( 鍑) ，足部饰有三角形镂空纹，尤显独特。圈足结构在陶器造型中的流行很可能是在铜鍑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的风格。
四、铜刀的形制样式及其文化源流
东天山地区发现的各类史前铜兵及工具中，铜刀可谓独占鳌头。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环首铜刀数量、类型甚为丰富。黑沟梁墓地出土铜刀形制较小，造型相对单一，应是专门制作的用以随葬的明器。此外，该地区采集和征集的一批铜刀中所见双环首折刃铜刀、鹿首铜刀都系该地区史前考古发掘中首见的类型，具有重要的文化和艺术研究价值。
环首铜刀，其刀柄首端有一单环结构，故名之。其形制多变，小而轻巧，柄首设环，便于携带，体现了先民的实用性审美观念。该类铜刀在史前的东天山地区极为多见。青铜时代，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是环首铜刀发展的鼎盛时期。早期铁器时代，在焉不拉克文化以及巴里坤地区游牧文化墓葬、遗址中也有出土，但数量与类型已远不如前。
有研究者认为，环首铜刀出现于齐家文化晚期阶段，后由四坝文化和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文化继承和发展。然而，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来看，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固然年代稍早，但环首铜刀并非这些考古学文化中的早期产物。其次，从国内早期环首铜刀的发现数量和类型看，天山北路墓地无疑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而，天山北路文化在环首铜刀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不可小视。
现有考古资料说明，在公元前 2 千纪初至中叶，环首铜刀在中国西北地区获得了最早的发展和繁荣。东天山以南的哈密盆地是其最早的发展中心地。随后，环首铜刀出现了自西向东传播的轨迹。商代中后期，环首铜刀已成为中原及北方地区铜刀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至战国早期，北方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发展繁盛，广泛传播，对卡拉苏克等周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哈密花园子乡采集的鹿首铜刀是兽首铜刀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此类铜刀柄首所饰鹿首一般都有张嘴、凸眼、立耳的夸张表情。鹿角构成半个扁环形状的封闭结构。其功能可能与环首铜刀柄首的圆环相似。繁复的制造工艺，精巧的装饰风格表明，此类铜刀不大可能是战时所用的普通兵器。陕西绥德墕头村窖藏的鹿首铜刀，与 21 件造型精致、纹饰优美的铜器同出。而这些铜器多为礼器。
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和哈密市花园子乡的发现，也都表明鹿首铜刀及其他成组器物是被刻意埋藏好的，未经扰动。以上情况说明鹿首铜刀应属珍贵之物，可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功能。中国现已发现的鹿首铜刀广泛分布于北方地区及其周邻地域，包括新疆东部、陕西、河南、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学界一般认为，鹿首铜刀具有北方系铜刀的典型风格，并传入中原地区，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东天山地区是目前中国境内鹿首铜刀分布的最西端。该鹿首铜刀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东天山地区史前艺术的形式与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与中原和北方地区之间的早期文化交流情况。
五、铜饰的艺术面貌及其研究价值
铜饰是东天山地区史前铜器艺术的突出代表。依其装饰对象可分为首饰、服饰两大类。首饰泛指耳环、指环、手镯、链饰等直接佩戴在人体上的装饰品。服饰即指用来美化衣、靴、帽等服装的装饰品，如牌饰、扣饰、铃形饰、带钩、带扣等。上述装饰品形制较小，品类繁多，造型多样，而且年代甚早，很可能起源于当地。这些青铜装饰品在欧亚早期青铜文化中独具特征、独树一帜，堪称是世界早期青铜装饰艺术殿堂中的奇葩。
在诸多装饰品类中，牌饰造型样式和审美趣味的演变较好地反映了该地区文化交流和艺术发展的时代特征。据该地区现有史前铜牌饰遗存情况，其发展至少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牌饰以天山北路墓地、巴里坤南湾墓地出土的镂空纹、几何纹、泡纹铜牌饰为主，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镂空纹牌饰的装饰纹样有穗状纹、折线纹、放射纹等，简约的几何风格，彰显了东天山地区青铜文化独有的艺术形式感。几何纹牌饰为蝶状造型，并饰以网格纹或穗状纹。泡纹牌饰多数大体呈长方形，牌饰中部有纵向脊状凸起，周缘常见一道或两道泡状凸饰。晚期牌饰以寒气沟墓地出土的动物形牌饰为代表。寒气沟的双羊牌饰，采用了透雕的表现手法，顺势造型，表现了正在哺乳的母子羊形象，动态生动自然。这类型的铜牌饰在鄂尔多斯地区多有发现。有趣的是，在伊吾县大白杨沟岩画遗址发现了与之相似的母子羊图像。后者显然是受到该类型铜牌饰图式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动物形和动物纹艺术因素还广泛出现在该时期当地的金银牌饰、铜扣及其他器物之上。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文化对东天山地区史前艺术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当时的贵重金属，铜大量用以制作小型装饰品，而不是生活生产所需工具，亦非兵器。这与该地区文化的深层结构———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等有关。笔者认为，当地先民制作大量装饰艺术品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先民对美感的需求。众所周知，美的事物能够通过不同的线条、造型、色彩使人产生愉悦感。对于这种愉悦感的追求转化为对美的形式的创造，成为先民制作装饰艺术品的普遍动机和心理。其二，早期社会阶级分化以及财富的相对集中。使用珍贵材料制作的装饰品，除了审美的功能外，实质上还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其三，原始宗教礼仪的相关需要。考古发现，史前时期的铃、泡、镜、管、牌饰等都是萨满服饰上的装饰品。大量人类学调查表明，以各类饰品装饰萨满神服的习俗至今仍在沿用。通过缀饰各类装饰品，尤其是金属饰品，达到“相击有声，振人发聩，惊慑鬼神”的目的，从而营造出神秘的宗教仪式气氛。由此可见，这些丰富的史前铜饰，而作为兼具审美性、社会性和宗教性的早期艺术遗存，对充分认识该地区史前时期的艺术面貌、社会形态和宗教信仰均有重要意义。
作为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最早交汇处之一，东天山地区不仅是中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也是一个极富融合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地理单元。如前所述，东天山地区具有突出的地理交通优势。汉唐时期，这里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三国时期之“北新道”，隋代之“北道”，唐代之“伊庭道”，皆经由此地。
而考古发现则将这里的文化艺术交流之潮汐向前推进到了史前时期。上述各类铜器艺术遗存从类型构成和装饰特征来看，既不同于商周时期中国中原地区以礼器和繁缛纹饰为主流的青铜艺术风格，又区别于中央欧亚草原地带以工具、兵器等为主体的青铜器面貌。
可以说，它们既融合了丰富的外来艺术因素，又不乏本土性的艺术创新，进而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特征。这也恰是其作为边疆地域和丝路重镇早期艺术的特色和价值所在。这些铜器艺术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探查内陆欧亚早期文化交流情况的珍贵资料。同时，它们又是该时期原始宗教、科学技术、经济形态的综合体现。因而，其审美特质和文化内涵需要我们从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细细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