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论文
此外， 有些文献否认货币超发和通胀存在联系。 如王兆旭等 （2011） 认为， 货币超发和通胀并无必然联系。 汪舒等 （2012） 认为， 市场化和货币化吸收了超量货币， 未致恶性通胀。 其实这些观点早在 2010 年前， 就被不少专家所持有。 这些研究从货币化、 高储蓄、 虚拟经济发展、 价格指数低估等多方面探寻 M2/GDP 比率偏高的原因 （谢 平 、 俞乔 , 1996; 胡 靖 、 李小宁 , 2002; 刘 伟 ,2005; 李建军， 2006; 张雪春， 2007）。 不过本文认为， 资产货币化确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但其进程是良性与否会使其吸纳的货币对经济增长和物价产生不同的影响。 货币化和资产化进程吸纳货币的状况， 可以作为判断货币超发形势的指标之一。
承认货币和通胀之间存在联系的文献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文献并不否认货币因素对通胀的作用。 孙立军 （2011） 虽然认为财政扩张是通胀的主要原因， 但认可货币超发和价格上涨是通胀的表征。 韦森 （2011） 认为， 需求拉动是通胀的主因， 也不否认通胀的货币因素， 基建和信贷扩张是近年广义货币迅速膨胀的推手。 第二类文献则更强调货币的作用。 戴艳军等 （2011） 认为， 2008 年后新增货币率先进入房地产， 未出现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 货币超发和国际通胀压力输入共同导致了国内通胀。 周立 （2011） 发现， 对数化的货币与 CPI 和 GDP 皆呈正相关， 与利率则呈负相关。 徐云松 （2013） 认为， 短期内货币超发可以促进增长和就业， 但长期则造成通胀、 资产价格泡沫等恶果。 张隽 （2013） 较系统全面分析了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关系， 尤其是考虑了货币超发对价格影响的结构性差异。 第三类文献更加强调货币和通胀之间的隐性联系。 虽然近年来各主要国家都将物价控制在了较为稳定的程度， 但西方各国更为重视资产价格 （温馨， 2011）。 而我国货币化、 市场化进入尾声和相对停滞导致市场不能吸纳超额货币， 因此引发近期物价上涨。 在食品价格导致通胀的表象下， 市场化改革的不完善 （如批发环节的垄断和投机性） 是通胀的深层次原因 （邵荣平， 2011）。
可以认为， 充当货币 “蓄水池” 功能的房地产等领域， 暂时缓解了通胀问题； 且由于货币并非均匀流向所有领域， 其运动特点和属性 （如超额货币中的游资） 会影响价格的构成特点； 市场化进程影响着货币超发的效应； 如何看待货币超发及其效果， 反映了不同文献在时期、 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及不同侧重。 第四类文献较全面看待货币和通胀的关系。 徐诺金 （2012） 指出， 超量货币迟早要作用于物价， 货币超发和物价变化相关性很高。 从长期均衡关系看， 货币增速提高导致物价增速增加（趋势一致）； 但超量货币和物价非一一对应。 侯东岳 （2012） 指出， 高租金挤压居民收入、 降低内需、 导致长期顺差， 引发央行持续货币超发， 推动物价上涨。 傅强等 （2011） 根据偏相关系数大小认为， 1995-2010 年， 通胀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流动性过剩、 需求拉动、 成本推动和外部传递。 张锐（2013） 指出， 货币超发强化了投资模式， 对消费产生 “挤出效应”; 由 M2支撑的政府投资， 扭曲了产业结构， 这种错配的信贷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和制造业 “空心化”.
总体而言， 笔者以为， 通胀现象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 同时应从货币和经济体运行相结合的广义视角看待价格问题。 在中国对内、 对外双重驱动型增长模式下， 超额货币现象与通胀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在物资相对稀缺的时代， 货币超发极易造成物价上涨； 而在物资较为丰富的时代， 则较易引发资产价格膨胀。 然而， 资产价格膨胀和物价上涨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资产价格膨胀的压力， 意味着物价处于隐性通胀的局面。 幸运的是， 这种超额货币由于被持续进行的货币化、资产市场化等进程所吸收， 一时之间未造成显性的通货膨胀。 然而， 一旦超额货币的累积超过了货币化、 资产市场化等进程所具有的正常的 “货币蓄水池” 功能， 就容易出现显性的通胀现象。 同时， 经济体某个环节出现问题 （如大宗商品和农产品的投机成为可能）， 诱致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大量转移或货币蓄水池的流动性泄露， 也将导致通胀的出现。 所以说， 内化于经济体中的超额货币现象和通胀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 而货币化、 资产市场化进程良性与否， 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蓄水池功能的发挥， 也成为判断货币超发和通胀之间关系的实用指标。
五、货币超发问题的对策
综合国内近年文献对 M2/GDP 比率偏高的不同对策 （见表 3）， 本文进一步提炼对货币超发问题本质的看法。 对于货币超发问题， 央行临时采用的上调准备金和利率、 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以回收流动性的做法， 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性对策。 要较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应当从发展理念、模式和政策入手， 适时调整对外和对内两种经济增长模式及相关制度性因素。 对外， 可以实施进出口均衡的战略， 在调整汇率制度和相关出口激励机制的基础上， 实现资金或资本的双向流动并提高资金效率。 对内， 采取措施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 包括改变政绩考核方式和增强财政支出的硬约束机制。 同时要采取措施支持民间投资进入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 要适时调整货币化和资产市场化的合理进程。 在调整增长模式的过程中， 国民经济是否平衡 （如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关系）， 货币化和资产市场化进程是否合理 （如当前房地产价格）， 是判断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重要指标。总之， 货币超发不是我国经济失衡的根源， 它本身是发展理念、 发展模式和路径所导致的； 但是， 货币超发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 央行有职责防止货币超发， 但解决货币超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调整发展模式和相关制度、 优化宏观经济政策， 进而促使储蓄和投资均衡， 使经济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
六、结 论
通过梳理货币超发的相关文献， 本文讨论了货币超发的定义、 中国货币超发问题的存在性及其形成机理， 得出如下结论： 特定的政治、 经济生态和制度约束使政府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 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构成了货币超发的内、 外因素。 其导致的超额货币与通胀 （含隐性通胀） 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或体现为物价上涨， 或体现为资产价格膨胀。 因此货币化进程和资产市场化进程成为影响和判断超额货币与通胀联系的重要考虑因素。 本文的分析客观上表明， 相对缺乏独立性的央行更多充当了货币超发 “替罪羊” 的角色。 对于货币超发， 应根本上调整经济发展的理念、 发展模式和相关政策， 适时调整货币化和资产市场化的合理进程， 使经济进入 “新常态” 后能继续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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