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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面临的关键问题及建议(2)

来源:学术堂 作者:胥帆
发布于:2016-02-17 共5552字

  3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的路径策略。

  3. 1 总体定位的战略性和协同性。

  据上分析,可得出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框架路线图方案,其基期为2010 年,展望期至2050 年,每5 年为一行动阶段,配合不同的控制目标、范围、气体和措施重点( 见图 1) .首先就是要提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这种战略性、全局性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地位,把碳排放空间作为地区发展的战略资源,把碳排放容量作为环境保护的“生态红线”.其次要统筹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以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纽带,来协调能源、环境等相关指标,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结构的综合性转型。

  3. 2 战略目标的长期性和分步性。

  总量控制战略建议遵循巴黎气候大会的框架,以2010 年为基准年,分设 2030 和 2050 阶段目标。第一阶段要力求达峰,采取煤炭峰值、高耗能行业排放峰值、全社会排放峰值“三步走”的阶段行动目标。第一步,在“十三五”期间实施强度和增幅双控,确保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不断下调,确保在 2020 年之前达到煤炭消费峰值; 第二步是在“十四五”期间有效控制 CO2排放增幅,实施产能和产量的控制或削减,在 2025 年左右出现高碳排放行业峰值; 第三步是在 2025 -2030 年间,实现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完全脱钩,争取 2030 年前后出现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峰值,控制在 11 PgCO2左右,人均排放 8 Mg-CO2[14].第二阶段要总量削减,在达峰基础上做出绝对减排承诺,挖掘更多减排空间。

  3. 3 控制范围的操作性和渐进性。

  目前我国碳排放统计核算基础差,管理能力薄弱,因此总量控制体系宜先简后全,逐步完善。第一阶段是实施碳增量控制,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排放增量预控为抓手,开展项目碳评,对排放增量超标地区,暂停新建高耗能项目能评审批,同时对高排放行业新增产能实行指标等量或减量置换。第二阶段是实施碳总量控制,以化石燃料燃烧的 CO2为控制范围,完善统计核算能力,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实施重点监管,并对增温潜势大的 HFC 及 SF6实施专项控制。第三阶段是实施大范围、广覆盖的温室气体控制,涵盖不同排放源和多气体类型,实施全方位在线监控和管理。

  3. 4 执行考核的阶段性和柔性考虑碳排放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起伏性、地区经济增长潜力的不确定性、地方排放数据的不稳定性等,建议引入柔性考核机制。类似英国碳预算制度[17],5 年一个履约期,期间可以小幅波动,不要求每年单调削减,只要整体达标即可。如此,总量控制可同我国现有的五年规划体系相匹配,在考核周期允许各年指标相互借用或存储; 同样的,地区间、城市间的指标也允许相互拆借或交易,以达到全局的排放空间高效利用。

  3. 5 政策工具的协同性和配套性。

  一是要规划协同,把碳排放“生态红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为低碳转型设计一个清晰、可靠且长期的框架,切实把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作为协同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纽带。二是要政策协同,实施一揽子政策计划,统筹考虑能源、气候、环境政策管理的协同效应,对命令控制型、财税引导型和市场调节型政策工具进行搭配使用。三是能力配套,常态化开展各级清单编制和统计考核,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建设,对重大排放源实施在线监测。

  4 结论和讨论。

  4. 1 结论。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是战略性、全局性的宏观政策,是大跨度、多领域的综合事务,其综合全球效应和区域发展,协同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兼容长期战略和短期行动,融合行政管理和市场调节。其不仅为一种环境政策或工具,更是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是引领产业结构调整、能效提升、能源结构优化等任务的核心,是配合经济增长、人口和城镇化、大气污染物控制等工作的纽带。笔者提出相关科学命题,分析理论基础,并对边界范围、目标设定、指标分配、立法保障和技术支撑等五个关键要素上进行了剖析,提出要建立适合国情、可操作的政策实施路径。总体来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路径就是要走出一条显着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曲线[18],并从战略层次、实施步骤、控制对象、考核评估和政策配套等 5 个方面实施路径优化。

  4. 2 讨论。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视角和战略要素,对于中国还是新鲜事物,需不断加强探索,对一些关键议题问题深化研究: 理论研究上,从人地关系角度来探讨全球气候变化的区域响应,揭示总量控制要素间的结构功能、相互作用机理和驱动效应,将碳排放空间纳入资源科学和公共管理范畴中,融入现代化战略目标和国家治理体系中[19].技术方法上,研究如何高效配置排放空间资源,从运筹学、控制论的角度研究如何以有限排放空间支撑经济持续发展,提出排放峰值应对的预测预警方法体系,开展气候、能源、环境协同性评估,提出集碳排放权、国土空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综合源配置优化模型。政策实践上,探索如何对排放空间政策进行组合优化,加强气候变化及其排放管制的政策效果研判,分析排放空间对经济增长、地域功能、人文发展的影响和互馈机理,利用政策仿真工具探求以达峰目标下的排放空间最优路径。

  参考文献

  [1]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 世界资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 IEA) .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EB/OL]. 2013.

  [3]UNEP. The Emissions Gap Report 2013[EB/OL]. 2013.

  [4]Meyer A. GCI Briefing: Contraction & Convergence,EngineeringSustainability[EB / OL]2004 - 12 - 1.

  [5]WBGU. Solving the Climate Dilemma: The Budget Approach [EB/OL]. 2009.

  [6]王文军,庄贵阳。 碳排放权分配与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公平诉求[J]. 外交评论,2012,( 1) : 7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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