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对家庭教育投资的作用研究

教育投资论文研究热点10篇之第三篇：老龄对家庭教育投资的作用研究

 

　　摘要：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使老龄化进程大大加速。本文从人口老龄化与家庭教育投资的关系入手,从不同角度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就中国非自然的老龄化后果进行了综述。就老龄化与家庭教育投资的一般关系而言,学者们从利己偏好、利他偏好和混合偏好三个角度论述了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正面促进效果,但由于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具有替代效应,一些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不利。考虑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计划生育政策实践,大部分研究认为生育率的减少倾向于增加家庭教育投资,但过高的人口抚养比和较低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影响教育投资的增长,研究结果显示:减弱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应发挥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研究综述; 老龄化; 家庭教育投资;

 

　　一、引言

 

　　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中国早在2000年就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王桦等,2014)。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生育率和生育意愿都在不断降低,老年抚养比不断增长。截止2018年年底,中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1.9%。根据联合国在2015年的“世界人口展望”,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2010年的12.4%增加到2050年的36.5%。这意味着在欧洲国家经历了80年的老龄化过程,在中国这一进程将缩短到20～30年(Hvistendahl,2013)。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甚至文化来说都带来了不少的挑战,“未富先老”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的巨大难题(Jackson et al.,2004)。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这三个要素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互影响。许多学者对老龄化如何从这三个方面影响经济进行研究:如Miles(1999)、孙奎立,刘庚常(2009)、王森(2010)认为理性行为人会因为老龄化而增加储蓄;Noda(2011)认为老龄员工比例上升不利于企业创新;姚东旻则认为老龄化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科技创新有负效应;WilliLeibfritz and Werner Roeger(2007)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力增长速度减慢;刘平(2016)指出老龄化使实际劳动力供给和生产率降低。

 

　　内生增长理论则是将人力资本纳入生产函数中,其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工作经验等方式积累下来的在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和知识。经济增长既是人力资本积累增长的结果(Uzawa,1965;Lucas,1988),又是人力资本存量影响科技进步和物质资本的结果(Nelson and Phelps,1966)。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衡量指标,是老龄化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之一(Verhaeghen和Salthouse,1997;Friedberg,2001;Manton等,200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家庭中直接表现为“少子化”“老龄化”(郑妍妍等,2013),这一变化会对微观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汪伟,2016)。目前对于人口老龄化与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已有许多实证及理论成果,但是没有一致的结论,持积极态度的学者认为,不论家庭教育投资的动机是利他偏好、利己偏好还是混合偏好,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有正效应;持消极态度的学者认为,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老龄化使家庭资源向养老项目倾斜,从而不利于教育投资的增加。

 

　　本文整理已有研究成果,期望为之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些想法和思路。在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增长亟待新动力的背景下,厘清老龄化如何在微观上影响家庭这个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规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负向效应,寻找其带给经济发展的机遇。

 

　　二、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正效应

 

　　人们在咄咄逼人的老龄化面前并不是被动的。人有协调生命周期行为的能力,当他们体察到人口结构的变化时,会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已有文献表明,在西方国家,代际支持通常会流向下游,即代际支持从父母流向年轻一代。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父母对孩子经济和非经济帮助持续时间很长,直到父母健康状况下降,父母转向他们的孩子寻求帮助(FingermanandBirditt,2009)。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家庭年龄结构的变化,家庭重新分配其有限的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使代际支持的流动发生变化。那么具体来看,老龄化对家庭中的教育投资有什么影响?又是通过什么如何影响呢?

 

　　成年期家庭成员的偏好不同,老龄化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路径不同。已有文献大多认为教育投资动机来自三种偏好:利他偏好、利己偏好和混合偏好。

 

　　1、利他偏好

 

　　一些学者认为父母重视孩子生活幸福感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竞争加剧,子代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Steinetal,2011),在利他偏好下,父母会增加对后代的教育投资,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Lin and Pei(2016)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家庭赡养支出并无显著关系,而与代际亲密程度显著正相关,这间接证实了利他偏好的存在。其中,新家庭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家庭中,并在最大化效用、利他偏好、市场均衡的情况下讨论家庭生育、婚姻等问题。在家庭资源有限时,孩子数量的增多必然导致对每个孩子投入资源的减少,这就使父母必须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他们提出可以将孩子看做一种“耐用消费品”,并认为子女数量的收入弹性要小于质量的收入弹性,而子女数量的价格弹性大于质量的价格弹性(Becker,1960,1973;Glick et al.,2005;Li et al.,2008;Hatton and Martin,2010)。GA.Becker(1960;1973)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他在研究中提出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同样由收入、成本、偏好、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决定,并且提出在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相互替代(Quality-Quantity Trade Off)。对孩子质量的投资支出(即教育支出)是家庭支出决策的变量,其与家庭收入正相关。当收入固定时,孩子数量的增加导致每个孩子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减少;当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是边际效率递增的,则家长更偏好提高孩子的质量,则生育率降低,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且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增加。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在后代人力资本存量是利他性父代教育时间投入线性函数的假定下得出,当人力资本存量超过一定值时,将达到高经济增长、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均衡状态。Sebnem(2000,2003)指出当死亡率较高时,为了避免儿童的死亡风险,父母对孩子有预防性需求,即会提高生育率。随着死亡率降低和不确定性的下降,预防性需求减少,父母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转为对质量的需求。通过回归检验,发现降低死亡率对学校教育时长的影响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教育投资内生和教育投资固定的两种情况下,前一种情况死亡率对消费的影响更大,这也间接表明死亡率是影响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

 

　　Alders(2005)在评估研究现收付养老金制度时,假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出于片面利他偏好,研究结果表明,生育率的降低会提高家庭教育投资和生活水平。

 

　　2、利己偏好

 

　　在自利行为者的假定下,父母对子代的教育投资被视为投资品,通过对其未来的收益贴现,对成本、收益、风险进行评估,以利润最大化为标准进行决策。在父母和子女有隐形代际交换契约的情况下,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预期寿命延长,父母会增加子代教育投资以保证未来的生活水平。

 

　　具体研究中,Fougere and Merette(1999)构建一个可计算的重叠生成的OLG模型,以检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将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看做内生变量。通常情况下,一代人在年轻时投入大部分人力资本,在中年时投入物质资本。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模型具有内生增长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的估计会发生显著变化。人口老龄化会使实物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促使家庭增加对后代投资人力资本,这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并显著减少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负面影响。Bils和Klenow(2000)在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将预期寿命引入模型,并提出预期寿命更长,工作时间越长,预期的教育回报率越高,最终家庭的教育投资会增加。Lorentzen et al(2006)在研究死亡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较高的死亡率使家庭对于孩子有预防性需求,当死亡率降低时,投资教育的回报率提高,原来的预防成本也可以节约下来增加教育投资,即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Fougereet al.(2009)创新了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对加拿大1971—2000年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了测算,发现要素回报率会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在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回报是未来工资收入的贴现金额,未来的年轻群体可能倾向于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虽然在老龄化早期,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但是当老龄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量熟练的、质量较高的劳动力会增加劳动供给,提高生产能力,减弱老龄化对经济的不良影响。Blackburn(2002)构建了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模型中父母是自利的,其对孩子的生育选择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基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他认为,随着生育成本的不断提高,父母必然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寿命的延长会提高人力资本的预期回报率,父母为了提高预期效用,会把有限的资源时间尽可能多地分配给教育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子代的产出水平,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更多保障。

 

　　3、混合偏好

 

　　除了被利他偏好或利己偏好一方支配之外,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个人利益与家庭责任之间权衡中,偏好是复合型的(Daatland et al.,2012)。Ehrlich等在研究中指出,父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于利己和利他双重动机,生育成本的增加使父母减少生育数量,生育率下降,逐渐老龄化,在这基础上父母会分配资源,让孩子获得比父辈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以获得最大化的效用,即老龄化会让父母提高自己孩子的质量,增加对孩子教育的投入。

 

　　三、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负效应

 

　　另一种观点指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变化正在挑战与老年支持相关的传统家庭功能。对老年人提供支持的需求增加,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满足养老需求可能优先于教育投资。如Pecchenino and Pollard(2002)在构建一个OLG模型研究税收政策、老龄化和经济的问题时发现,一方面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加重,更多的教育投资转为社会保障支出,老龄化对教育支出有挤出效应;另一方面,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退休后的生活将更长,理性行为人为保障自己晚年生活,工作阶段的储蓄会增加,从而减少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VanZon and Muysken(2001)将人力资本积累分为两个部分,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健康投资会对教育投资产生挤占效应。对健康投资的偏好增强,代际间替代弹性的下降,伴随贴现率的上升以及健康部门的效率低下都阻碍着经济增长。同时,他们指出过卫生部门的效率增长与教育投资同等重要,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卫生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

 

　　四、中国老龄化与家庭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文化上有“百善孝为先”的儒家思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代的时间照料和经济帮助,即以家庭养老为主(解垩,2014)。同时家庭也是教育投资的微观主体,需要在养老和教育两方面权衡。因此在中国,老龄化对于家庭中的教育投资影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着重研究。

 

　　认为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持消极态度的学者主要有邹至庄、毛毅和李超。具体研究中,邹至庄(2005)认为人口政策导致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提高。这不仅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还削弱了家庭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限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缩短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消费红利的时间。毛毅(2012)运用OLG模型对在中国家庭养老背景下老龄化对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随着老年人相对青年人的不断增多,家庭里的教育投资占总收入比不断下降,家庭养老支出占比增加。李超(2016)构建一个两时期的OLG模型,使用中国2010—2014年家庭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探究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他将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利己、利他、混合偏好纳入模型,发现随着家庭年龄结构不断老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比例相对降低,养老项目支出占比增加。其中,老龄化对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高收入家庭,影响最小的是低收入家庭。但从Lin(2016)用中国农村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支出并无太大影响。研究结果指出,老年人赡养支出和对子女的投资并无直接关系,而代际亲密程度对子女投资有显著的正效应,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决策主要基于利他偏好,而老龄化不会对其有显著影响。

 

　　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在中国,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有积极影响。已有部分文献基于中国的儒家文化、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外生、父代教育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共同决定人力资本基础上建立OLG模型,讨论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刘永平和陆铭(2008)在世代交叠模型的框架中加入计划生育和“养儿防老思想”,对储蓄率、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当孩子的数量受到限制,父母会尽量提高孩子的质量,人力投资增加,并最终出现高储蓄率、高教育投资的现象,并且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储蓄率的增长。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如果能提高教育部门的效率,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就能减弱老龄化带给经济的负向影响。瞿凌云(2013)同样是在计划生育和养儿防老背景下研究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但在数值模拟时选择与李永平、陆铭(2008)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认为,家庭教育投资率与抚养比呈倒U型关系,与生育率呈反比例关系。总的来说,低生育率带来的教育投资的提高与经济增长是短期的,长期的生育率持续降低,养老负担加重,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秀武和赵昕东(2018)建立OLG模型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借用中国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结构的老化使预期寿命延长,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上升,促进家庭教育投资上升。同时随着寿命延长健康投资的增加,健康投资会挤占教育投资和实物投资,对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

 

　　一些学者使用其他理论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郭熙保、郑琪泽(2015)在考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时,将生育率人为降低纳入统一增长模型中,发现生育率的降低会在家庭中产生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替代效应,从而对教育投资和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这也使中国提前享受“人口红利”,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但长期来看这会放大人口年龄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杨英和林焕荣(2016)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储蓄模型,分析老龄化与储蓄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探讨人口老龄化浪潮下如何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学者在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得出,家庭在人口转变的情况下进行理性预期,在同时考虑到整个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对劳动力的要求在逐年提高的情况下,会推迟子女开始工作的年龄,增加受教育的年限以及每年的教育支出,增加自身和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

 

　　实证上,郭剑雄(2005)对我国省级人均收入、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数据进行截面分析和时序分析,发现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秦雪征等(2018)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方法对中国的“Q-Q替代”进行识别。结果显示,在收入较低、信贷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人口数量的减少显著提高了子女的教育水平,即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的老龄化,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口质量水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的下降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逐渐减小,“数量-质量”替代很可能不再显著。Zhang(2006)使用中国微观家庭数据中双胞胎与单个孩子进行对比,发现单个孩子样本在校成绩、大学入学率等方面的表现较双胞胎样本更为优秀,表明孩子的质量和数量相互替代的存在。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计划生育带来的低生育率对于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的贡献不大。H.Liu(2013)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引入生育外生变化,研究了儿童数量对儿童素质的影响,通过提取CHNS中农村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孩子的数量对儿童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对支持孩子的质量-数量相互替代理论。此外,Q-Q效应在样本为男孩时更加显著,有显著的异质性。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只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原因之一,并且其对教育程度的影响是有限的。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正反两方面就人口老龄化对教育投资的影响进行综述,发现从投资动机的角度着手的学者大都认为,老龄化会让父母增加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投资,但另一些学者认为,从有限资源的角度来看,老龄化情况下健康投资会挤占家庭教育投资。还有部分学者在中国特殊政策和文化背景下展开研究,少数研究认为家庭养老负担重和低收入水平可能会对教育投资的增长具有不利影响,多数研究指出在生育率较低时家庭偏向提高教育投资,实证上学者们对中国老龄化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没有一致的结论。上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解问题多样的视角,利于人们更加充分、全面地理解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更合理地运用这些理论服务社会经济。

 

　　在政策难以大幅增加生育率,医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提高教育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成为减少老龄化带给经济负效应的有效方式。曾经的“人口数量红利”让中国获得发展优势,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现在必须让“人口质量红利”取代“人口数量红利”,从长远看,这才是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首先,必须要注意到城乡、区域、阶层不同时,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不同。中国必须更加重视对农村地区、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提高其教育投资水平,以缩小区域和阶层间的人力资本禀赋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其次,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可能对家庭教育投资有挤出效应。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快改革养老保障制度,做到家庭社会、企业共同养老,减轻家庭养老负担,激励家庭增加对子代的教育投资。最后,根据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相互替代,因此在二胎家庭可能出现教育投资占养育成本比例减少的情况时,政府应对此增加对二孩家庭的教育资助,平衡好养老支出和教育支出,减少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约束。只有人口质量不断提高,才能让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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