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论述(3)

　　可是，鲁迅的这些看法和态度，并没有得到林语堂的理解和认同。林语堂一方面认为自己当时之所以大力推崇幽默，是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的严肃之举，乃是寄悲愤于幽默。他说 :“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至于真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技巧和权舆事情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者。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使不致流为虚声夺人，空洞无物，而只是礼教云云的谬论 ;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亟须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中，我成为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一方面认为《论语》的成功足以证明中国读者完全可以接受幽默 ;而另一方面基于注重表现的、个人的、超功利的文学观，他始终坚信这种轻松愉悦的创作风格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以上二者的看法究竟孰是孰非，这里暂且不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林语堂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的确提出了一条有关国民性改造的颇为独特的思路，即向国人头脑中输入一种宽厚、从容、轻松又慈悲的西洋精神。
　　
　　三《、吾国吾民》成书期间来自左翼作家群的压力。
　　
　　1934年夏末，林语堂用英文创作完成了《吾国吾民》一书。翌年9月，这部书在美国出版后一炮而红。因为此书包含了大量论述中国国民性的内容，因而历来被研究者们视为论证林语堂国民性思想的重要材料。
　　
　　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用这部书来讨论林氏的国民性问题时，首先应当加以必要的辨析。因为毕竟无论从这部书的内容，还是从其写作意图（即面向美国读者，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来看，它都与意在改善本国国民精神的“国民性改造”命题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用它讨论林氏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比如如何以中西对比和辩证的眼光看中国的国民性特点，对其既有肯定，又有批评等尚可，但用它来阐释林氏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思考却实在有些牵强。
　　
　　不过，笔者认为，适当考察这部书的创作语境，尤其是注意当时林语堂与左翼作家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领会前文所指出的，他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的独特之处，能够起到辅助作用。如前所述，1933年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和《“论语一年”》中批评过林语堂。其实，当年鲁迅批评他的文章不止这三篇，还有《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小品文的危机》等。到了1934年4月当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开始提倡闲适、性灵小品后，鲁迅与他之间更是产生了根本分歧。林语堂本想通过发表周作人的自寿诗以及唱和之作，使《人间世》能够如《论语》一样引起轰动，吸引更多的读者，结果没想到却反而招来一片嘘声。眼看出师不利，他便寄信给鲁迅寻求支持，可是鲁迅却在回信中直言对这份刊物的反对。此后，鲁迅不仅没有投稿给《人间世》，还于1934年9月支持左翼作家创办以抵制论语派为己任的刊物《太白》。如此一来，林语堂所遭受的沉重打击可想而知。而此时正值《吾国吾民》这本书的酝酿和写作期，因而完全可以推想，这势必会影响到此书的创作以及他对国民性的思考。事实上，鲁迅和左翼作家群对他的猛烈批评，也的确加深了林语堂对“改良人生”的文学观的反感和抵触情绪，使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那种注重表现和个性的、超功利的文学观念以及对幽默精神的推崇。
　　
　　综上可见，林语堂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确有其独特的一面。他早年对幽默精神的大力倡导，从客观上看也是一种改良国民精神的尝试。可以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林氏的这份经验，对于当下我们民族品格的塑造仍具有启示意义。